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毕康：非暴力抗争的机制和方法

我只是声称，我的每一个试验加深了我如下的信念：非暴力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大力量。

──M‧K‧甘地

大陆正在进入“权利意识觉醒”时代，各地的权利运动方兴未艾。在这个背景下，探讨非暴力抗争的机制和方法，无疑是具有意义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的展开要结合本土资源和现实语境，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不断积累公民资源，并赢得社会基础才是至为关键的。

不论选择何种途径，使一个社会从独裁转向民主是困难的，尤其是在极权体制下进行民主制度变革。如果反对派运动选择战略性非暴力这个途径，就需要考虑非暴力斗争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或机制，去产生所期望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转变。夏普博士列举了四种〝改变权力关系的机制〞，即改变观点、和解、强迫和瓦解。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框架，用来观察有关权力关系变化动态的信息。这几类非暴力行动，也可用来作为促进变革或评价过去非暴力行动或运动效果的方法。

本文还介绍了非暴力行动的概括分类：抗议和劝说、不合作、干预。吉恩‧夏普列举的198种方法。

机制

要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就必须把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理论转变成实践。在思想转变为行动时，重要的是反对派选择什么样的机制或程序来影响统治者的态度和行为。这个决策又会进而影响选择哪些方法来达到所期望的、人民和他们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变。

改变观点

为了引起变革而用来对付一个对手的不同机制或程序，表述了非暴力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不同强烈程度。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能够说服当局，采纳斗争者群体提出的某项建议或要求，对当局是有利的。对于斗争者群体来说，改变观点这种机制有许多好处。当局承认变革意图的正当性，能够增加反对派领导人的信誉和合法性，减少同国家直接对抗的潜在风险，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能够保存资源，用于冲突的后期。然而，这一机制通常涉及较低压力的行动，用来对付极端专制的政权时往往显得不足。尽管如此，恰当地选择争论点及其提出方式，用于对付甚至非常残暴的政权偶尔也曾获得成功。

用改变观点对付军事独裁制度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缅甸。它涉及在公立小学里教英语的问题。在1962年军事接管以后，奈温将军决定：英语令人想起缅甸的殖民地历史。他宣布小学不再教授英语。当时，大多数缅甸人通行讲英语作为方便的第二语言。有些观察家也暗示这种转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使人民同外国思想和影响相隔离，剥夺学英语的机会只是当时实行的严厉审查制度法律的延伸。对大学里的英语授课也施加了限制。二十多年以后，当局明白了这种形式的审查制度有重大的经济后果。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不能用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沟通，外国投资者不愿在这样的地方开办工厂。大学生不再能大量被西方的研究生院接纳。仰光医学院毕业生不再能在外国开业，甚至不再被接受到国外进行专门领域的学习。在企业界和民主派活动分子多年提倡让人们有更多机会学习英语以后，当局软化了，因为它认识到让步对它本身有利。

考虑到战略性非暴力斗争打击的是权力的资源，针对一个政权的支柱而进行的改变观点的努力是能奏效的。在此过程中，第一步要保证让作为对象的组织和机构的成员了解到，他们个人并不是〝人民的敌人〞，而且实际上，他们会作为民主社会里的成员受到欢迎、理解和尊重。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作为对象的机构成员会比较容易接受关于需要政治变革的信息以及以后参与具体行动的号召。

改变观点是扩大和加强亲民主势力的主要机制。关于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非暴力行动的新闻，以及巧妙地运用宣传来对比民主和专制政权下的生活，都有助于改变观点的努力。例如，有关示威、罢工、抵制和其它形式的抗议的新闻报导，都会影响公众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应当向公众展示出一个〝未来的远景〞以及如何能达到那个远景的概念。

改变观点的努力的最强大力量也许是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公开反对压迫的勇敢行动，能消除人们心目中视非暴力抗议者为胆小鬼的那种陈旧观念。勇气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不论这种勇气是士兵在战场上，还是非暴力战士面对暴政时表现出来的。在有些情况下，反对派团体的成员所承受的苦难，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态度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勇气并不总是以个人为了事业所流的血来衡量。愿意勇对某个行动的后果，是衡量勇气的真正尺度。例如，1776年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表现了反抗英国国王的很大勇气，同样，1950和1960年代为结束种族隔离而参加〝静坐〞的民权活动分子也是如此。这两个反抗行动都曾促使公众认真思考：斗争的支持者愿意冒重大危险去实现的目标的合理性。

