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刘晓波的抵抗——从民主墙到互联网

刘晓波从出生到青少年经历毛时代集权制度的兴衰，独立思想始于挑战邓小平重塑集权制度的民主墙时期。自1978年起，刘晓波以文学和美学自我启明，实践和坚持批评自由。1989年，刘晓波放弃在海外安全发展的学术生涯，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实践公民抵抗。六四屠杀后，刘晓波将每一次牢狱经历自省为下一次继续抵抗的起点，揭示集权无所不在对人的塑造和异化，探索何以超越专制循环，摆脱人被奴役的状态。刘晓波的抵抗与民间纸媒出版和互联网传播密切相关，他实践的结社和集会权利旨在建立自主和独立的民间社区。

刘晓波抵抗之始，是在大规模人祸结束的后毛时代，民主墙的出现导致了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重塑新集权延续党天下的政治制度，经济上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的控制采用防微杜渐的高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比重大幅增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投资，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与中国的官产学媒觥筹交错、利益交换，公享全球霸权和特权。

在江泽民后期和胡温时代，再次出狱的刘晓波借助互联网实践言论、集会和结社权利，被判十一年徒刑，诗人和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在习近平声称打通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后三十年的时代，刘晓波是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全球媒体直播下被中共谋杀、毁尸、并销毁证据，刘霞的自由被完全剥夺，身心备受摧残。如何对待刘晓波的遗产、刘霞的命运如何，标记着这个世界的走向。

刘晓波的生命实践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阿伦特所指抵抗的对象是帝国包括纳粹帝国以及苏维埃式的集权。而中共打通的毛邓集权也正是纳粹和苏联模式的混合体，其更大的背景是当下帝国主导的全面聚合权力和资本的全球化。刘晓波为这个动荡的世界留下了最重要的抵抗遗产。

实践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刘晓波参与《赤子心》文学期刊的写作和编辑，积累了以杂志创造公共空间的经验。他和同道写作者以文学为起点和支点，认识自我、揭示当下人的生存状态，探讨文学、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80中期和后期，刘晓波以美学探索和想象深化自我生命的意义，揭示知识人与体制的关系，实践批判自由，争取言论自由的空间。

1970年代末诗刊《赤子心》像当时其他高校的学生文学刊物，可以使用校系的油印机，刻板油印成刊，定期出版和组织相关活动，形成校园诗人、作家、文学青年的聚集空间。在一些刊物中经常刊载与官方风格不同的绘画与其作品呼应。这类刊物在高校之间相互邮寄与读者交流，形成了在中共检查制度之外的另类文学和话语，并生成公共场域。

1979年，十三个高校的学生文学刊物包括《赤子心》，共同创刊了新的刊物《这一代》。《这一代》 以“四五”运动作为一代人的标志，以反抗专制建构这一代的主体意识。[i]《这一代》实践跨地域结社，触犯中共控制社会最主要的禁忌，压制随着而来，导致这份季刊几乎腹死胎中，由于武汉大学办刊学生的坚持，首期终于以残缺版出刊和传播，这是民主墙时期跨地域结社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后来跨地域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和其它的跨地域民间组织或网络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校学生自办出版物与同时代的校外民主墙相呼应，形成可移动的活版印刷刊物。各地的民主墙更像是一本巨型杂志，汇集高校学生、城市工人、知识人所办杂志和其他社会阶层张贴的大字报，提供了社会各阶层的交流，共振互动的公共平台，直接挑战和绕过检查制度，成为民间自主集会的聚集地。各地民主墙作为连接点，构成了跨地域结社和集会的空间。

1979年底，中共全面镇压各地民主墙，高校也开始转入地方人大代表竞选，将民主墙的可移动民刊转变成为独立参选刊物。校园外民主墙参与者继续出版地下和半地下民刊，加之香港杂志和《中国之春》等海外刊物在大陆流传，可移动的民间出版和多渠道传播成为民间交流的主要公共场域。

1980年，中共开始整肃文艺届。许多文学刊物对寒冬的隐喻， 在更被禁锢中寻找自由表达，与被整肃的作品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和《太阳与人》之间言说共振。《赤子心》的表达形式愈趋多样，其中刘晓波的作品更集中探索独立人格和自我担当。[ii]

中共30年执政制造不间断的灾难，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千疮百孔，集权宣传的调试钟摆从垄断释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中共为应变其意识形态的破产将一些流行的伤痕文学转化为宣传样本，寻找知识界的合作。这类宣传模式通过解说苦难，回避灾难与中共制度的关系，将个人亲情和伦理移情于专制，沉醉于苦难中的幻觉激情， 将集权抽象为对母亲的矫情，祖国成为滥情的寻根之源，怀旧和矫情成为浪漫容纳暴政的温床，制造了热爱祖国与忠诚集权不可分割的幻象 。

