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通常是指体制内外携手下的政治、社会革新；抗争则是指社会抗争及公民抗争；而革命通常指大规模的社会抗争。
在当前大陆的政治语境下，体制内的守旧派不断强力打压民间势力，继续强化刚性维稳社会治理格局，致使民间的愤懑、不满、仇恨情绪不断升温，自然主张革命的民间势力有了相当的受众和拥趸。
现阶段民主政治变革由于固有意识形态、庞大的以权谋私既得利益集团及旧体制的羁绊，看起来遥遥无期；一定规模的社会抗争、公民抗争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这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意味，但仍需强化其社会基础和积累相当可观的公民资源。而革命正处于酝酿期，未来革命的形势如何及如何展开，这是眼下无法预料的事情。
汉娜·阿伦特指出：“现代革命总是涉及自由和解放。解放的结果，是消除限制、拥有动力，它的确是自由的一个条件，如果不能无限制的移动，则无人能达到自由之地。这样一来，通常就很能界定，究竟是在哪一点上，单纯解放的意欲终结了，而自由的意欲开始了。解放是免于压制，自由则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如果革命仅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唯一目标，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从滥用权力，对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问题在于前者，也就是免于压制的意欲，可以在君王—尽管不能在暴政，更不用说专制—统治下实现，而后者则亟需形成一种新的，或毋宁说是重新发现的政府形式；它要求构建共和制。其实，“当时的斗争，是共和政府倡导者和君主制倡导者之间的原则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更实事求是的了。唉！这一点几乎全被革命史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革命本身而言，人们应该欢迎英美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温和革命，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好的革命，而要避免法国大革命式的坏的革命。保守主义者认为“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制与极权的革命。”
就社会变革而言，波兰的政治转型是民间主导的，而韩国的转型是朝野共同主导的。现在大陆推动政治转型的力量主要在民间，需要靠民间的力量激活体制内的变革力量，以此走上朝野互动、主导的转型模式。在真正的政治变化未启动前，我们应戮力去促进并推动她，而不是加以限制。“共产党在政治上会逐渐有一些松动，也会一点点改，因为现在中共的统治已经远不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严密，经济上巨大的变化会在政治上产生一定的连锁反应，呈现出逐渐松的迹象。我个人比较欣赏冯胜平的看法，就是中共上层的某种松动，在来自下面的压力后，逐渐达到上下两方面的汇合，这样的变化可能是很漫长的，也可能出现反覆。”（丁凯文）、“二次世界大战后，变革都是在压力下发生，绝大部分都是在出现街头政治风潮后，统治集团才被撕裂，因为这种压力，年老和少壮派，鹰派和鸽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发生了分歧，于是一批人站出来呼吁民间运动。 ”（王军涛）
张千帆先生在“中国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一文中如此写道：
“整体上说，中国当下仍然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状态。威权体制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权力，下放给地方的权力较少。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对维持政权有利，可以调动优势资源来对付地方危机；国家规模越大，抗争成功的机会就越小。
在国家管制下，中国民间力量仍然很弱，一盘散沙，欠缺行动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国社会力量虽然壮大了许多，但总体上仍未走出无信仰、无组织、无共识的“三无”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因素，儒家伦理主要限于士大夫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道德资源缺失让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消极被动的“围观者”，给中国已很困难的转型雪上加霜。民众对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国家都高。
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其它国家可能早就引发激烈的社会对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贩自焚而发生革命、总统下台，但是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却没有激发什么民众反应。
当然，伦理危机并非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国家已逐步失去了控制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制逐步放开是大势所趋，中国信教的人数迅速增加，传统道德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
道德伦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只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社会修复伦理的能力是不用担心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的走向主要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集权与社会危机长期并存，不要低估这种可能性。中国确实是一个危机频仍的国家，经济、人口、伦理、环境危机越来越频发，但是如果执政党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大的闪失，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危机一定会导致翻盘。
