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是被一些传闻吓坏了，比如说甘肃，沙漠，于是重温《古拉格——一部历史》。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戳穿下述骗人的鬼话：最残酷的镇压时代是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我认为，统计资料将于未来显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实行“红色恐怖”之前，当年年初已经开始出现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从那以后，这股浪潮只是变得越来越汹涌，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回忆录》
一九一七年，两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冲击扫荡着帝俄社会，后者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立即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二月份退位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为任何人所极难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
布尔什维克的早期决定——包括建立一党制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做出的。从一九一八年起，欧洲所曾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整个俄罗斯的大地上激烈进行，所有暴力行为并非全都出现在战场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没有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
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
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阶级敌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结果，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各种各样的逮捕戏剧性地不断增加。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乱挑选出来的革命“拥护者”所组成的革命法庭开始审判胡乱认定的革命的“敌人”。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即任何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人、沙俄时期的监狱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刑。
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会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契卡几乎刚一创建即开始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贯彻执行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在针对列宁的一次未遂刺杀之后开展的这场恐怖行动——逮捕、监禁、屠杀——比此前几个月随心所欲的恐怖行动更有组织，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被怀疑在“后方”从事破坏革命的活动的人，实际成为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血腥，无情，残忍——开展这场行动的人想要让它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红军的喉舌《红星报》这样对它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地消灭他们，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流血流得越多越好……”
红色恐怖对于列宁的权力斗争至关重要。所谓的“专设集中营”对于红色恐怖同样至关重要。关于红色恐怖的第一项法令甚至提到了集中营。这项法令不仅要求逮捕并且监禁“资产阶级的重要代理人、地主、工厂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职人员、反苏维埃的军官”，而且要把他们“用集中营隔离起来”。尽管没有关于囚犯人数的可靠数字，到1919年年底时，苏联已经有了二十一个记录在案的集中营。到1920年年底时，这个数量增加了四倍，达到一百零七个。
从一开始，“特殊”监狱系统就是为了对付特殊的囚犯：神职人员、前沙俄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投机商、新制度的敌人。但是，苏维埃当局对于一类特殊的“政治犯”比对其他囚犯更感兴趣。这些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派别中的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曾经为革命进行斗争却毫无先见之明地没有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并且没有积极参加1917年十月政变的人。作为过去与沙皇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盟友，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直到三十年代末期为止，苏共中央委员会将会多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其中仍然活着的人大部分都在三十年代末期遭到逮捕或枪决。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上千万人的毁灭就是整个人类的悲剧，而更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悲剧不仅仅只是发生在苏联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它一再重演。索尔仁尼琴和阿普尔鲍姆笔下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还称得上是幸运儿，毕竟，他们的故事还能通过复述获得表达和永生，而绝大多数的绝望和怨恨，只能无声无息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阿普尔鲍姆估计，1929至1953年间，1700万苏联人被关进劳改营，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之多，而1991年苏联的人口也不过2.8亿而已。在一个号称民主和平等的现代国家，竟然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被作为奴隶使用，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而在这样一个政府崩溃数十年之后，它的功过是非还有数不清的争论而难盖棺论定，以至阿普尔鲍姆在俄罗斯旅行时，大多数的居民都对古拉格的历史表现出冷漠和沉默，这能算得上对于几千年智慧史的反讽么？
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未来总比现在要好。茨威格从来没有想过，童话般的维也纳会被野蛮所征服。
转自：苍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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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古拉格离我们有多远
我承认我是被一些传闻吓坏了，比如说甘肃，沙漠，于是重温《古拉格——一部历史》。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但是，你的脊梁已被打断，
我的美丽而凄惨的世纪，
带着一丝空洞的微笑
你残忍而虚弱，回首望去，
像一只衰老的野兽，
看着自己的爪印。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世纪》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戳穿下述骗人的鬼话：最残酷的镇压时代是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我认为，统计资料将于未来显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实行“红色恐怖”之前，当年年初已经开始出现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从那以后，这股浪潮只是变得越来越汹涌，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回忆录》
一九一七年，两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冲击扫荡着帝俄社会，后者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立即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二月份退位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为任何人所极难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
布尔什维克的早期决定——包括建立一党制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做出的。从一九一八年起，欧洲所曾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整个俄罗斯的大地上激烈进行，所有暴力行为并非全都出现在战场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没有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
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
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阶级敌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结果，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各种各样的逮捕戏剧性地不断增加。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乱挑选出来的革命“拥护者”所组成的革命法庭开始审判胡乱认定的革命的“敌人”。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即任何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人、沙俄时期的监狱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刑。
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会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契卡几乎刚一创建即开始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贯彻执行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在针对列宁的一次未遂刺杀之后开展的这场恐怖行动——逮捕、监禁、屠杀——比此前几个月随心所欲的恐怖行动更有组织，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被怀疑在“后方”从事破坏革命的活动的人，实际成为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血腥，无情，残忍——开展这场行动的人想要让它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红军的喉舌《红星报》这样对它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地消灭他们，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流血流得越多越好……”
红色恐怖对于列宁的权力斗争至关重要。所谓的“专设集中营”对于红色恐怖同样至关重要。关于红色恐怖的第一项法令甚至提到了集中营。这项法令不仅要求逮捕并且监禁“资产阶级的重要代理人、地主、工厂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职人员、反苏维埃的军官”，而且要把他们“用集中营隔离起来”。尽管没有关于囚犯人数的可靠数字，到1919年年底时，苏联已经有了二十一个记录在案的集中营。到1920年年底时，这个数量增加了四倍，达到一百零七个。
从一开始，“特殊”监狱系统就是为了对付特殊的囚犯：神职人员、前沙俄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投机商、新制度的敌人。但是，苏维埃当局对于一类特殊的“政治犯”比对其他囚犯更感兴趣。这些人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派别中的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曾经为革命进行斗争却毫无先见之明地没有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并且没有积极参加1917年十月政变的人。作为过去与沙皇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盟友，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直到三十年代末期为止，苏共中央委员会将会多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其中仍然活着的人大部分都在三十年代末期遭到逮捕或枪决。
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上千万人的毁灭就是整个人类的悲剧，而更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悲剧不仅仅只是发生在苏联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它一再重演。索尔仁尼琴和阿普尔鲍姆笔下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还称得上是幸运儿，毕竟，他们的故事还能通过复述获得表达和永生，而绝大多数的绝望和怨恨，只能无声无息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阿普尔鲍姆估计，1929至1953年间，1700万苏联人被关进劳改营，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之多，而1991年苏联的人口也不过2.8亿而已。在一个号称民主和平等的现代国家，竟然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被作为奴隶使用，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而在这样一个政府崩溃数十年之后，它的功过是非还有数不清的争论而难盖棺论定，以至阿普尔鲍姆在俄罗斯旅行时，大多数的居民都对古拉格的历史表现出冷漠和沉默，这能算得上对于几千年智慧史的反讽么？
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线性发展的，未来总比现在要好。茨威格从来没有想过，童话般的维也纳会被野蛮所征服。
转自：苍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