这种宣传配合“清除精神污染”，锁禁知识人紧箍咒并与实施更系统的检查制度结合，成为中共在镇压民主墙以后， 以现代化的宣传、合作、检查、和镇压结合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而同期的美学、文学、哲学、物理学、新闻界和出版业等领域的有识之士反击和解构这种专制现代化的紧缩围剿，不断突围。

对比1957年上半年的美学讨论，1980年代中期的美学讨论直接从中共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突围。这时的知识届更主动拒绝接受中共1950年代模式的思想改造，扩大挑战官方设限范围，使官方的检查制度漏洞百出。美学的讨论也可以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渠道的传播延伸到到各地的大学和都市的工厂，美学和文学通过纸媒的转播以及讨论会转换为与政治相关的讨论场域。这些讨论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阅读和回应。

刘晓波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的发言－《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从学界的讨论直接在《深圳青年报》 出版。这类非主流的言说通过其他不同形式的复制和传播， 利用官方、半官方渠道，形成灰色空间，广泛讨论和多种解读文学、美学和政治、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知识人的角色和批评自由，对几代人在集权下的解魅和去昧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6年是刘晓波公共演讲文学和美学最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末，他受到邀请到北大发表了关于美学和文学的演讲。 在问答期间，不同意刘晓波的学生对他大喊，“刘晓波，我想揍你！”刘晓波大声回应：“上来…..让我们辩论，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场内从初始间歇的嘘声和哗然，到喝彩和掌声。

1980年代形成的评论空间，多途径复制和传播途径。对掌控话语者的反抗，实践批判的自由，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相似性。刘晓波的博士论文深化他前期办刊、创作和公共言说，通过文学和美学对自由的追寻、空间的想象、路径的抵抗，雕刻生命的意义。[iii] 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将狭窄的学术议题转成公共议题，答辩会的讨论延伸到对人之当下处境的讨论。

1988年到1989年4月，刘晓波在海外游学，他在《解放月报》等境外报刊发表更直接清晰言说中国当下制度和如何反抗。“民族劣根性，诸如「愚忠」、「群体至上」、「平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但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iv]

刘晓波回国参与了1989年民主运动中，在北师大、广场和广播车讲演，戒严后组织和参与四君子绝食。当戒严部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和平示威者后，四君子和许多参与者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非暴力抵抗，戒严部队包围了广场后并准备使用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定时清场时，四君子与军队谈判，劝说广场数千名抗议者撤离。

六四屠杀后，刘晓波被关押二十个月。1991年，刘晓波出狱后，被大学开除，他的作品被封，生存和抵抗的空间被大幅度压缩。随后的二十多年，刘晓波为海外十几个刊物撰稿并出版书籍，参与创立境内网上论坛和境外网上刊物，联通了内外抵抗空间。

创造结社和集会空间

刘晓波第一次出狱后，短暂访问海外，这是他在六四以后唯一一次可以在海外旅行，以后被禁止出国旅行。自1990年初，在邓小平的防微杜渐消灭于萌芽中的维稳体系下，对一个实践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坚持留在极权统治下抗争的战士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在这种集权统治下，再创各种不同的空间，而空间的创造和扩张依赖于实践集会、结社和言论权利。

蒋培坤是刘晓波博士论文的答辩老师，也是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刘晓波第一次出狱后，丁子霖和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寻访和调查六四死难者是刘晓波 忏悔、反省、再寻抵抗路径的起点。这个阶段，刘晓波参与的异议群体发言看似上书，实际是对社会发言，也是一种扩大网络的方式。

八九后，民间聚集空间被大幅限制，民间的聚会场所经常改在旅店、饭馆、朋友住所或公园。

刘晓波参加的聚会我也去过几次，最长一次是刘晓波和周舵1993年最后一次去国后转辗回到北京，通宵畅谈，谈他们在海外见闻，评论不能在大陆出版的书籍。最后一次会面是1996年8月底在深圳的饭店，刘晓波提议每人讲一个笑话，一位讲到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坐同一辆车，路遇一个丁字路口，邓小平指示打左灯向右转。刘晓波评论中共左右同吃。另一个笑话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给上帝打电话，询问上帝何时他们各自的国家可以实现民主。[v] 刘晓波当时对这条笑话没有评论。聚会结束后，刘晓波问我当地是否有可以言说并行动的人，于是有了与王希哲在广州兰圃见面和联名发表的《双十宣言》。宣言发表，随即刘晓波被拘留而后被判劳教三年，王希哲被迫流亡。这是六四后到《零八宪章》之间刘晓波坐牢最长的一次，刘霞一次次乘坐“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1999年，刘晓波再次回到大监狱后，更多的社会问题彰显，社会分层也更明显，知识界也更加分裂。刘晓波以匿名方式和王朔的对谈《美人赠我蒙汗药》是在更为冷漠的消费环境，借助灰色渠道出版的书籍。这种空间已经不像1980年代，言说转瞬即逝，很难形成对公共议题持续讨论。从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刘晓波，以他的政治评论开辟新的空间，他的时事评论，将集权体制利益集团、虚幻盛世和民间抵抗记录于笔下，传播网上，转为公共议题。