第二种是危机大爆发，社会失序、政权坍塌。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恶性土壤长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机下产生的政权一般会比原来的更糟糕。
第三种可能是威权局部失灵，体制内开明派主动考虑政治改革，体制内外形成新一轮良性互动。这种可能的前景最为光明，但目前还不见端倪。
如何规避前两种可能性、让第三种可能变成现实，是中国朝野的温和改良派共同面临的严峻课题。”
从中国长期革命的逻辑着眼：“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部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所以在‘权利和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高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交换之成分，使各种因素统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
革命需要现实的基础、资源及始自基于现实可能性及效果的即时行动，有一种隐藏在冲突、抗争、社会运动中的新式有限度的保守主义革命尚待人们开发（没有具有节制的、具有限度的、偶尔越界的抗争及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就无法冲破盘根错节的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及垄断型分利集团的羁绊及倒逼他们妥协）。革命通常是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这种有限度的保守主义革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你死我活、推翻打倒一切的零和博弈式革命；而是旨在改变社会结构、通过这种类型的革命样式将长期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及社会应力有效地释放出来，并激活体制内的变革力量，通过有限度的革命及与旧传统资源的有效对话、互动，最终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的。
革命需要行动，而不仅仅停留在空谈。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安顿革命、适时终结革命、守护革命成果。”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否还有着某种被压抑、被遮蔽然而其自身仍然保存着潜在生命力的另外一种现代性呢？事实上，就当今世界而言，在主流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也不是那种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而是一种反激进的保守主义的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大致有两个形态，一是英美主义的保守的现代性及其法统，这个法统是终结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立宪建国的理路，它们由此所建立的英美两个帝国支撑着从17世纪到20世纪整个现代世界的主要秩序及其内在的价值指向。这种保守主义下的革命只限于政体范围，其实质是经过革命的手段，用一种宪政框架吸纳革命原则，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终结革命。这里的终结革命所保守的不是西方封建时代的旧制度，而是保守革命的原则、价值与义理，达致一种持久稳定的法治与和平。
英国的光荣革命有其独特的历史社会条件，中国的保守主义不能完全照搬英国模式。在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确实有重大的断裂，确实需要一场涤荡旧世界的革命，祛除旧制度旧法统的污泥浊水，而那些依附于传统王朝的旧世界的礼俗制度、法律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等，要转变为现代性中国之建设性的力量，并不能完全从传统自身开辟出来。这其中确有一根西方世界现代性的拐杖在起作用，完全忽略西方对中国现代性的激发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那么，在上述激进革命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开辟出一种保守主义的守护革命的思想路径和制度设置呢？固然革命有其合理性，但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待自我矫正，只有通过革命者的自我否定，将其转化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守护革命的构建，革命才有意义和价值，才能为容纳传统提供坚实的基础。守护革命的宪政法统是有能力与传统的旧法统进行对话的。革命者自身不是立法者，现代性的立法者必须经过一场革命之后由终结革命的人来承担。立法是一种守护，不是革命，它所构建的法统及其背后的现代性价值，应该向传统敞开。这种保守革命的宪政主义并不是以旧有的法统为依归，而是以现代革命构建的新的现代性制度及其价值为依归，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对话、吸纳和融汇，追求古今之会通。在中国保守主义的建国路径中，处理好革命与传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终结革命’后的宪法守护，这也是未来最有前景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我们要对革命给予褒扬，颂其光荣，但更关键的是要对传统加以安顿，由此来抵消革命激进主义的戾气和虚无主义。只有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探讨中国百余年的法统之变迁和法治之生长，才能得到真正理性而健康甚至富有光荣气质的中国现代性的解读。
中国法治的现代性之路，不仅尚未成功，甚至还处于转折的紧迫时刻；不仅尚难成就所谓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反而需要更为审慎的智慧；不仅要着眼长远，更要充分面对其中存在的复杂性。我认为，在厘清中国百年来以立宪主义为核心的法治演变尤其是近三十年宪政变革的历史之基础上，展示法治变迁的激进主义困局，发掘保守主义法治现代性的宝贵资源，在承认激进革命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内在的弊端，从中导出一条安顿革命、化解民族主义悲情的保守主义现代性之路。”
总而言之，就社会进步而言，人们自然欢迎潜移默化、一点一滴的政治及社会变革，但是也要认识到革命是“对司法不公、社会不公的最后救济”，与其规避革命这一话题，不如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革命。就未来大陆政治发展的动力而言，是由改良、变革、社会及公民抗争、革命四股政治力量的合力共同推动的。
