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北洋时期改变时代的北京街头三把火——谈政治要小心之二

摘要:此时的北京街头,已经形同国共两党对北京政府的战场。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的战场。就是要运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北京政府,直至武力颠覆北京政府,目的性之强,为当年五四街头运动所望尘莫及。当然,其后果也往往更惨烈,连李大钊本人,最后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这是所谓北伐的先声,大概也毫不为过。

北洋时期,北京有过三把火,几乎改变了整个时代。一个是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一是六年后,所谓“首都革命”的两把火。这三把火尤其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标志着群众暴力、群众政治登陆中国。从这开始,中国政治的气质,乃至整个时代的气质,渐渐改变了。

这是胡适跟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的另一个时代原因。如果说早年胡适跟李大钊之争的焦点是主义与问题之争、跟陈独秀之争的焦点是怎样谈政治之争,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群众暴力、群众政治,可能是他们早年之争的另一个焦点。

但公平地说,群众暴力、群众政治之登陆中国,还不能都怪到陈独秀、李大钊头上。这其实是当时知识界一些人追逐的时尚,其中就包括我一直最佩服的梁任公,这点上他也与有功焉而难辞其咎——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跟他至少有间接的关系。作为街头运动典范的五四运动,今天在主流话语中仍属于政治正确。但其真实来由,早已经被史家说破。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专著,是学者邓野所著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即知,所谓五四街头运动,无非北京党争的产物,不仅客观上服务于在野的研究系对当权派安福系的抹黑与围殴,背后也确实有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的推波助澜。在争取山东权益问题上,北京政府已经在所必争,竭尽全力,并不存在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尤其五四学生所指控的丧权辱国的问题。后来山东权益之收回,也跟国内街头运动没太大关系,而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因在巴黎和会上对日让步,遭美国舆论严厉抨击,不得不于事后补救,向日本施加最大压力,始于1924年的华盛顿会议扭转乾坤,最终还中国以公道公平。而这时的中国知识界,却几乎已经把这问题忘了,以致于山东权益的收回,当时竟没有多少人再关心。

如果这就是历史真相,开中国街头政治风气之先的五四运动,其是非功过恐怕要另当别论。五四运动之起,确有中日矛盾的因素在内。就此来说,五四运动有其合理性。而且街头政治,本来也属于民主政治的常轨,没什么错。但如果非要说五四之起,国内起于“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与爱国民众尤其爱国学生的矛盾,这就未免是政治神话了,现在还敢为这政治神话背书的学者,已经不多。纯就国内起因而言,五四街头运动就是一场乌龙,不仅谈不上多少价值,其破坏性反倒更明显。

最大的破坏性,就是街头暴力、群众暴力的滥觞。北京政府时代,是中国仅见的宪政时代。尽可以嘲笑其宪政之幼稚,但无论如何幼稚,它终究还是宪政。而宪政就必然包括了人权、法治。宪政体制下并不是没有合法反对的空间,合法反对的空间明明敞开,偏要诉诸直接的街头暴力、群众暴力,以致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种溢出宪政常轨的暴烈的行为,对人权与法治、对宪政本身的羞辱之深,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显然,肇事学生违法在先,惜乎北京政府过于弱势。这从一个镜头可见一斑:当学生翻墙跳进曹汝霖私宅,负责保卫曹宅的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居然“早被外面的呼声所震骇”,看见学生跳了进来,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能听任学生在曹宅打砸抢直至火光四起。事后虽也逮捕了一些肇事学生,但并未受到真正的惩戒,都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下,很快英雄般凯旋。政府的权威,人权与法治尊严,宪政的尊严,可谓扫地以尽。

本来,五四的街头暴力虽不乏可议之处,大体上还属于失控范畴,可以解释为情境激发的结果,非组织者刻意为之。包括梁启超等研究系大佬,应该都始料未及。从这角度看,事件有某种偶然性,并非完全不可理喻。问题主要在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的态度。政府已经足够无能,实际上放任之,而舆论和社会,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没有检讨和反思。这对是非的颠倒,对人心的误导,是不难想见的。是非颠倒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例子足可说明。饱受街头暴力之苦的曹汝霖,本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当时却如同全民公敌,千夫所指,没多少人为他说句公道话。直到抗战爆发后,他拒绝跟日本人合作,剖露其心迹,居然是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可见五四街头暴力对其名誉打击之大,以致终生难以走出阴影。

“造反有理,爱国无罪”的观念,就这样渐成主流,一个嚣张的时代、狂暴的时代,就这样徐徐揭幕。从这潘多拉盒子里跳将出来的,必是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等幺蛾子。中国社会从此踏上通向深渊之路。

五四刚好爆发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定程度也可以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所谓礼物之一。这种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恰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法宝。当初的二月革命,也曾奠定俄国的宪政框架。但当宪政框架无法满足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的夺权需要,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立即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直接动员水兵和工人上街,用大规模的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颠覆了二月革命确立的宪政体制。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就没有苏俄政权,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是苏俄政权的助产婆。