和解

有时候，一个政权会容纳民主势力的某个请求或要求。这不是出于尊重或礼貌，而是因为政府可能想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影响外国政府的态度，给公民留下政府关怀人民福利的印象，或者在反对派能够利用某个争端以前了结这个争端。这个政权并没有受到强迫，而是它判断它的利益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也不会因为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向反对派让步而被削弱。现实是这个政权对绝对权力的控制已经被削弱了，它对可能激发公众对政府不满的一些问题已经敏感。新闻里常有专制政府作出这类和解的报导。仰光的军事政权和共产中国的领导人在外国要人来访时往往释放少数犯人，一部份是为了适应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以色列政府经常作出象征性姿态，来适应美国政府以人道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要求。政府选择作和解处理的这些争端，大多被它们看作是恼人的，即使答应了也不会威胁它们对权力的控制。换句话说，它们可以作这样的决定，而只有很少看得到的风险。

政府向反对派团体提出和解的近例，包括从象征性姿态一直到貌似自由的选举。例如，1988年，为了回应公众对立陶宛共产党政权日益增长的抗议，该国最高苏维埃指望通过接纳民主运动的要求修改宪法，以便给立陶宛语言官方语言地位和准许在一个历史遗迹升国旗，来缓解紧张局势。到那时，在〝联合委员会〞、〝改革运动组织(Sajudis，萨尤迪斯)〞和其它支持团体领导下的民主运动，已经如此广泛和强大，政权方面仅仅象征性的和解已不能令人满意了。结果，反对派提高了它作为民主改革力量的信誉。

2002年，萨达姆‧侯赛因决定允许一个宗教仪式，是和解的又一现代例子。尽管萨达姆‧侯赛因绝对控制了伊拉克社会，他仍然同意了什叶派信众的要求，让成千的人游行到巴格达郊区的一个宗教圣地。侯赛因可以拒绝那个要求，他肯定有足够的军队和警察来执行这样一个禁令，但他手软了，可能是希望避免又一次点燃对他的统治的公开和激烈的反对。

勉强接受自由选举的呼吁，是一个政权所能提供的最极端的和解之一，然而这种选举的诚信几乎总是遭到损害。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专制政权在其境内允许〝自由〞选举的例子很多。

1990年缅甸的选举显示，政府如何暗中策划人民选择的结果。缅甸的奈温将军在下台以前，他最后的官方举动之一是呼吁多党选举。在他1988年7月退休前几个月以来，一直有示威要求政治变革，包括多党选举。奈温考虑到，多党选举如果不能消除对独裁统治的公开反对，至少能减少这种反对。既然他的政权已经证明有能力操纵选举，他感到在一个反对派无可救药地分裂的选举里，他可以保证得到投票箱的胜利。

当一些团体选择可能取得和解的争议点时，重要的是如果得到和解的话，它的用词应当让统治者在公众眼里〝显得有颜面〞。与此同时，公众应当了解，当局的和解反映了非暴力运动力量的增长，而且改善社会的变革不一定要导致流血。〝改变观点〞和〝和解〞的累积效果，增强了社会的力量并为社会采取更强的行动做好准备。

专制政权常用选举来容纳反对派对政治变革的要求。遗憾的是，对于公众来说，反对派领袖往往天真地假设选举会是自由和公平的，而且公众能经受政府的恐吓，或者国际观察员能保证计票过程的诚信度。2000年在塞尔维亚和2002年在津巴布韦的选举，就是被操控的选举得到不同选举结果的例子。

在塞尔维亚，政治反对派建立了一套从投票箱直到贝尔格莱德选举中心办公室的选举监督系统。他们有一个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鼓励投票〞竞选队伍。还有一个如果政府企图在选举中舞弊，就采取的行动计划。反对派及早报告从计票站得到的选举结果，反映民主派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正式结果汇总以前就公布了选举结果。当政府透露说，根据政府的计票，反对派没有赢，人民就走上街道宣告他们的胜利，群众示威遍及整个塞尔维亚。这些示威最后以向议会进军达到高潮。准备工作做得如此充份，以至在新政府宣布成立并就职时警察和军队都没有干预。

