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可以没有丰富的知识，也可以暂时经验不足，这些都可以弥补，但决不能没有良知。良知的养成，无法靠专业学习，靠政治学习也收效甚微。我不反对法官讲政治，相反，我认为法官需要讲政治。但什么是政治？我认为，良知是最大的政治。良知的养成，没有特别的诀窍，主要依赖于从小到大对高尚的追求，特别是早期的家庭教育，中期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我就要求我指导的研究生志存高远，追求卓越，博学笃志，勤奋钻研。国家也一直强调和注重对在职法官的培养教育工作，法官职业教育，除法律知识和司法技术外，也应以良知的培养为重要内容。
良知是对法院和法官实实在在的要求。从实质而言，良知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良心和正义，作出公正的裁判；从形式而言，良知要求法院和法官转变态度，树立服务型法院的理念，坚持程序中立。
服务型法院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盛行的一种司法理念，强调法院为社会提供服务，到法院打官司的当事人，是司法服务的利用者，是纳税人，而法院是提供司法服务的专门机构。这种理念需要大力倡导。法院应转变观念，以服务的态度面对当事人面对社会，努力建设服务型法院。法官应树立服务型理念，切实保障程序的参与性、对等性、及时性和终结性。法官应严格坚持程序中立，做到消极被动、居中裁判、毫无私心、不偏不倚、不与当事人单方接触。要做到程序中立是不容易的，但程序中立却是程序正义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服务型法院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
当然，对良知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视制度建设。缺乏制度性约束的良知是难以长久的。好的制度使坏人从善，坏的制度使好人作恶。良好的制度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而良知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制度设计永远存在漏洞，良知正是弥补一切法律漏洞的最好方式。因此，良知具有比制度约束更强大的力量。
良知对于法官的行为具有深刻、全面、实质性影响。法律永远不可能十分完备，司法永远存在利益衡量和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官的良知是保障司法裁判迈向正义的基本条件。哪怕法律再完备，倘若法官没有良知，裁判也很难实现公正。民众把自己的财产、声誉乃至生死都托付给法官来裁决，当然对法官的要求很高，期望法官有知识、有经验、有良知，希望法官的心里有杆秤。美国的卡多佐大法官说：“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意大利法学家克拉玛德雷在《程序与民主》一书中指出：“司法判决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后的法律。”这些话都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良知对于法官的重要性。
良知要求法官具有能够自我约束的职业道德。近年来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对法官队伍的侵蚀较为严重，少数法官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极少数法院领导干部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净化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应从提升法官职业道德抓起。为了及时和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规范法院工作人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公布了“五个严禁”的硬性规定。过去，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过类似于“五个严禁”的规定，但在实践中落实得不够好。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具有24小时自动接听功能的举报电话，随时接受包括案件当事人在内的广大群众对违反“五个严禁”行为的举报。这是决心和信心的体现。希望这次“五个严禁”的规定能够切实执行，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回复，适时向社会通报对违反“五个严禁”规定行为的查处情况，并给予举报人进一步申诉的机会，同时建议开通电子邮件和网络举报的方式。希望通过“五个严禁”规定的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职务行为，进一步严明法官的职业纪律，不断铲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提升法官的职业道德。
讨论良知，是因为它重要。做人要有良知，做法官更要有良知。法官在作出判断、利益衡量和自由裁量的司法过程中，应当遵从良知的指引，作出衡平的裁判。良知，是一个好法官最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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