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面对极权主义如何做一个好人和好公民

我们身为一种政体下的公民成员，如何面对极权主义这样的深重灾难？像艾希曼这种无私的官僚分子，他所为平庸之恶甚至超过了根本恶，因为如果没有借助无私的官僚机器和官僚分子，他不可能全方位地推行根本恶。

本文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在凤凰网大学问沙龙之“阿伦特思想三部曲：公民责任、不服从和革命”上的演讲。今年是著名女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诞辰110周年，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她在公民责任、不服从、以及革命研究上都是20世纪以来的巨星。凤凰网大学问频道（dxw.ifeng.com）举办专题讲座予以纪念。凤凰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论革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精神生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共和的危机》《黑暗时代的人们》《责任与判断》《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等等。

阿伦特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我想阿伦特的热度并不随着她的逝世而降低，十年前在纪念阿伦特诞辰一百年的时候，曾经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哲学家掀起了一个热潮，这个盛况可以说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今天正好是阿伦特诞辰110周年，我相信阿伦特所引出的话题仍会掀起纪念阿伦特的热潮。

从政治思想史上来看，因为政治观念的独创性而名垂青史的人是极少的，而且因此而名垂青史的政治思想家一定是开辟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枢纽性的人物，而这样的思想人物不经过百年以上，甚至是千年的检验，恐怕是很难尘埃落定。所以我们目前还不想恭维，阿伦特已经是开辟政治思想史新时代的一个超级大腕。

我想阿伦特之所以受到越来越隆重的纪念，换言之，受到政治哲学家越来越兴趣浓厚的讨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她在政治思想观念上的系统的独创性，阿伦特不是一个追求体系的思想家，而是因为阿伦特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之间，直截了当地指出面对政治生活人们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先20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纪：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其次“短20世纪”的经历也相当复杂（从一战起到苏东解体，作为“极端的年代”被称为短20世纪）。因为一战是由所谓资本主义的贪婪引发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使德国被置于一个羞辱的境地，那是推卸战争责任的结果。攻城略地的现代早期政治逻辑导致一战的出现，终结了人们对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令人意外的政治成果：一方面德国人体会到了魏玛及其失败、希特勒的崛起，另一方面世界体会到了终极性的革命——俄国革命，来解决人类所有悲催性的问题。

在二战后所达到的所谓世界秩序当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入了冷战状态，因而在极权主义政治和民主政治之下，人们怎么从事政治生活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阿伦特在观察到这个“20世纪的灾难性过程”的同时，发现在大众民主时代到来之际，技术的力量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进入一个核时代、太空时代。核时代所产生的惊人杀伤力让人们畏惧，相互的核威慑、以暴制暴的人类行为逻辑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当人们进入太空时代时，挣脱人自身、进入绝对自由的状态，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欲求变得越来越强烈。

因此阿伦特认为，20世纪让人类遭遇到两个极其严峻的问题：第一，怎么用政治来驯服大众社会，不是用道德、法律。第二，如何用政治控制技术力量。

阿伦特恐怕没有料到，如今技术的进步已更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已经要突破千百年来人所追求的天谴。人类今天还没有想到这个天谴的突破意味着对生活的根本性挑战：人有可能因为基因改写而实现永生。我们的一切伦理建构和政治秩序建构都是因为向死而生，那现在永生了，我们怎么办？阿伦特当年还没有意料到，只是深恶革命。她已经发现种族研究、运动学的发达、优生学的崛起产生了所谓的种族帝国主义，是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意义上，纪念阿伦特是因为她确实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切中了这个大时代的根本性问题。

同时我们要收缩我们的目光，阿伦特的思想跟中国的处境也可能有切近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人的责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道德和政治的严重冲突时就说：

做一个好人和好公民常常是矛盾的。因为做好人只要面对自己的良心，不加害于别人就足矣，但是做好公民要进行政治参与，要政治良性化，要共同行动，而不是付诸个人良心抵抗。

这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儒家已经开启了这个大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就是面对良知的一种自我规训，但兼济天下是掌握权力的一种特权，这个具有悖谬性的冲击。

面对人的责任和公民的责任我们该怎么办？公民的服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顺从。我们的顺从首先是因为人民主权让我们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法律属于保障人民的一个工具，因而我们顺从于法律。公民的顺从并不是顺从一般的政治权威，更不是顺从政治掌权者。

最后就是中国人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已经革命176年，但很显然，革命终局还没有显现。用阿伦特的话来说，革命是为了自由建国。按照阿伦特的逻辑，一个国家的革命在自由建国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时候产生的是革命的异化，因而我们怎么去面对革命呢？

上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出了一本专著，俗名就叫《告别革命》。我们是要告别革命，还是要借革命自由立国，这在中国成为一个特殊问题。如果坚持革命，一切左派当权者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实际上从长远看来，这恰恰是对于当权者的一种极为重大的颠覆，因为不愿意通过革命而自由立国，革命发生了变异，那么你将长期在为另一场革命储备条件。所以实际上捍卫革命的人不知道革命的危险性和颠覆性，还自得其乐。但是如果要告别革命，那是需要前提的：只有实现了自由立国才能告别革命。因此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正在出现改革与革命的赛跑。这意味着革命因素在改革的进程中积累。那究竟改革与革命谁是赢家，这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我们不好主观臆断，但是显然，它切近了阿伦特论革命的实质性问题。