刘晓波的言论只能通过网络发表，不像八十年代观点对立学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辩论。在 纸媒到互联网转换时期，反对党和地下杂志、有批评意识的学者刊物、从官方空间突围的媒体、新生成的灰色空间、独立社区、独立媒体，在多数时间未形成广泛的讨论旋即被压制或消灭。独立民间社会成长依赖与连接不同的抵抗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突围。刘晓波批评当权者的专制，支持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其他民间人士争取权利。[vi] 这是他连接碎片化社会阶层和族群的轨迹。

刘晓波看似惊世骇俗言论，实际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学者的主张，如他主张中国需要实行类似香港的三百年殖民地。提供以他者为模式摆脱中国长期专制和中华帝国法西斯化的方案。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和刘晓波的这类言说可以是一种互文解读改变循环专制制度和变革社会的方案。鲁迅对这类言论评价颇为中肯：“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如从自主抵抗角度辨析刘晓波的这类观点，应从被压迫者何以被压迫，压迫制度的来源和如何运作，如何通过被压迫者的自我教育，实践自主抵抗。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是对中国人的专制千年坐稳奴隶的民族主义的反抗，从外部借力。 但是当下的问题是，中华集权帝国和其他强大帝国霸权操控全球资本，共谋分赃。以资本和实力政治主导全球化的模式不变， 民主国家不能消除制度中的特权、人民不能有效和直接参与重要的公共事务，强大集权国家的统治利益集团与目前民主体制中的特权和精英阶层进一步合作，当下民主制度被集权制度将逐步演化，距离进一步民主化愈行愈远。自主抵抗不是借西山老虎打东山老虎，或反其道而行之，借东山老虎打西山老虎，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把所有老虎关进笼子，否则人类只能继续在不同类型的野蛮和强肉弱食之间跋涉，被压迫者并不能根本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命运。本雅明揭示自甘于奴役和统治者的关系：“寄与胜利者。一切统治者都是他们之前的征服者的后裔。因而寄与胜利者的移情总是一成不变地使统治者受益。”因此命运自主和摆脱奴役的抵抗，只能是既抵抗集权又反抗帝国。

最值得重视的是刘晓波的博士论文最后一章提出摆脱人被奴役的无望——“即使徒劳，也要抗争”。2000年之后，对林昭抵抗的回顾成为民间自主抵抗的重要资源。刘晓波以林昭的抵抗为借鉴，实践当下抵抗，建立民间社会抵抗的主体，依靠民间自主和自觉的努力，改变政权和政治。[vii]如同林昭的抵抗，刘晓波将自己不断放入直面强权，在反抗中检验自己，在抗争中反省，这是刘晓波和所有以生命抗争人士对这个时代的启明。

刘晓波参与创建了独立中文笔会，实践的结社自由也扩展了大陆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笔会的成立行使结社、集会和言论权利，这是一次更大范围跨地域的抵抗。刘晓波参与救援狱中作家、反对文字狱以及对中国独立作家的支持，实践言论自由和人道主义，建立了跨国界和不同代际共同抵抗的模式。

刘晓波参与的《零八宪章》初始是一个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平台，以不同层面的政治主张连接碎片化的社会群体和不同民族，对《零八宪章》的讨论和批评也体现民间社会的活力和多元。《零八宪章》的传播也体现民间出版多样性和可移动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共同抵抗集权、保持民间社会自主最重要的持久动能。中共恐惧刘晓波征集《零八宪章》签名，更惧怕中国民间社会滚雪球式实践集会和结社权利，以及中国民间抵抗与全球抗争结合－埋葬集权和帝国。

精神家园

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文和友人的通信,探索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被监禁时，刘晓波的阅读、思考、写作和言说是他留给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抵抗遗产。刘晓波与刘霞的书信往来是在专制现代化中，人抵抗异化，如何生存和抗争， 实践审美生命和心灵超越禁锢。

抵抗极权不仅仅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更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创造超越与集权制度加诸禁锢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创造有尊严人的生活方式。

刘晓波最后八年在牢狱中不停自省和反抗。刘晓波和刘霞建立的精神家园，诗歌、摄影和家书，是直面强权，抵抗野蛮，实践的自由和美学。 被软禁的诗人和摄影家刘霞和刘晓波共同创造了“崖山霞波浩无涯”的精神家园。刘晓波坚守抵抗，黑暗中点燃自己，向死而在。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