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体制不是挡箭牌，该记私仇记私仇

以笔名梁惠王驰骋网上的大V史杰鹏，终于被他所在的北师大解聘了。解聘理由是“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的所谓不当言论。北师大好坦率，毫不掩饰文字狱本色。

文字狱，思想罪，这应该出产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用叶剑英元帅的话说，即“封建法西斯”的中国。那时有这种事一点不奇怪，没有，反倒是咄咄怪事。所以，处分史杰鹏的公文发布之后，马上有网友嘲讽说公文日期署错了，不应是2017年，而应是1967年。

但的确白字黑字2017，不禁让人惶然：这2017，跟1967有分别么？难道真的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开前？

以笔者的亲历，可以肯定地说，改开三十年不是这样子的，至少在对人的问题上。思想压制和言论压制，当然是一直有的，哪怕我们记忆中所谓最美好的八十年代，不也有过“清污”么？但无论怎样的思想压制和言论压制，如果涉及对人的处置，不能不承认，很多单位很多领导还是审慎的，有一定底线的，公然的文字狱和思想罪，市场并不大。

即便二十八年前，那段最严酷的日子。当时我是我那个大学的出头鸟，“双清”对象。外查内调的同时，针对我的“错误”，不知多少次无情批判，我始终不低头，不认错。但最终的处分结果，仍是保护性质的“停课检查”。无论如何，留了个饭碗。等到七年后即1996年，大气候有所宽松，就又悄悄恢复了我的讲课。

事过多年，我进入了媒体，系部领导已退休。我回去探望他时，他才给我讲了实话，当年他顶了多大的压力保护我。按照校方本意，是一定要送我进监狱的。这主要因为春夏之交我跟人结了仇。当时学校有个冲在“斗争前沿”的卫道士，常常遭我顶撞下不来台。春夏之交后他因火线立功连升三级，从副科长升到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刚好管到我，非要报春夏之交的一箭之仇。但他没想到，他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阻力，即系部领导的顽固抵制。

其实系部领导也是春夏之交前才到系部任职，跟我泛泛之交。他愿意冒着风险倾力保护我，无非基于不忍之心：他是经历了文革的老干部，不愿在自己手上重演当年悲剧。

而这并非个别。二十八年前很多单位很多领导，倾力保护了很多像我这样的“问题人物”。这就是说，那个时代思想上无论怎样风霜刀剑，很多单位很多领导，多少还是有点对人的温情，多少还是有点担当。他们跟我那个老领导一样亲历了文革及历次运动，从中吸取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轻易不敢再整人，轻易不愿再整人。涉及到人的命运问题，多半下不了手，多半会枪口抬高半寸。

但是显然，时代的风气似乎正在改变，这一切，今天似乎正在成为过去。

今天的大气候无论怎样糟，都不会比二十八年前更糟；史杰鹏的“问题”无论多么严重，都不会比我二十八年前的“问题”更严重，对他的“断然处置”，却比当年对我的处置严酷得多，实在没有任何道理。更何况，按照今天的社会条件，对他的“断然处置”，本来必须要有公正程序，包括公开听证等程序。否则法理依据何在？没有法理依据的“断然处置”，不就等于射杀么？

体制不是挡箭牌。任何性质的射杀，一定要有人扣动扳机。我当年遭遇的未遂射杀，要扣扳机的是某副书记。虽然那时我并不清楚他要让我坐牢，但我知道是他整我，那时我就归为私仇，每次校园中遇到，我都会双手握拳两眼喷火死死地盯住他，以致造成他条件反射，每次校园中遇到，他都会本能地赶紧掉过头去不敢看我。只是因为后来上苍给了他别的报应，我才放过他，没在多年之后找机会跟他当面算账。

文字狱、思想罪可能卷土重来之今日，我的这段故事或许有重温价值。凡是枪口抬高半寸的，我认为一切好说。凡是枪口不肯抬高半寸的，非要交投名状的，非要对人下狠手的，我认为就该记私仇，一个都不宽恕。

总之让他们记住，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