2017-06-10
参考文献
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盛嘉主编：《美国革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中信出版集团
张千帆：“中国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
高全喜：“百年中国与保守的现代性”
转自：民主中国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金陵毕康：厘清变革、抗争、革命
变革通常是指体制内外携手下的政治、社会革新；抗争则是指社会抗争及公民抗争；而革命通常指大规模的社会抗争。
在当前大陆的政治语境下，体制内的守旧派不断强力打压民间势力，继续强化刚性维稳社会治理格局，致使民间的愤懑、不满、仇恨情绪不断升温，自然主张革命的民间势力有了相当的受众和拥趸。
现阶段民主政治变革由于固有意识形态、庞大的以权谋私既得利益集团及旧体制的羁绊，看起来遥遥无期；一定规模的社会抗争、公民抗争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这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意味，但仍需强化其社会基础和积累相当可观的公民资源。而革命正处于酝酿期，未来革命的形势如何及如何展开，这是眼下无法预料的事情。
汉娜·阿伦特指出：“现代革命总是涉及自由和解放。解放的结果，是消除限制、拥有动力，它的确是自由的一个条件，如果不能无限制的移动，则无人能达到自由之地。这样一来，通常就很能界定，究竟是在哪一点上，单纯解放的意欲终结了，而自由的意欲开始了。解放是免于压制，自由则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如果革命仅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唯一目标，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从滥用权力，对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问题在于前者，也就是免于压制的意欲，可以在君王—尽管不能在暴政，更不用说专制—统治下实现，而后者则亟需形成一种新的，或毋宁说是重新发现的政府形式；它要求构建共和制。其实，“当时的斗争，是共和政府倡导者和君主制倡导者之间的原则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更实事求是的了。唉！这一点几乎全被革命史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革命本身而言，人们应该欢迎英美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温和革命，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好的革命，而要避免法国大革命式的坏的革命。保守主义者认为“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制与极权的革命。”
就社会变革而言，波兰的政治转型是民间主导的，而韩国的转型是朝野共同主导的。现在大陆推动政治转型的力量主要在民间，需要靠民间的力量激活体制内的变革力量，以此走上朝野互动、主导的转型模式。在真正的政治变化未启动前，我们应戮力去促进并推动她，而不是加以限制。“共产党在政治上会逐渐有一些松动，也会一点点改，因为现在中共的统治已经远不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严密，经济上巨大的变化会在政治上产生一定的连锁反应，呈现出逐渐松的迹象。我个人比较欣赏冯胜平的看法，就是中共上层的某种松动，在来自下面的压力后，逐渐达到上下两方面的汇合，这样的变化可能是很漫长的，也可能出现反覆。”（丁凯文）、“二次世界大战后，变革都是在压力下发生，绝大部分都是在出现街头政治风潮后，统治集团才被撕裂，因为这种压力，年老和少壮派，鹰派和鸽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发生了分歧，于是一批人站出来呼吁民间运动。 ”（王军涛）
张千帆先生在“中国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一文中如此写道：
“整体上说，中国当下仍然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状态。威权体制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权力，下放给地方的权力较少。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对维持政权有利，可以调动优势资源来对付地方危机；国家规模越大，抗争成功的机会就越小。
在国家管制下，中国民间力量仍然很弱，一盘散沙，欠缺行动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国社会力量虽然壮大了许多，但总体上仍未走出无信仰、无组织、无共识的“三无”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因素，儒家伦理主要限于士大夫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道德资源缺失让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消极被动的“围观者”，给中国已很困难的转型雪上加霜。民众对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国家都高。
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其它国家可能早就引发激烈的社会对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贩自焚而发生革命、总统下台，但是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却没有激发什么民众反应。
当然，伦理危机并非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国家已逐步失去了控制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制逐步放开是大势所趋，中国信教的人数迅速增加，传统道德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
道德伦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只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社会修复伦理的能力是不用担心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的走向主要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集权与社会危机长期并存，不要低估这种可能性。中国确实是一个危机频仍的国家，经济、人口、伦理、环境危机越来越频发，但是如果执政党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大的闪失，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危机一定会导致翻盘。
