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二）：等他回来取名字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梁小军为原姗姗的请求奔走。“我知道压力有多大，这是一起严重的案件，”梁小军后来对我说。“我努力想，哪些律师适合为谢燕益辩护。但我好多朋友自己就是嫌疑人。剩下的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为他们所有人辩护。谢燕益需要帮助和支持。”

3月4日，梁小军给原姗姗回信息。他将接下这起案件。

在3月末一个清冷无云的日子，我和梁小军一起去原姗姗家位于北京郊区的公寓看望她。在开车经过一座座光彩夺目的商场和一排排一模一样的住宅高楼时，梁小军和我讲了他2009年第一次见到谢燕益时的经历。当时，梁小军刚开始把自己定义为人权律师，而相比之下，谢燕益已在多年前用惊人的方式挑战国家主席，算是同行中的传奇人物了。两人迅速成为朋友和盟友。

近两小时后，我们到达密云。密云是坐落于北京东北部的一个区，挨着起伏不平的环京山峦。我们穿过一个庞大的小区，来到谢家门外。一个塞满童鞋的架子挤在门口。梁小军轻轻敲门，穿着黑色运动长裤、灰色毛衣和拖鞋的原姗姗应声开门，把我们请进屋里。

在讨论正事之前，梁小军请求看看谢燕益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一周前刚出生，距谢燕益被捕那一天已经快九个月了。孩子在一个临时安排的婴儿房里睡着了，由原姗姗的妹妹看着。“叫什么名字？”梁小军压低声音问。“还没取名字，”原姗姗轻声说，眼睛盯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我等她爸爸回来给她取名字。”

原姗姗引我们来到客厅，梁小军在一张低矮的棕色沙发上坐下。夫妻俩的两个儿子画的幽灵和秋日景色，用细绳挂在窗户上。梁小军从背包里取出一沓文件，开始整理。厨房里，原姗姗正在复印机上扫描身份证明文件，那是梁小军为她丈夫辩护所需要的。尽管同事多年，但梁小军从没打听过朋友的背景。原姗姗一边拿出律师执业证、结婚证、身份证等文件，一边开始讲述丈夫的生活经历。

谢燕益是1975年生人，父亲曾是一名军官，后改行当了工厂老板和律师。原姗姗说他从小就很倔强。他喜欢跟年纪大他许多的哥哥摔跤和打斗。她说他从来没赢过，但是失败并不会打击他的热情。

谢燕益的母亲也是一名律师，在1997年把他送到新加坡去攻读法律。除了上课，谢燕益还去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人权法律与相关理论。回到故乡后，谢燕益租了一个小公寓，锁上门，让朋友每周给他送两次吃的。六个月后，他通过了律师考试。在从业几年后，他在2003年因为一个被中国媒体大肆报道的案子崭露头角。

那一年，江泽民结束了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尽管明面上已经退出公共生活，江还是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掌握重权的职务。“燕益说那是违宪的，于是就起诉了他，”原姗姗带着悔恨的笑容跟我说。谢燕益称他对前国家主席发起的法律挑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宗宪法诉讼”。

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同时也是很鲁莽的。“我那时候很年轻——很天真，”几年后谢燕益接受采访时说。“我以为，法律提供了这个渠道，我就要利用它。我相信法律的保护。”

北京一家法院当即拒绝了谢燕益的起诉，但是诉状给这位28岁的律师带来了恶名——还有官方安全机构的密切注视。他搬到了密云，希望能躲开一些压力，但是无论去哪，年轻的律师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下。

原姗姗从一开始就说，她对丈夫的工作感到矛盾。她觉得很难彻底支持他。为什么甘冒失去一切的风险，只为了一个绝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回报的事业呢？两人于2006年夏天结婚，并且达成了一项妥协：她照顾家里，而他不把自己人权律师的工作带进家中。

2015年7月11日，律师们被捕两天后，这个妥协破裂了。下午八时，谢燕益接到电话，要他去接受一次问讯。谢燕益知道，他的很多朋友与同事已经被带走了。原姗姗催促他马上离开，去兄弟的工厂躲躲，直到风头过去。谢燕益拒绝逃走。在审讯中，五名警方人员向谢燕益问起他写给王宇表示支持的一封信，王宇的被捕表明打击的开始。谢燕益回答说，他是王宇的朋友，也是其他许多被捕的人权律师的朋友。警方问谢燕益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谢燕益回答说，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不需要忠于党。警方指示谢燕益写保证书，承诺不会就被捕的人权律师公开发言。他拒绝了。

7月12日凌晨1点，谢燕益回到公寓。六个小时后，警方来敲门，要他立即去见他们的上级。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二时，20名警察涌入公寓，有些人穿着制服，有些人穿着便衣，他们没收了谢燕益的证件、书籍、银行卡、案件文档和手机。在警察到达之前，原姗姗设法藏起了丈夫的笔记本电脑。在寻找这样东西时，警官试图争取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的协助，他们的年龄分别为11岁和8岁。“爸爸的笔记本电脑在哪儿？”官员蹲在两个孩子面前，看着他们的眼睛问道。“他喜欢把它放在哪儿？”三个小时后，警方离开了。

