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三名年轻的亲民主活动人士六到八个月的监禁，让他们成为一些人称之为自从香港主权20年前回归中国以来，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首批政治犯。
周二，香港最高法院表示将听取他们的上诉。在上诉结果出来前，这三人——21岁的黄之锋、27岁的周永康，和24岁的罗冠聪——目前都保释在外。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被判入狱意味着他们的学习或崭露头角的职业生涯将失去一段时间，被判刑对他们的未来也是的一个污点。
但他们被判入狱也让他们的父母重负，他们的父母经受了看到儿子被铐上带走的痛苦。在罕见的采访中，这三人的父母讲述了看到自己的儿子成长为争取自由选举抗议运动领袖的心碎和自豪。
他们还描述了设法解决在职业选择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与自己孩子发生的分歧，凸显了在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确定自身未来的奋斗中存在的让香港人产生分歧的代沟。
‘忏悔他的罪’
黄伟明(Roger Wong)曾几次看到儿子黄之锋在政治抗议活动中被逮捕，看到儿子被害怕北京不高兴的国家禁止入境，甚至还看到过儿子遭陌生人袭击。有一次，儿子回家时一只眼眶青肿，还有一次，他的头发里有碎鸡蛋。
尽管如此，当儿子在8月份一个寂静的早晨，在门口停下来吻了他一下时，黄伟明的心情仍非常沉重。那天，法院判处黄之锋六个月的监禁，罪名是非法集会，这与他17岁时领导了后来被称为“雨伞革命”的2014年的示威活动有关。
“他好久之前，小时候才会，”黄伟明说，他今年53岁，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人士，现在在家中进行网上交易。
黄之锋是三名被监禁的活动人士中最年轻的，他在那次抗议活动中曾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甚至成了Netflix的纪录片《黄之锋：与超级大国对阵的少年》(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的主角。
但黄伟明说，他每天醒来时都准备好会看到更多的坏消息。为了避免遭人侧目或来自陌生人的过分称赞，他和操持家务的妻子格雷丝·吴(Grace Ng)已不再在公开场合提儿子的名字，就连他们在谈论儿子时也不提。
黄伟明说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最糟糕的关注来自其他的信徒。“最大压力反而来自基督徒，很多都无故走过来为我儿子认罪祷告。”他说，并补充说，这种说法出自他珍惜的朋友。
黄伟明说，他支持儿子参加的亲民主活动，他说，黄之锋成长的宗教背景让他学会了使命感。
黄伟明说，其实，儿子也曾是一名直言不讳的基督徒，但现在已不再公开阐述自己的宗教观点。父子俩对信仰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问题有分歧，这也是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
他两人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香港不允许同性婚姻。虽然儿子支持同性婚姻，但黄伟明曾组织过抗议同性婚姻的活动，他还曾呼吁搬走香港的两个涂着彩虹的狮子雕塑，它们是为支持LGBT权利建造的。
即使到现在，那次冲突也许仍很伤感情。当被问及他们的争议时，黄伟明威胁要结束采访。
他更喜欢谈另一个时刻。儿子与他和他的妻子吻别时，还向他们道了歉。“他说，不好意思，给你这么大压力，”黄伟明回忆儿子这样说。
‘像你这样自私的人’
海伦·魏(Helen Ngai)对儿子周永康寄予厚望。在帮助建立了一个兴旺的家族企业之后，她希望她的孩子们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她有两个儿子，她希望大儿子周永康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今年秋天，他原本应该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
然而，他却进了监狱。
“我希望他沒有走这条路，”58岁的魏女士在香港一套装修豪华的公寓里接受采访时说，这套公寓是她和丈夫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纽约皇后区拥有的多处房产之一。
“我只不过是一個真的很自私的人，我只是顾着自己挣钱，”她说。“香港人很多都是自私的人，为什么要为他们付出呢？”
她说，当儿子在高中时志愿为学习不好的学生提供帮助时，她曾感到困惑。她无法理解儿子向她表示，住这么大的公寓让他内疚。她曾嘲笑他考虑去绿色和平组织工作，那份工作的年薪是38000美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
“够你吃，够你住？”她回忆自己曾这样挑问过儿子。
雨伞革命暴露出香港720万人口之间的代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在40岁以下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支持抗议者，而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批评者居多。
魏女士和她的丈夫西德尼·周(Sidney Chow)都属于上一辈的人。
“我跟他说，一定不能反对国家，不能反对党，因为始终我们是中国人，”魏女士说。
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这对夫妇的那种成功故事。他们服装业务的工厂遍布南亚。夫妇俩经常到河内、巴黎和纽约出差，频繁程度之高，魏女士说，她的儿子基本上是“由工人养大的”。
魏女士还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上赚了钱，从炒房中获得了不菲的利润。这使她与儿子发生争执，儿子指责她促进了工薪家庭房租的增长。
“就是你这些自私的人堵住社会，”她回忆儿子曾这样指责她。
“如果我不这样，你会有这么大间屋住吗？”魏女士反问道。
“我会宁愿住公屋，”儿子答道。
“所以我地（我们）对钱看得很淡，”她说。“所以他才唯一会喊公义公义，觉得点解人地咁慘（觉得为什么人们这么惨）。”
她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儿子时，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为了让她高兴起来，周永康说，进监狱让他有了一个新目标：为犯人和监狱雇员争取更好的条件。
她的悲伤变成了叹息。
“我叫他不要多事，不关他的事啊，”她说，“但他说他觉得不合理的事就要改良。”
‘他们总是先抓领导者’
抗议者冲击政府大楼的那天晚上，林素兰正在香港风景如画的港口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
她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时年21岁的罗冠聪是在他的大学宿舍里。
有人把电视打开时，她惊呆了，屏幕上竟然是儿子在那里召集示威者的场面。
“他拿起咪(话筒），我就知大件事了，”林女士说，她曾警告过儿子不要涉足政治。“他们要捉一定会先捉拿咪的。”
现年55岁的林女士说，她只是希望罗冠聪能专心学业。她出生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家境贫寒，1999年她带着三个儿子一起搬到了香港，希望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几乎完全是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把儿子们抚养大的，他们住的是公共住房，她靠做清洁工和打零工挣钱，供儿子们上学。
她与丈夫离婚时，最小的儿子罗冠聪还在上高中。在一次采访中，罗冠聪把自己的成长环境描述为“工人阶级”。
她说，尽管条件不好，但她一直努力让儿子们得到很多自由。
“我的期望就只是要他乖乖读书，不要吸食白粉，不要賭，都是最低的要求，”她说。
但是，她说，她第一次听到罗冠聪成为他所在大学一个民主团体的一名领导人时，她曾表示反对。
“我不过是想要安定，”她说。
“人人都这么自私，社会就不会改变，”她回忆自己的儿子曾这样回答。
她说她有另一个理由感到恐惧。她在中国大陆长大，看到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暴力。她担心，挑战权力的后果只会是受惩罚。
在雨伞革命的第一个夜晚，她说，她和亲戚们躲在一间旅馆房间里，担心得要命。
“他年轻，没有经验，又未经过大陆的倒來倒去，”林女士说。
在雨伞革命结束后的几年里，她的恐惧似乎得到了证实。
罗冠聪去年当选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后，她眼看着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宣布取消了儿子的议员资格，因为他在就职宣誓中插入了嘲笑的语言。她还看到法院向儿子宣布越来越严厉的判决，先是判他社区服务，后在今年8月，改判他八个月的监禁。
“他说，香港现在还跟大陆不同。我说，你迟一点再看看，他說不用怕，我就是怕。”林女士说。“现在一切手段都出来了。”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