中国要求36间外国航空公司改变台湾、香港、澳门的称谓，以明示该三地属于中国领土，近日被美国批评，指斥这是「奥威尔式废话」。
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向来实话实说，「奥威尔废话」其实是指他笔下名著《1984》的理想世界中名不符实的种种荒诞现象。「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等不知所谓的言辞，最能形容这个价值混淆、是非不分的「理想世界」。
奥威尔的讽刺笔触，目的不单是点出世情的滑稽荒诞，更在于揭露执政者的言不由衷，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放眼中国，「奥威尔式废话」又岂只是废话，更是误导众生，把人血当胭脂，为惊世悲剧涂上美丽的外观。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政治报告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正是又一个完美的例子。
幸勿误会，「全面依法治国」不是迈向法治的初始阶段。虽然十多年前，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便提出先行「依法治国」，再假以十年，中国便走向法治，但这个伟大诺言不提已久，早已消失于无形。到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以来，提法改为「全面依法治国」，实际上法治不进反退，甚至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五年来，北京推行不少新法规，如2014年《反间谍法》、2015年《反恐怖主义法》及《国家安全法》、2016年《网络安全法》、2017年《国家情报法》等等，目的是不断扩张公权力，而执法者却不受法律监督，大可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以维持政权的权威和稳定。
同时，北京又通过新法律对付与外国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由2016年《慈善法》到今年一月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都是可通过严格执法，甚至以侵犯人权的手法，把非政府组织完全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中。
这一切都以法律之名行事。可见「全面依法治国」，不外是一党专政又一工具，即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执法，严厉制裁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领导，甚至异议声音和依法维权也不例外，一律依法对付，以确保政权安全。
因此，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目的亦重点转移，由限制执政者权力、保障人权到建立宪政法治，变成压制反对意见、严防公民权利和规限公民社会，以确保一党专政千秋万代，从而造福万民。换言之，法律是用来保障执政者的绝对权力，至于如何防范权力滥用，制衡执政者，法律就鞭长莫及，只能靠党核心的英明领导了。
同样美丽的言词可见诸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说法大方得体，字字珠玑，现实却是另一回事。所谓「科学立法」，即在政府按其需要认定的重点领域，由执政者全权控制的立法机关加强立法，当然包括上述国家权力不受监管的国家安全法律；「严格执法」便是执行严苛法规对付北京认定的任何挑战，宁枉毋纵，绝不手软。例如2015年7月以来，当局严厉对付维权律师和人士，手段层出不穷，由强迫失踪、非法拘留、暴力袭击、酷刑，以至干预工作、吊销牌照、滋扰日常生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至于「公正司法」，当然是指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委指导法庭的审判决定，以保证法律和判决反映党的意志和利益，便称得上司法公正；而「全民守法」，不单是遵守法律，更是接受党的领导，从而也接受党在立法、执法、司法的一切决定。简单来说，当法律代表党的意志，不守法不仅是违反法规，更是抗拒党的领导，那就罪大恶极了。
总言之，「科学立法」等同领导立法，民众只有听从，「严格执法」就是政治挂帅，宁枉毋纵，「公正司法」等同执行党意，不容司法独立，而「全民守法」就是绝对服从，不得抗命。在美丽的修辞背后，「全面依法治国」并不是惹人发笑的「奥威尔式废话」，而是对人权法治的一道夺命恶咒。
原文链接：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tym/com-05242018074824.html?encoding=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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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中国「奥威尔式废话」是人权法治的夺命恶咒
中国要求36间外国航空公司改变台湾、香港、澳门的称谓，以明示该三地属于中国领土，近日被美国批评，指斥这是「奥威尔式废话」。
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向来实话实说，「奥威尔废话」其实是指他笔下名著《1984》的理想世界中名不符实的种种荒诞现象。「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等不知所谓的言辞，最能形容这个价值混淆、是非不分的「理想世界」。
奥威尔的讽刺笔触，目的不单是点出世情的滑稽荒诞，更在于揭露执政者的言不由衷，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实。放眼中国，「奥威尔式废话」又岂只是废话，更是误导众生，把人血当胭脂，为惊世悲剧涂上美丽的外观。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政治报告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正是又一个完美的例子。
幸勿误会，「全面依法治国」不是迈向法治的初始阶段。虽然十多年前，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便提出先行「依法治国」，再假以十年，中国便走向法治，但这个伟大诺言不提已久，早已消失于无形。到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以来，提法改为「全面依法治国」，实际上法治不进反退，甚至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五年来，北京推行不少新法规，如2014年《反间谍法》、2015年《反恐怖主义法》及《国家安全法》、2016年《网络安全法》、2017年《国家情报法》等等，目的是不断扩张公权力，而执法者却不受法律监督，大可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以维持政权的权威和稳定。
同时，北京又通过新法律对付与外国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由2016年《慈善法》到今年一月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都是可通过严格执法，甚至以侵犯人权的手法，把非政府组织完全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中。
这一切都以法律之名行事。可见「全面依法治国」，不外是一党专政又一工具，即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执法，严厉制裁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领导，甚至异议声音和依法维权也不例外，一律依法对付，以确保政权安全。
因此，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目的亦重点转移，由限制执政者权力、保障人权到建立宪政法治，变成压制反对意见、严防公民权利和规限公民社会，以确保一党专政千秋万代，从而造福万民。换言之，法律是用来保障执政者的绝对权力，至于如何防范权力滥用，制衡执政者，法律就鞭长莫及，只能靠党核心的英明领导了。
同样美丽的言词可见诸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说法大方得体，字字珠玑，现实却是另一回事。所谓「科学立法」，即在政府按其需要认定的重点领域，由执政者全权控制的立法机关加强立法，当然包括上述国家权力不受监管的国家安全法律；「严格执法」便是执行严苛法规对付北京认定的任何挑战，宁枉毋纵，绝不手软。例如2015年7月以来，当局严厉对付维权律师和人士，手段层出不穷，由强迫失踪、非法拘留、暴力袭击、酷刑，以至干预工作、吊销牌照、滋扰日常生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至于「公正司法」，当然是指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委指导法庭的审判决定，以保证法律和判决反映党的意志和利益，便称得上司法公正；而「全民守法」，不单是遵守法律，更是接受党的领导，从而也接受党在立法、执法、司法的一切决定。简单来说，当法律代表党的意志，不守法不仅是违反法规，更是抗拒党的领导，那就罪大恶极了。
总言之，「科学立法」等同领导立法，民众只有听从，「严格执法」就是政治挂帅，宁枉毋纵，「公正司法」等同执行党意，不容司法独立，而「全民守法」就是绝对服从，不得抗命。在美丽的修辞背后，「全面依法治国」并不是惹人发笑的「奥威尔式废话」，而是对人权法治的一道夺命恶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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