没过几天，原姗姗从新闻播报中得知她的丈夫正在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接受调查，这个罪名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自7月12日以来，没有人见到谢燕益，或是听到过他的消息。通讯中断意味着谢燕益不知道从他被捕以来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母亲去年8月22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原姗姗去了天津警局，要求警方批准谢燕益出席母亲的葬礼，据报道，谢燕益就是被关押在那里。她坐在接待室的一张椅子上等了三天，诉说她的情况。警方拒绝了她的要求。

谢燕益不知道妻子怀孕了。在丈夫被捕时，原姗姗自己也不知道。预产期两天前，她回到天津警察局，争取能让丈夫在医院的一张表格上签名。警察再次拒绝了她。“他们甚至不想跟他说孩子的事，”原姗姗说。

梁小军准备好了文件，让原姗姗签名。她端庄地单膝跪在一张绿玻璃矮桌前，签好了文件，推回给梁小军，后者在她的名字旁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梁小军出来后心情很平静。我们走向他的车时，他开始说话，好像不是专门说给谁听，他谈起“709事件”期间他自己与警察会面时的真实遭遇。“他们问我的问题跟谢燕益的一样，”他坦陈。“他们叫我不要跟被捕的律师牵扯在一起，不要跟记者交谈，或者写文章。我同意了。他们强迫我写保证书。我写了。”他停顿了一下，虚弱地微笑了一下。“我想我没有谢燕益那么坚定。”我们开车回到北京，一路上没有说话。

在去原姗姗家一周后，梁小军去了天津——北京东南的一座平淡的工业港口城市——尝试会见自己的新客户。和“709事件”中遭拘捕的很多律师一样，谢燕益被关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梁小军打算去看守所确认自己作为谢燕益的律师的身份。那听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准备乘火车从北京出发时，梁小军并不乐观。“所有去天津的律师都说，会有一名专职警察出来告诉他们不能会见自己的客户，因为客户拒绝见律师。”

他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警察转告我们客户的意愿是违法的，”他说。他还说，拜访本身非常重要。“它是律师和嫌疑人的家属向警察施加的压力，是能改变情况的。我们必须不断施压。如果我们不施压，警察会认为我们不关心这个案子。”

我们进入看守所时，一名身穿迷彩服和防弹衣的军人一动不动，只是用眼睛盯着我们。地方警察有不同程度的武装，加强了安保措施。警卫身后有一扇窗户，通向看守所的内院，那里修葺整洁，周围是石头拱门，像个大学校园。

梁小军提交了文件，要求见自己的客户。我们看到警卫们聚在玻璃隔断后面的书桌前，盯着我们，窃窃私语。梁小军很平静，但很警惕。我问他是否紧张。他说“不”，然后他停顿一下，接着说：“我只是不确定他们会怎么对待你。”我回想起在北京几次去他的办公室的情景。每次我该走的时候，他都会探头往门外张望，确保没人盯梢，才让我走。经过几次这样的告别之后，我才注意到这个规律，意识到他是在保护我。

我们等的时间很短。到达几分钟后，玻璃隔断旁边的一个厚金属门开了。里面走出两个男人。第一个人比较年轻，打扮得很利索，留着黑色短发，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第二个年纪略长，不那么威严。他肩背有些驼，稀疏的头发从一边梳向另一边，带着疲倦、心不在焉的神情。年纪较轻的那名男子转向梁小军，让他进去。梁小军把手机交给我，跟着那两个人消失在了厚重的金属门后。

会见持续了不到四分钟。梁小军独自现身，直接走向出口。我们沿着有深车辙的土路往地铁站走时，他跟我讲述了会面的经过。

他说，那个年轻人是一名警察，名叫李斌（音），负责会见所有709被拘留者的亲属和律师。梁小军之前听说过李斌，不过李斌显然非常了解他：李斌先是列举了梁小军代理过的一些案件，还提到了他与警察和司法局的会面。然后他转向谢燕益的案子。“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委托书，”他说，“谢燕益已经有两名辩护律师了。”梁小军问那两名律师是谁。李斌说，他没有义务回答。梁小军问其他律师有没有见过谢燕益，为他的辩护做准备。李斌还是说，他没有义务回答。

梁小军继续施压。询问他怎么能确定谢燕益请了那些律师呢？谢被单独监禁，怎么可能给自己请律师呢？每次李斌都说自己没有回答的义务，还说梁小军不是谢的律师，与嫌疑人没有正式关系。另外一名警察什么话也没说。

梁小军起身离开时，李斌说了一句话。“我很奇怪你居然不是来为王全章辩护的，”他说。王全璋是梁小军的密友，和谢燕益一样，他也被关押在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的某个地方。已经有八个月没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然后，李斌笑了，把梁小军的文件递还给他，让他出去。

Alex W. Palmer是驻北京作家。他曾撰写过“中国“私募一哥”的覆灭”相关报道。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