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谈政治要小心,陈独秀式还是胡适式?

过去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果不是最政治,起码是最政治的之一。他当然也有学问,但他能史上留名,主要不是因为学问而是因为政治。其实陈独秀并不懂政治,更不擅长政治。

陈独秀不仅不懂不擅实际的政治运作,对于理论上的政治,他也不懂不擅。证据之一,就是他初涉政坛的代表作、刊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的《谈政治》。这篇文章和这期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仁集体转向,从思想启蒙、政治批评,转到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一个拐点。从此,陈独秀不再主要是一个学者,而主要是一个职业政治家。

《谈政治》无疑是陈独秀个人的政治宣言,以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身份,解释他將毕生投入的事业。他当然是想说服天下人。但是,通读全文,非但看不出什么说服力,反而只看出他的外行。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因为,陈独秀理解的政治,只是主义的政治。这主义,就是他皈依不久的,苏俄舶来的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贯通全篇的,都是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尚话语。尤其阶级的话语,专政的话语,革命的话语。而那些话语,并不适合中国。所谓阶级分化,及阶级分化基础上的阶级战争等等,无一不是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条件的近代社会的产物。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在中国才起步,中国仍主要停留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没什么阶级分化可言,属于经典的伦理社会,经典的小共同体时代。拿只适合西方近代社会的阶级分析法,及相应的专政话语、革命话语,生搬硬套到主要是农业社会的中国,其荒谬不是今天回过头来才看得清的,陈独秀们当时就被主流社会称作“过激党”,不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这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内。孙中山及其代表的国民党,一直认为陈独秀们的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即便跟苏俄合作,孙中山也特别声明不同意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中国决不能搞阶级斗争。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陈独秀们的过激党都不会有市场。但后来中国社会的极化和撕裂,给了他们市场。这种历史的吊诡,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让人扼腕叹息。

主义的政治,必是概念的政治。所以,《谈政治》通篇都是从概念到概念,见不到任何具体的论证、分析。作者就好像不在中国,他所讨论的内容,压根就跟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没关系。如果把政治比作治病,开出药方之先,总得望闻问切吧?总得做具体的诊断吧?但是《谈政治》通篇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望闻问切,通篇都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简单而拙劣的复述,通篇都只是兜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药方,总之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没有实证,无须实证,信就够了,信则灵。这哪有半点学者的风度,更像传教的呓语。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确具有类宗教气质,真理党的气质。陈独秀们也的确主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类宗教的政治,是某种程度政教合一的政治。政教合一就必然排斥经验和逻辑。再用经验和逻辑的标准要求他们,评判他们,就难免鸡同鸭讲了。这也是后来陈独秀跟老战友胡适冲突直至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陈独秀们的主义具有强烈的类宗教的乌托邦气质,但另一方面,陈独秀们的主义又是极其实用主义的,极其功利的。这主要表现在《谈政治》一文对“强权”的迷恋:

“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法救护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

“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象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

对强权诸如此类的推崇,《谈政治》一文所在多有。强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谁掌握强权,用强权干什么,这跟宪政民主的核心主张——警惕一切权力,并在警惕权力的基础上制约权力——显然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这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是很难相容的。马恩早就说得很清楚,国家(即陈独秀所谓“强权”)本身就是恶,仅在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它才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得不利用这种必要的恶的同时,更要防范、限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们,跟马克思主义距离之大,于此可以想见。这也反映在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猛烈抨击中。他甚至断言,“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原因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温和改良的气质,跟他们“过激党”的气质,根本冲突,“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另一个致命的原因,则是选边站队的需要——当时第三国际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严重对立,陈独秀们的组织,则是第三国际一手创建的,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不可能不对第二国际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取敌对立场。而第二国际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就注定了陈独秀们信奉的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通常认为,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准确的。与其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如说他主要是列宁主义者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不能说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没有,但不容否认的是,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极为低下,如果非要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它显而易见是粗鄙的乃至恶质化的、扭曲变形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跟流行于西欧尤其流行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在一个层次。所以,陈独秀不仅对政治不懂不擅,对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不懂不擅的,完全被苏俄、被第三国际、被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牵着鼻子走。

如此谈政治,如此政治,岂不是可笑复可怜?胡适当然完全不能接受,这才有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谈政治》一文及当期新青年杂志的横空出世,更为胡适所反感,冲突升级,这两个老战友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谈政治》点名批评胡适,把胡适当作“不谈政治”的代表性人物。胡适则讽刺转向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当时一本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人各不相让,无论媒体上,还是见面时,都是唇枪舌剑。跟陈独秀一样,其实胡适也是一生不曾离开过政治,一生都不可能不谈政治。但是两人的政治以及谈政治,在方式上、气质上有着根本的分别。陈独秀最推崇苏俄,他的政治和谈政治,都是苏俄式的。胡适最推崇美国,他的政治和谈政治,都是美国式的。二者根本就南辕北辙。胡适终其一生也是书生,对实际的政治运作,也并不很懂,但他浸入骨髓的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让他凡事都必须经验和逻辑当先,凡事都必须自由和宪政为本,凡事都保持独立和清醒,拒绝各种绑架与消费。这就让他不致于在大是大非上出错。相对于陈独秀,胡适政治上无疑高明太多。在历史的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他的选择都是对的,从来没错过。这该何其难得。

与胡适相反,陈独秀就错得太离谱了。这是其对政治不懂不擅而又狂热卷入的必然后果。但陈独秀从不承认自己对于政治的不懂不擅,倒是极其道德自负和智力自负。这真是一个大悲剧。有着这种大悲剧的知识分子,岂止陈独秀一人,过去百年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一生消耗在政治中了。把自己烧掉了,如果能照亮世界,也算值。问题是,他们烧掉了自己,却并没有照亮什么,世界反而愈加黑暗。这才是他们所有大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最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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