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与众不同在于，11岁学会了抽烟，也因此学会了撒谎和偷窃——偷爸爸的烟，骗父母的钱。”
星期四（9月8日），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纪念研讨会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知名中国事务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口中的刘晓波不完美，却更鲜活。
再过几天，就是这位在狱中身患绝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去世三个月的祭日。
“我们不该把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 林培瑞说，“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能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纠正它们，克服它们，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
林培瑞多年前在中国和刘晓波相识，几年前参与编辑刘晓波文集英文版《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刘晓波去世后，人们纷纷讨论他给世人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 。林培瑞说，他更想谈谈刘晓波的早年，因为那个内心充满挣扎，带着人性瑕疵的刘晓波更真实。了解他如何一路走来，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他如何成长为日后那个了不起的人。
面对台下的100多名听众，林培瑞开始娓娓道来。
叛逆的“黑马”
“他的父亲是早年的共产党员，41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为东北师范大学的一名语言学家。刘晓波生长在长春，那是一个相对享有特权的红色大院。他对我们说，他的父亲很严厉，打他打得很狠。他不喜欢他的父亲，他爱他的奶奶。在这个类似‘好警察坏警察’的家中，奶奶扮演了好警察的角色。
“他反抗父母，反抗老师。小学时他成绩很好，但他批评老师，抱怨小学老师教得太简单。‘文革’爆发时，他11岁，还不到当‘红卫兵’的年纪，他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抢，于是也和他那些‘前青春期的朋友们’在街上找茬。有一次他们戏弄一位捡垃圾的乞丐。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他并不忌讳公开当年的这些事。
“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内蒙古，相比长春，内蒙无聊得多。他不能上学，但他开始读书，并由此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对书的挚爱。他看的书很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在那里，他和一个叫陶力的女孩展开了一段青春期的罗曼史。陶力来自长春的同一个大院，父母都是教授，两家人同时被下放。 那个时候谈恋爱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所以这段关系只能秘密进行。
“1982年，他们回北京后结婚。82年到8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念硕士研究生，学习古汉语。这个专业是分配的，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被分配了一个导师。他和导师的关系不好。导师在他的文章旁做批注，他也在旁边写批注，批驳导师的话。后来导师去世时，他参加了葬礼，没有鞠躬。 这也是他早年叛逆的迹象。
“84年到8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讲师，同时开始创作博士论文。1986年‘新时代十年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刘晓波去参加了，尽管他还只是研究所的学生，但他几乎一夜成名，因为他对会上的每个人大加批判，那些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作家，也包括那些所谓的温和改良派，比如资深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后来他去找刘再复道歉。我们专门和刘再复核实了这件事。他说，对不起，我那时不得不批判你，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出名。他也因此赢得了‘文坛黑马’的称号。”
从“自大狂”变谦卑
对于那匹桀骜不驯的“黑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并不陌生，尽管二人只在2000年前后有过一次电话上的交谈。
“我对他的印象始终是个自大狂，”萧强说，“他批评所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包括我尊敬的导师方励之。”
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决定回国，和广场上的学生们在一起。
当年4月，他写下这样的文字：“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我怎么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呢？既然不能不关切，既然按捺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做点具体事。就是回国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过瘾得多。”
“我为他作出回中国的决定而感动，”萧强说，“ 但是再一次，他的悔过书让我感到由衷厌恶。他在台湾出版的那本自传也充满自大的，不知所云的说辞。那时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能交谈的人，不合我的口味。”