2002年3月津巴布韦的选举结果就大不相同。在津巴布韦，反对派〝民主改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MDC)围绕一个〝鼓励投票〞竞选运动和国际上要求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压力，制定了战略。他们很少注意制定一个〝B方案〞，一旦在职的罗伯特‧穆加贝窃取选举时就执行。然而，早有迹象表明，穆加贝根本不打算放弃权力。他以食物和薪金为允诺，组织了年青的民兵，用棍棒和刀武装起来，指示他们去攻打反对党的工作人员。民主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和被怀疑想投穆加贝反对票的人，受到殴打和恐吓。民主改革运动的总统候选人以叛国罪名被捕。警察和情报人员卷入对公众的恐吓。甚至在选举日，有报导说，在国际观察员眼皮底下，排队等候投票的公民被殴打。来自某些欧洲国家的观察员被驱逐出境。在选举日，投票站被转移。这是政府的一个策略，使选民不知道该在哪里投票。在计票时，数以千计的选票下落不明。穆加贝宣告了胜利。由于没有详细的计划或能力去坚持实行人民选举的授权，民主改革运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宣称选举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而要求重新选举。没有任何保证新的选举会有不同结果。

这里的教训是：对执政者来说选举太重要，不能输掉，因为失败就意味着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失去合法性。同理，对民主反对派来说选举也太重要，不能输掉。应当做好准备，保证公众准备在投票箱验证他们的投票，而且有周密计划的措施，挫败政府操控选举结果的企图。

强迫

〝改变观点〞和〝和解〞允许压迫者选择接受或拒绝非暴力反对派的请求或要求，而不会有或很少有立即的后果。可是，〝强迫〞能迫使当局屈服于向其提出的要求。到了强迫能够奏效的那一点，一个政权的权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反对派团体需要懂得，过早地企图强迫，可能削弱他们自己在公众眼里的诚信度。只有在慎密计划和对成功的可能性进行客观分析以后，才能提出挑战暴虐政府生死存亡的强迫性要求。如果不能保证强制对方接受所提出的要求，就必须考虑推迟或换一个方式提出要求。

政党和学生团体有时提出无法坚持实行的〝要求〞。比较妥善的做法是：让当局知道组织的目标，而只有在动员了公众去发展本团体制定战略计划的能力和削弱政权的权力资源以后，才把这些目标变成具体要求。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要求〞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那么政府拒绝该要求的话，用什么来制裁它？

强迫，当反对派的要求在违背政府意愿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时，是成功的。在2000年10月塞尔维亚选举的例子里，当米洛塞维奇政府宣布需要进行第二轮选举的同时，反对派团体已经宣告选举胜利。预见到政府会在选举中舞弊，在选举前就完成了通过战略性非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详尽计划。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走向议会大厦并占领了它，决定性地剥夺了独裁者的权力。米洛塞维奇没有能力反对他的被驱逐。他的主要支柱已经蒸发。警察拒绝守护为了阻止抗议的民众进入贝尔格莱德所设置的路障。军队也拒绝为米洛塞维奇进行干预，理由是选举是一个政治事务，不需要军事干预。撤除这两个支柱，是几个月来密集努力的结果，使军队、警察和政府成员相信民主变革不会减少他们的重要性，或导致他们的领导层被清洗。米洛塞维奇很快就意识到他的权力已经丧失殆尽。

虽然有实例证明反对派团体以非暴力强迫的威胁能够取得胜利，但只有威胁而没有可信的行动能力，反而会损害一个运动。2002年在津巴布韦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两次号召举行总罢工都没有实现。只有经过几个月的计划和协调以后，才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罢工。企图强迫，而没有实施所威胁要实行的制裁的能力，会使民主斗争失去势头；公众的积极支持会减少；国际上的支持者也会怀疑运动的生命力。在计划和执行重大非暴力战役时，必须考察对能力的评估，才能避免运动发生这样的不利后果。

瓦解

如前所述，反对派有能力强迫统治者，反映了权力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重新分布。一旦反对派意识到权力的天平已经向自己这方面倾斜，就应当使用不合作和干预等比较强力的方法，在更广大的战线上向政权发起进攻。如果持续这类攻击，政权就会瓦解，因为维持其统治所需的权力资源已不复存在。

如果反对派认为有必要使政府瓦解，那就不能减少非暴力行动的强度和广度，直到政府垮台为止。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反对派势头的减弱，可能使政府有机会重新坚持其权力。如同军事战役里当敌方防线的连续性遭到突破，敌人企图撤退时所出现的〝扩大战果，乘胜追击〞阶段一样，必须以最大的强度，并愿意冒更大的风险，继续进攻，使战役尽早结束。一个军队没有战略计划，就可能无法迅速反应和增加突破口的兵力。非暴力斗争也是如此。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

