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顾宝昌在评论城市人口政策时，提到“低端人口”的概念。他实际上并不同意这个概念，所以用的是“所谓的低端人口”；而且对排斥“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歧视性政策，他也表示了自己的质疑，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陷入一场舆论狂飙之中。“低端人口”四个字一经见报，马上点燃了千万读者的怒火。没有人有耐心去推敲教授的原文原意，都认为他在为城市政府的歧视性政策背书，一时千夫所指。
舆论的粗糙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公众的愤怒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按说，国民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主权者怎么可能低端呢？主权者本应是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恰恰是在这个承认“主权在民”的国度，在这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已写入宪法的国度，国民常常被政策性地、体制性地规定为三六九等，常常不是这部分，就是那部分被政策性地、体制性地规定为“低端人口”即“贱民”。而一旦被规定为“低端人口”即“贱民”，其权利就会遭到公权力系统的限制甚至剥夺，他们就不能不陷入权利上的巨大困境，陷入权利上的贫困状态。
权利是什么？一定程度讲，权利就是对机会均等的保障。权利上的贫困，必然导致机会上的贫困。本来就是弱者，社会资本本来就匮乏，再失去机会的公平公正，还有任何出头的希望吗？歧视性政策和歧视性体制之罪恶昭彰，根本原因在这里。它不仅是对主权者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公然的行政干预、强力压制，限制或剥夺了所谓“低端人口”的上升通道，限制或剥夺了所谓“低端人口”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不存在天然的“低端人口”，只有权利层面的“低端人口”、机会层面的“低端人口”。而权利和机会层面的“低端人口”，无不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这种公然侵犯主权者，公然歧视、排斥自己的国民的政策和体制，显然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
多年以前，南周同仁、曾经的著名调查记者傅剑锋有过一篇对发廊女苟丽的写实性报道。这篇报道对我极具震撼性，为此我有过一篇评论，侧重谈底层社会的权利贫困问题，谈权利与机会的关系问题。苟丽是个缩影，底层社会的缩影。他们不是不能干，他们不是不勤劳，但他们遭遇了权利的天花板，实际上是政策的天花板、体制的天花板。所以无论他们怎么能干、怎么勤劳，总之无论他们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歧视性的政策和体制，才叫低端。改变这种致命的低端，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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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没有低端的国民，只有低端的体制
人大教授顾宝昌在评论城市人口政策时，提到“低端人口”的概念。他实际上并不同意这个概念，所以用的是“所谓的低端人口”；而且对排斥“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歧视性政策，他也表示了自己的质疑，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陷入一场舆论狂飙之中。“低端人口”四个字一经见报，马上点燃了千万读者的怒火。没有人有耐心去推敲教授的原文原意，都认为他在为城市政府的歧视性政策背书，一时千夫所指。
舆论的粗糙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公众的愤怒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按说，国民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主权者怎么可能低端呢？主权者本应是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恰恰是在这个承认“主权在民”的国度，在这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已写入宪法的国度，国民常常被政策性地、体制性地规定为三六九等，常常不是这部分，就是那部分被政策性地、体制性地规定为“低端人口”即“贱民”。而一旦被规定为“低端人口”即“贱民”，其权利就会遭到公权力系统的限制甚至剥夺，他们就不能不陷入权利上的巨大困境，陷入权利上的贫困状态。
权利是什么？一定程度讲，权利就是对机会均等的保障。权利上的贫困，必然导致机会上的贫困。本来就是弱者，社会资本本来就匮乏，再失去机会的公平公正，还有任何出头的希望吗？歧视性政策和歧视性体制之罪恶昭彰，根本原因在这里。它不仅是对主权者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公然的行政干预、强力压制，限制或剥夺了所谓“低端人口”的上升通道，限制或剥夺了所谓“低端人口”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不存在天然的“低端人口”，只有权利层面的“低端人口”、机会层面的“低端人口”。而权利和机会层面的“低端人口”，无不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这种公然侵犯主权者，公然歧视、排斥自己的国民的政策和体制，显然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
多年以前，南周同仁、曾经的著名调查记者傅剑锋有过一篇对发廊女苟丽的写实性报道。这篇报道对我极具震撼性，为此我有过一篇评论，侧重谈底层社会的权利贫困问题，谈权利与机会的关系问题。苟丽是个缩影，底层社会的缩影。他们不是不能干，他们不是不勤劳，但他们遭遇了权利的天花板，实际上是政策的天花板、体制的天花板。所以无论他们怎么能干、怎么勤劳，总之无论他们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歧视性的政策和体制，才叫低端。改变这种致命的低端，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