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妍:残月如钩——忆受难者陈梦家

陈梦家,男,1911年生,诗人和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和“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杀。

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春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这是诗人陈梦家1931年创作的诗作《一朵野花》,曾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被角色梁经伦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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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新月派诗人

很少人知道像徐志摩,陈梦家同属“新月诗人”,这是他们那时出版的一份叫做《新月》杂志所命名的诗人派别。陈梦家曾是一名风流倜傥,仪态英俊高贵的新月诗人。诗中写道“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20岁。不过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多年以后,美国著名作家何伟来到安阳考古,他留意到一本五十年代的考古著作,《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何伟问周围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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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儿子,神学家的女婿

陈梦家自己就出身于前南京金陵神学院提调(相当于院长)之家,而妻子赵萝蕤出身于更有神学地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赵紫宸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赵紫宸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1937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宗教学院赵紫震被羁达193天。“朋友们担心赵紫宸“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一旦困身囹圄,横遭暴虐,是否担当得住”,最终大家欣喜发现“紫宸兄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立起来……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1948年,赵紫宸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50年因抗议该会支持朝鲜战争而辞职。至今尚未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担任过如此崇高的职位。

赵紫宸在1949年后留在大陆,成为中国三自教会的创建者,不过还是在文革中因为与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仗义执言而遭到迫害。身为神学家,儿女们却常看到他手握中国文人的诗词。赵紫宸喜爱的这位宋代大儒张载,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流传千古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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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眷侣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语)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在美期间,陈、赵夫妇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赵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 

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留影

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然而到了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相继展开。中国文联还发出号召,让艺术家们举办各种义展、义卖,捐献稿费、版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了,不免发牢骚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社会严重收紧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4

事情正在起变化

1957年“反右”斗争一开始,陈梦家应声落网,他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

“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

“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陈梦家的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是他没能正确预测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风流潇洒,恃才傲物,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话讲“文人相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岂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20世纪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松时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

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那一年中国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多达百万。

8

陨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

8月的北京,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陈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50年代初陈梦家夫妇在住宅的合影。背景书法为陈梦家所藏米芾书法真迹。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接二连三的运动让他没过过几年安稳日子,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几成陌路。(“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约10万字的关于陈梦家的书,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活了下来。

9月2日,陈梦家再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

据曾负责看管陈梦家的考古所工作人员老杨回忆,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后,考古所就派了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专门看管他。那么,陈梦家是如何自杀成功的呢?老杨回忆:“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此时,一位“自绝于人民”的诗人之死,已激不起任何涟漪。夏鼐九月三日日记:“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九月五日日记:“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云淡风轻,不多着一字。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当年那位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

没有忧愁,

也没有欢欣;

我总是古旧,

总是清新……

也许有天

上帝教我静,

我飞上云边,

变一颗星。

  ——《铁马的歌》

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转自:公众号《读者参考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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