非暴力的行动支持并反映非暴力变革的机制。反对派针对其对手所能使用的非暴力行动的方法有很多，并且有不同种类。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一书中，吉恩‧夏普列举了几乎200种方法。他还指出，这个清单不是详尽无遗的。实际上，他鼓励人们创造性地思维，对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法。

以非暴力行动反对暴政，往往会遭到暴力报复。必须预料到会有殴打、拷问、监禁及其它制裁（暴力的、经济的、社会的）。然而，当政府以这种方式反应时，反对派往往可以广为宣传这些行径，以加强公众对民主运动的支持，通过揭露政府的残暴和置疑其合法性来削弱它。过去一个世纪的一些运动中，拘捕和监禁被视为光荣的印记。

选择什么非暴力行动方法为恰当，取决于用它要达到什么目标。有时候，一个运动或一些组织可能根据某种偏好或已知的能力选择某个方法，然后可能，也可能不，为这个非暴力行动选择一个目标。这种做法〝本末倒置〞。理想的情况下，应当先考察目标，然后查看方法的菜单，选择提供有利于实现战略和战术目标的适当手段的那些方法。为了方便思考，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抗议和劝说、不合作、干预。

抗议和劝说

抗议和试图劝说的行为向政府提出一个信号，表明亲民主的力量对政府的某些作为和政策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和异议。这些抗议的意图主要是象征性的。此外，这些行为也让公众知道，非暴力的反对派运动正在挑战政府滥用权力的某些具体行为。虽然，非暴力抗议和试图劝说的行为可以有利地运用于战略性非暴力运动的任何阶段，但它们通常是在斗争的早期，甚至是公开创始时引用。

不论选择什么方式的抗议和劝说，这些行为应当得到广泛的媒体报导。示威和抗议信如果没有人知道，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在1960年代的越南，吸引全世界注意的一个抗议和劝说的惊人例子，是几位和尚为抗议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而自焚。这些自杀行为确实让许多人思考，为什么一个人会经受如此痛苦的死亡作为政治抗议的手段。这一牺牲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者邀请了国际新闻单位来报导和拍摄这个事件。

这些方法并不构成对对手的权力资源的直接攻击，而是一些间接攻击，旨在把政府的行动揭露在公众面前，表达对这些行动的异议，并试图劝说政府和其它人需要变革。非暴力斗争远远不只是表达不满。

不合作

不合作是反对派运动可以运用的最有力的一类非暴力方法。在战略范围内机智地选择和计划这一类行动，会增强去除政府权力资源的可能性。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可以攻击政府的权力资源（即权威、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物质资源、无形因素、制裁）。任何政府，没有人民的合作就无法生存。不合作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人民，不再帮助政府压迫公民。〞其目标是让政府难以运作。当所选择的行动支持非暴力的战略，而且是精心策划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时候，不合作的影响最大。

与针对政府的支柱所进行的国内的不合作战役相结合，还应当致力于争取国际的支持，实施以取消合作为重点的制裁。在国际层面上以及国内的不合作，有助于政治变革的支持者。取消国际上对政府的支持的手段包括：劝阻或禁止投资或进口，在国际论坛上反对该政权的政策，限制官员申请签证，限制本国公民到暴政所在国旅行，将外援局限于非政府组织所管理的、直接用于人道需要的项目。

社会性不合作

国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实行社会性不合作。避免与指定的政府成员有社会性来往，对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说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社会名流可以停止邀请政府官员参加社会性集会，拒绝参加政府资助的和预期有官员在场的私人社会活动。可以从邻居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社会性集会的邀请名单上，除去政府官员的孩子和其它亲戚的名字。家长可以不让孩子同政府官员的孩子见面或交友。回避社交活动能传递这样的信息：人们不能容忍那些支持政府的人。但是，这种回避应当审慎和精确地使用。如果用得不当，它会干扰正在进行的，把政府的支持者引向反对派阵营的努力。可以抵制给当局增添光彩的社会活动和体育比赛。甚至穿着令政府不悦的衣服也是一个不合作行为。被选为不合作目标的那些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类不合作所传递的信息。

在美洲处于殖民主义的时期，麻萨诸塞州的总督有一次埋怨说，尽管他代表英国国王，他却只是一个囚徒。没有人服从他，当地的民兵不理他，人们无视他的命令和指示，教堂的成员也躲避他。

