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男，1911年生，诗人和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和“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杀。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春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这是诗人陈梦家1931年创作的诗作《一朵野花》，曾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被角色梁经伦朗诵。
曾经的新月派诗人
很少人知道像徐志摩，陈梦家同属“新月诗人”，这是他们那时出版的一份叫做《新月》杂志所命名的诗人派别。陈梦家曾是一名风流倜傥，仪态英俊高贵的新月诗人。诗中写道“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20岁。不过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多年以后，美国著名作家何伟来到安阳考古，他留意到一本五十年代的考古著作，《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何伟问周围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牧师的儿子，神学家的女婿
陈梦家自己就出身于前南京金陵神学院提调（相当于院长）之家，而妻子赵萝蕤出身于更有神学地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赵紫宸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赵紫宸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在西方基督教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1937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宗教学院赵紫震被羁达193天。“朋友们担心赵紫宸“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一旦困身囹圄，横遭暴虐，是否担当得住”，最终大家欣喜发现“紫宸兄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立起来……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1948年，赵紫宸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50年因抗议该会支持朝鲜战争而辞职。至今尚未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担任过如此崇高的职位。
赵紫宸在1949年后留在大陆，成为中国三自教会的创建者，不过还是在文革中因为与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仗义执言而遭到迫害。身为神学家，儿女们却常看到他手握中国文人的诗词。赵紫宸喜爱的这位宋代大儒张载，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流传千古句子。
神仙眷侣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语）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在美期间，陈、赵夫妇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赵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
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留影
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然而到了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相继展开。中国文联还发出号召，让艺术家们举办各种义展、义卖，捐献稿费、版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了，不免发牢骚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社会严重收紧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事情正在起变化
1957年“反右”斗争一开始，陈梦家应声落网，他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
“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
“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陈梦家的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是他没能正确预测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风流潇洒，恃才傲物，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话讲“文人相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岂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20世纪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松时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
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那一年中国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多达百万。
陨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
8月的北京，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陈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50年代初陈梦家夫妇在住宅的合影。背景书法为陈梦家所藏米芾书法真迹。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接二连三的运动让他没过过几年安稳日子，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几成陌路。（“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约10万字的关于陈梦家的书，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活了下来。
9月2日，陈梦家再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
据曾负责看管陈梦家的考古所工作人员老杨回忆，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后，考古所就派了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专门看管他。那么，陈梦家是如何自杀成功的呢?老杨回忆：“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此时，一位“自绝于人民”的诗人之死，已激不起任何涟漪。夏鼐九月三日日记：“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九月五日日记：“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云淡风轻，不多着一字。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当年那位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
没有忧愁，
也没有欢欣；
我总是古旧，
总是清新……
也许有天
上帝教我静，
我飞上云边，
变一颗星。
——《铁马的歌》
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转自：公众号《读者参考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