以1920年春,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为起点,苏俄向中国大规模输出革命,首先是输出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这才有了陈独秀的转向和整个新青年杂志的转向,有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及陈独秀与胡适的“谈政治”之争。中国知识界至此彻底分化,撕裂成了常态。一派全身心投入群众运动,认为公理都是谎言,宪政早已破产,今天是庶民的时代,劳工神圣的时代,即群众政治的时代。要在庶民的旗帜下,劳工神圣的旗帜下,通过群众运动重建强权,借助强权改造中国,改造人类。一派则坚守常识,坚守宪政常轨,但可惜前者众而后者寡,势单力薄的后者只能苦苦支撑,抵挡不了群众运动、群众政治这一大时代的汹涌狂潮。

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苏俄向中国大规模输出革命的里程碑。国民党所谓以俄为师,不仅包括引进苏俄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反帝意识形态;不仅包括国民党改造,最终把国民党变成列宁主义政党;也不仅包括引进党国体制,社会政治生活全面党化;以俄为师还包括一个极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全面引进苏俄的社会动员模式,即群众运动实质是运动群众的社会动员模式。国民党一大之后的组织架构,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色。中央商人部干什么的?当然主要从事所谓商民运动,即运动商人。中央青年部干什么的?当然主要从事所谓青年运动,即运动青年。中央农民部干什么的?当然主要从事所谓农民运动,即运动农民。中央工人部干什么的?当然主要从事所谓工人运动,即运动工人。中央妇女部干什么的?当然主要从事所谓妇女运动,即运动妇女。国民党中央的几个部,专司社会动员或者说专司运动群众的部,居然占了多数,足见国民党对社会动员或者说对运动群众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显然是苏俄主导的结果。总的指向无非两个,一个是服务于军事斗争,武装夺取政权;一个是服务于孙中山的未竟事业,改造社会,令“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谓所谓“国民革命”。

为什么必须国共合作?原因之一在此,即在于已显老朽的国民党,并不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即大规模的运动群众,年轻气盛、活力和创意十足、并且经受过苏俄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最适合从事这种工作。这是当时国共合作的重要分工。以致于当时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实际上被共产党人所控制,成了共产党人在当地从事社会动员或者说运动群众的桥头堡,李大钊曾任组织部长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即是如此。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有了后来北京街头的两把火;也才有了后来的“三一八惨案”。进而,也才有了陈独秀与胡适的又一次撕裂。

事实上,此时的北京街头,已经形同国共两党对北京政府的战场。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的战场。就是要运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北京政府,直至武力颠覆北京政府,目的性之强,为当年五四街头运动所望尘莫及。当然,其后果也往往更惨烈,连李大钊本人,最后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说这是所谓北伐的先声,大概也毫不为过。

还是回头说说后来的两把火,尤其火烧晨报馆的那把火吧。

事件起因说来也简单,当时徐志摩主持《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徐志摩不仅是诗人,思想上也是先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受了严格学术训练的徐志摩,对中国知识界的时尚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不能认同,于是以《晨报副刊》为平台,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展开了激烈论战。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其实没多少兴趣跟他论战,因为如我说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类宗教。而任何宗教或类宗教,其教义都不属于逻辑或经验范畴,只属于信仰范畴、真理范畴。信仰或真理不是拿来讨论的、拿来说服的,它只要你信。天真的徐志摩却以为这就是一个学理问题,只顾跟人家咬文嚼字,哪知道人家视他所有的批评为亵渎。而所有亵渎激起的都是深刻的仇恨。终有一天,他要为这仇恨付代价的。

这一天终于到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首都革命”。官史记载,这是“北京学生、工人武装推翻段祺瑞政府的一次尝试。”“一次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主事者包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组织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这次革命行动。”事起于1925年11月28日,但当天“革命群众”并未真的冲进重兵把守的段祺瑞住所,没去推翻段祺瑞政府,只涌向教育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以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曾毓隽等人私宅,纵情打砸抢的同时,纵火烧掉了警察总监朱深的住宅。此即北洋时期北京街头的第二把火。

接着就是第三把火——火烧晨报馆的那把火。“首都革命”次日,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又一次涌向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同样一番打砸抢,犹不解恨,一把冲天大火,把晨报馆也烧成了断壁残垣。

如果说五四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可能因为失控,非主事者初衷,“首都革命”这两把火就不然了。这是一场有周密部署、有严格组织的群众运动或者说群众政治,没有失控的可能。针对个人私宅的打砸抢,针对个人私宅和晨报馆的纵火行为,应该都属于规定动作,带有强烈的报复和恐吓动机。群众运动、群众政治至此终于露出了它的狰狞獠牙,即它其实就是暴民运动、暴民政治,即它其实就是政治上的超限战,以大众之名,拒绝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

这马上激起轩然大波。对国共两党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早就冷眼旁观的胡适,这时终于按捺不住,赤膊上阵,跟从前的老战友陈独秀再度冲突,围绕晨报馆被焚的是是非非,两人再度大战三百回合。实际上,这是当时国共两党尤其陈独秀们大力推崇的政治超限战,跟胡适一贯主张的宪政常轨上的公民政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但是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很长了。那就姑且打住,待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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