阿伦特值得世界各国的政治思想家、理论家们隆重纪念，就是因为阿伦特对20世纪最触目惊心的现代性现象——极权主义有了深刻的反省。 1951年阿伦特正式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到1958年出版修订版。从苛刻的角度上来说，这本书并不见得非常严谨，甚至有评论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把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罗列在一起论述，简直就是在逻辑上不清不楚。但是阿伦特认为这三者有关联，因为反犹主义从古已有之的种族性和宗教性反犹主义，进入到政治性反犹主义，或者种族帝国主义反犹主义的时候，就意味着种族间的自然关系已经在20世纪演变成了极为严峻的政治关系。更进一步说，演变成了一个用国家暴力来解决的严峻的政治问题。

最近流行的一本书叫《民族的阴暗面》，它特别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就在于：民族国家首先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这个单一民族的建构意味着古代社会的杂居民族关系要面临一个民族关系的清洗，可以使一个政治民族霍然诞生，在这个民族的基础上来建立主权国家。在阿伦特看来，民族国家或者至上主权所建立的国家所面对的种族清洗，正是反犹主义所导致的20世纪的极权主义最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

而事实上，种族帝国主义、大陆帝国主义或一切阶级帝国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现象恰恰是诉诸于极权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武器，人类的生存状况在极权主义的催迫之下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在阿伦特看来，这不是此前人类所有的道德生活模式、社会生活模式、法律生活模式和政治生活模式所可以解释的新现象。当阿伦特把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分三个小册子来分别出版的时候，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极权主义这一册，因为她所讨论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她亲身经历的以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诉求为直接政治手段的纳粹。纳粹从内部敌人的清洗以及到外部敌人的灭绝，呈现出的最后解决方案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屠杀七百万犹太人。

任剑涛：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但阿伦特最直接的反省并没有只针对纳粹德国，因为二战以后随之兴起的苏联，尤其50年代后逐渐暴露出来的苏联控制国家的政治手段，让阿伦特看到极权主义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形态，就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借助的核心，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压制，第二是强大的政党的单一控制。所以对阿伦特来说，这样的极权主义值得去深入研究和加以反省，并警惕全世界的人，不分民族、阶层、教育。阿伦特特别绵延从古希腊以来到康德为鼎盛，而她自己坚决赞同的世界主义，就是超越民族和主权来看待人。因此，极权主义变成了20世纪最触目的现象，深层原因就是极权主义竟蔓延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它之所以是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不是因为纳粹德国的和苏联对人的政治性摧残。这是事实问题，不需要辩论。这背后所隐藏的人类的近况更令人忧心如焚，因为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它的四个支撑杠杆是对人的极度蔑视：

第一，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完全约束于一个单一的国家自上而下，由政治领袖来担保和推行的意识。国家暴力系统贯彻这个意识形态不遗余力，诉诸于肉体消灭。对希特勒来讲，这是诉诸于所谓自然意识形态：要进行种族灭绝，追求雅利安纯种，诉诸国家机器来迫害人。这个问题上阿伦特提供了一个现代政治理论伦理的极其重要的概念：根本恶，就是来自于人的极端险恶的主观用心和主观定位，以至于完全是不可饶恕。阿伦特特别强调对罪行的不可宽恕性，当然连她的学生扬-布鲁尔都说这个太苛刻了，如果她知道南非后来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她就不会说不可宽恕。一切罪恶都是可宽恕的，关键看施罪者和受迫害人士之间如何面对面达成谅解关系。一个坦诚的认罪，一个面对真诚认罪的宽恕，构成了一个政治的新境界。

这种诉诸于肉体消灭的自然意识形态，与后起的苏联历史意识形态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历史意识形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现行发展意识形态。我们人类社会将势不可当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用国家机器保证先进阶级对历史意识形态不断绵延的递进过程，凡是一切拒绝这个历史意识形态的人，不论是个人、阶层还是集团，就是国家公开宣布的敌人，国家有义务去消灭他。

与自然意识形态在种族间的关系做出政治辩论和暴力征服不同，历史意识形态借助阶级的名义，但是阶级的辩论在某种意义上更主要的是一个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一辈子没有正式工作，他只是独立撰写专著，有恩格斯支持他；而恩格斯是当时最厉害的纺织厂厂主，直接社会身份实际上是资本家。因此阶级的辩论并不单纯依据财产和社会身份，而是依据他自己认同的身份，即历史传统及思想的决裂。所以历史意识形态建构在某些方面似乎比种族意识形态要温和。但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同构性，都是以敌我为矛盾。一定要把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鲜明地塑造出来，然后来展开自己的意识形态之路，这一点上没有结构性差别。