经济性不合作

所有的政府，都需要有收入才能提供人们要求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基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一种方法，经济性不合作旨在通过破坏或减少对政府支持者的经济刺激，来攻击对政府的支持。为了购买执行政策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需要有资金。通过减少或拒绝提供必要的资金，经济性不合作能够损害政府保持其支持者的效忠的能力。

拒付或少付税（〝避税〞）是经济性不合作的一个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消费者抵制能给政府提供收入的产品或服务；举行有助于造成经济不稳定的罢工；挤兑银行存款从而引起国际投资者不能不顾的金融危机。此外，有时能劝说国际公司、行业协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拒绝同指定的政府进行经济合作，从而进一步削弱政府的经济健康状况。经济不稳定不仅导致政府支柱的削弱，它还分散了和限制了政府反击反对派的政治性不合作的努力──这对非暴力斗争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在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跟踪政府进出的硬通货流动很重要。其目的是找出这一路上有哪些点容易受经济不合作方法的攻击。在有些情况下，硬通货来源于自然资源的销售，还有由于劳动力低廉而出售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出口，运用经济性不合作方法最有效的对象是在出售地，而对政府进口来说，最易受攻击的是在商品的产地。

政治性不合作

针对一个政府的任何和一切不合作行为，作为战略性非暴力运动的一部份，都带有〝政治〞性。不过，吉恩‧夏普还是在他的〝198种非暴力行动〞中，列举了38种具体的政治性不合作行为。这些行动主要旨在拒绝权威，即一个政府或一个占领国的权力的主要来源。政治性不合作的一个附带好处是，它同时有助于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民间组织能取得经验和增强它们对政府采取行动的能力的信心，不论是单独行动或是与其它志趣相同的团体共同行动。

政治性不合作是对政府的直接攻击。可以利用声明、宣言、以及拒绝政府自认的权威从而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的其它文件，使公众相信政府无权行使其权力。在这些抗议行为以后，再继之以抵制政府机构，公务员怠工，和一般公众有无数机会实行的公民不服从。如果广泛而坚持不懈地实行，就能使一个专制政府的权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

干预

干预的行为，就是其意图或效果是破坏既定的行为模式、政策或机构的那些非暴力行动。这些行为也可能有创建新的行为模式、关系，甚至新的机构的效果。由于这些方法比较直接地挑战现状，它们对当前的争端提供比较立竿见影的能见度，对权威的比较直接的挑战，以及比较迅速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旨在抗议和不合作的行为相比，干预的行为也可能导致更快的和更严厉的镇压。

美国最近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第三方的干预能如何有效地改变既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在美国的民权运动期间，在午餐柜台前的静坐就是能见度很高而且很有效的行动，直接攻击并迅速终止了餐馆里的种族歧视。而且，这些运动还带来了促使立法解决更广义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必要的能见度和迫切感。这些行动发生以来，已经过去数十年，人们有时忘记了在静坐时曾经发生的暴力。静坐引起无数殴打事件、放出警犬及其它暴力行为。当局往往施加的这种暴力，引发了政治柔术，即对和平抗议者施以暴力的权力刺激了更加强大的正义力量去反对种族歧视（政治柔术简短定义为〝在为改变权力对比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中可能起作用的一个特殊过程。在政治柔术中，对手针对非暴力抵抗者所采用的暴力镇压造成的反感，转而在政治上对对手不利，从而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同时增强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

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站在人民这一方的正义力量不一定是全国的政府，而是可能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增援。

2002年12月国际和平部队被派往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是国际干预的一个例子。他们的任务是陪同人权观察员和人道援助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遭到反对改变亚齐省政治地位的人暴力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这些国际观察员的在场，也制止了那些主张自治或独立的团体的成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局实行暴力。国际干预的又一个例子是用外国人做非暴力保镖，保护巴勒斯坦农民和其它平民不受以色列移民和以色列国防部队的攻击。

干预的行为能削弱政权的支柱，也可能加速这些支柱的崩溃。有了一个慎密考虑的战略，就能够迅速调整支持计划，去利用眼前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预见到会有需要调整的战略和计划，势头就可能减弱。而势头的这种减弱使对手有时间反应和重新组合。反之，如果政府的机构感觉到干预者的行为直接威胁它们的生存，它们的成员就很可能会团结在领袖周围而准备〝殊死搏斗〞。为了减少政府支持者受围困心理影响的这种可能风险或其冲击，应当考虑并及早实施一个以这些权力资源为对象的宣传活动。

2017-10-31

本文编写参考书籍：

《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 罗伯特‧赫尔维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