萧强所指的是“六四”之后，刘晓波以“黑手”名义被捕，在北京秦城监狱写下的悔过书，以及获释后在台湾出版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我们不知道他在悔过书中究竟写了什么，”林培瑞说，“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后来感到无比懊悔。他后悔自己说了太多，有些运动中的人和事，可能被看作是出卖了朋友，尽管那并非他的本意。”
林培瑞说，刘晓波的余生一直带着很强负罪感。每年天安门屠杀纪念日，他都会写诗纪念那些亡灵。
他继续讲述刘晓波的故事：
“在监狱里，他的妻子陶力向他提出离婚，他签字了。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善待陶力。从86年起，他就开始不断找寻别的女朋友。”
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刘晓波曾这样反省自己：“象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
遇到刘霞后，林培瑞说，这匹“黑马”进入了驯服期。
“刘霞非常忠于他。1996年，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邀请了很多朋友。在他们看来，这是二人的婚礼，但是在法律上他们还不是夫妻。1996年刘晓波再次被捕，关在大连劳改营，刘霞想去给他送书，但是送不成，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结婚。所以他们在劳改营里填了表格，正式结婚了。
“但她依旧不能去看他，直到一年半后，她才获准探视，可以去送书。刘晓波在劳改营里读了很多书，还开始写诗，他最好的诗都来自于劳改营那三年。这些诗歌都是写给刘霞的。”
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期满，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林培瑞说：“1999年到2008年，他写了很多涉猎广泛、富于雄辩的文字。他写孔子、康德、圣奥古斯丁、江苏的农民、奥运会运动员、对比中国和捷克的幽默、 色情 、政治、互联网革命、 奥巴马当选、虐狗、国际关系、达赖喇嘛、中国的经济奇迹……他在警方的监控和骚扰下写下这些文字。警车常常就停在他家门口。”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萧强发现，那个时候刘晓波的文风变了，语调变了，变得谦卑，变成了一种他说不上来是怎样的人。
“我和很多异见人士、民主人士，这类我生命中的英雄共过事，他们中很多人都很自负”萧强说，“但是经历了种种这些之后变得谦卑，变得开始思考超然价值，刘晓波是唯一一个。”
萧强曾试图向很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刘晓波？他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爱；有人说是他在狱中读过的那些书；还有人说是因为天安门，是人的生命让他变得谦卑，让他超越自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天，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还是一位圣人，”萧强说，“他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量，那种没有仇恨，没有敌人的超然价值观超越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第二次劳教结束后，除了投身写作，刘晓波还经常出面支持弱势群体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常常去看望天安门母亲群体，组织公开声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零八宪章》。在林培瑞眼中，能把写作和身体力行结合得如此之好， 刘晓波外，没有第二人。
2004年，旅美学者李晓蓉经朋友引荐与刘晓波在网上相识。如何促进中国和平转型成了这群天南海北、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探讨的话题。2008年，因为《零八宪章》，二人更是有过很多密切合作。
“《零八宪章》呼吁尊重最基本的普世权利，包括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宪治，” 李晓蓉说，“那时300多名中国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已经签名支持。刘晓波坚持不懈地通过邮件|、Skype等各种方式收集签名。”
李晓蓉记得，最后一次和刘晓波 通话是2008年12月，在他最后一次被拘捕的前一天。
“他对我说，他又收集到一个签名，是一位受到监视居住的前政府官员，” 李晓蓉回忆道，“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做到吗？凌晨5点我去了北京的一个公园，他正在警察的监视下练太极拳。我走过去假装也在练太极。在晨雾的笼罩下，我给他看了《零八宪章》。”
出于对刘晓波和朋友们安全的担心，李晓蓉在电话中建议推迟发表《零八宪章》。
“有……有……有什么好担心的，”带着东北口音和一贯的结巴，刘晓波说，“对我来说最糟糕的结局不过是回去坐牢。但这是值得的：天安门事件过去将近20年，正义却依然缺席。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之后，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再之后，他得了诺贝尔奖。听到这个消息时，刘晓波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哭了，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因为他隐隐地觉得，刘晓波再也不可能活着走出那堵高墙了。
2009年12月，刘晓波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时，感谢妻子刘霞的爱。他说，“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如今，刘晓波化为灰烬，漂入茫茫的大海。刘霞说，她连那个空的骨灰盒也没有拿到。
转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