第二，极权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是全面恐怖。极权主义的全面恐怖不单是针对个人的内在心理、精神生活，而是对个人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而言都是一种恐怖，而且这种恐怖不仅针对不掌权的公民个人，还包括掌权的政治领袖。换言之，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有真正的安全感，而掌权者的优势在于会用自己掌握的暴力权力来解决自己的不安全感。全面恐怖说到底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严重的异化种类，颠覆了现代以来政治社会建构的底线原则。这种国家恐怖手段让人人得不到安全，而人人得到安全恰恰是现在社会理论家要建构国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国家建构，我们每个人将会陷入丛林状态：一切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此我们要进行自保和互保来建立国家。如果是一个全面恐怖的国家，那我们连自保和互保这样一个最低的目的都达不到。

第三，极权主义一定要破坏人类的天然纽带。人类的天然纽带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产生出来的亲近之情。纳粹诉诸于种族关系，把整个德国完全割裂，连最简单的通婚自由都不行。为了保证雅利安纯种，哪怕是日耳曼系的人，如果残疾，或稍有精神疾病，那也要被消灭。因为纳粹进行种族清洗时，首先被清洗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吉普赛人，然后登峰造极，把一切最后的方案落到犹太人的头上。因此在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家庭、友情亲情基础上，让人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彼此以仇恨和清算相向。中国在“文革”时期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哪怕是子女对父母，也割断家庭和阶级的脐带，建立新的政治排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权主义一定会产生第四个重要的支撑杠杆：官僚机制。否则在人类的天然纽带和全面恐怖之下，国家的暴力征服依靠谁来达到对所谓完美社会的建构呢？这个恐怕与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大为不同，韦伯说官僚机制是现代社会建构的必需品，但阿伦特反省极权主义时特别指出，极权主义的极大危害就在于官僚主义。国家领袖基于根本恶来推动整个国家陷入恶的灾害，而整个官僚机器陷入无私的机械的行政执行，因而官僚病使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器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力、法律正义感和政治正义性。所以极权主义一定是一个洋葱头式的结构：越趋近洋葱头的内心，内心就越趋近于根本恶，毫无善心；而越向这个洋葱头的外围扩展，就越来越接近平庸之恶：不作考虑，只接受命令。因为执行命令是层级义务，不执行命令显示不了个人对行政岗位的忠诚。在阿伦特看来，义务感就是一种道德判断，尤其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里，阿伦特表达出内心的震撼：她原来太过看重根本恶，后来才发现，平庸的恶所带来的政治迫害、政治颠覆和政治罪恶甚至常常超过根本恶。因此作为人类的一种崭新政治现象，极权主义说到底确实是旷古未有的对人的彻底败坏。

所以，阿伦特后来一定要去处理做“好人还是好公民”的千古难题。我们身为一种政体下的公民成员，如何面对极权主义这样的深重灾难？像艾希曼这种无私的官僚分子，他所为平庸之恶甚至超过了根本恶，因为如果没有借助无私的官僚机器和官僚分子，他不可能全方位推行根本恶。因而根本恶和平庸之恶需要专门对待，而另一种平庸之恶就是人们有没有一种对人的反省能力，对人的境况能够避免无私而有所私，因此人的境况与极权主义的起源构成一种强烈的互补关系。在阿伦特看来，我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生活，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政治共同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她非常不同意现代以来的主流政治圈对我们建立政治社会的一般契约意义和同意统治的说法，她认为建立政治社会的原则应该是相互承诺，这一点非常具有颠覆性，也是公民不服从国家最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相互保护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世界。这是人对人、人对组织、组织对组织、组织对国家、国家对公民相互的承诺，哪一方违反了这个承诺，就必须要受到惩罚，人民起来革命大多就是因为政府违反了承诺。

阿伦特指出了古希腊公民人文主义和罗马公民共和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她认为，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危机就在于将人处理为原子式的个人。至于是不是自由主义的罪过，我认为还可以讨论，因为自由主义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声称他们所建立的社会是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但就共和主义者来讲，看到了现代社会孤独个人的极端危险性，因为他反社会、反人类，要解除不甘、反抗歇斯底里就会导致极大的政治灾难。因而一个共同承诺或者是相互承诺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绝对能够让成员在其中怡然自得，并且因为参与这样相互承诺的共同体而感到荣耀并载入史册。

于是古希腊所有人一进入公共领域，所谈到的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话题，所追求的就是公共荣耀，所建构的就是公共业绩，所表现的是公共精神，所展开的就是公共行动。阿伦特认为这个就叫做政治的积极生活。话说什么叫人？人就是要在公共领域活动，要展现自己的公共资产。如果丧失了这样的公共性，人就变异为工具，或者成为表现根本恶的犯罪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特别强调现代社会的一些重大变迁必须超越人类的生存境况。

阿伦特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不是他或她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因为人生来就融入了一个关系性世界，因此不可避免要与他人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人首先要有反思的能力和演绎性的能力，这对革命和公民不服从都有重要的理论奠基。

转自:凤凰网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