第二种是危机大爆发，社会失序、政权坍塌。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恶性土壤长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机下产生的政权一般会比原来的更糟糕。
第三种可能是威权局部失灵，体制内开明派主动考虑政治改革，体制内外形成新一轮良性互动。这种可能的前景最为光明，但目前还不见端倪。
如何规避前两种可能性、让第三种可能变成现实，是中国朝野的温和改良派共同面临的严峻课题。”
从中国长期革命的逻辑着眼：“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部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所以在‘权利和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高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交换之成分，使各种因素统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
革命需要现实的基础、资源及始自基于现实可能性及效果的即时行动，有一种隐藏在冲突、抗争、社会运动中的新式有限度的保守主义革命尚待人们开发（没有具有节制的、具有限度的、偶尔越界的抗争及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就无法冲破盘根错节的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及垄断型分利集团的羁绊及倒逼他们妥协）。革命通常是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这种有限度的保守主义革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你死我活、推翻打倒一切的零和博弈式革命；而是旨在改变社会结构、通过这种类型的革命样式将长期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及社会应力有效地释放出来，并激活体制内的变革力量，通过有限度的革命及与旧传统资源的有效对话、互动，最终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的。
革命需要行动，而不仅仅停留在空谈。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安顿革命、适时终结革命、守护革命成果。”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否还有着某种被压抑、被遮蔽然而其自身仍然保存着潜在生命力的另外一种现代性呢？事实上，就当今世界而言，在主流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也不是那种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而是一种反激进的保守主义的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大致有两个形态，一是英美主义的保守的现代性及其法统，这个法统是终结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立宪建国的理路，它们由此所建立的英美两个帝国支撑着从17世纪到20世纪整个现代世界的主要秩序及其内在的价值指向。这种保守主义下的革命只限于政体范围，其实质是经过革命的手段，用一种宪政框架吸纳革命原则，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终结革命。这里的终结革命所保守的不是西方封建时代的旧制度，而是保守革命的原则、价值与义理，达致一种持久稳定的法治与和平。
英国的光荣革命有其独特的历史社会条件，中国的保守主义不能完全照搬英国模式。在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确实有重大的断裂，确实需要一场涤荡旧世界的革命，祛除旧制度旧法统的污泥浊水，而那些依附于传统王朝的旧世界的礼俗制度、法律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等，要转变为现代性中国之建设性的力量，并不能完全从传统自身开辟出来。这其中确有一根西方世界现代性的拐杖在起作用，完全忽略西方对中国现代性的激发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那么，在上述激进革命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开辟出一种保守主义的守护革命的思想路径和制度设置呢？固然革命有其合理性，但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待自我矫正，只有通过革命者的自我否定，将其转化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守护革命的构建，革命才有意义和价值，才能为容纳传统提供坚实的基础。守护革命的宪政法统是有能力与传统的旧法统进行对话的。革命者自身不是立法者，现代性的立法者必须经过一场革命之后由终结革命的人来承担。立法是一种守护，不是革命，它所构建的法统及其背后的现代性价值，应该向传统敞开。这种保守革命的宪政主义并不是以旧有的法统为依归，而是以现代革命构建的新的现代性制度及其价值为依归，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对话、吸纳和融汇，追求古今之会通。在中国保守主义的建国路径中，处理好革命与传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终结革命’后的宪法守护，这也是未来最有前景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我们要对革命给予褒扬，颂其光荣，但更关键的是要对传统加以安顿，由此来抵消革命激进主义的戾气和虚无主义。只有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探讨中国百余年的法统之变迁和法治之生长，才能得到真正理性而健康甚至富有光荣气质的中国现代性的解读。
中国法治的现代性之路，不仅尚未成功，甚至还处于转折的紧迫时刻；不仅尚难成就所谓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模式，反而需要更为审慎的智慧；不仅要着眼长远，更要充分面对其中存在的复杂性。我认为，在厘清中国百年来以立宪主义为核心的法治演变尤其是近三十年宪政变革的历史之基础上，展示法治变迁的激进主义困局，发掘保守主义法治现代性的宝贵资源，在承认激进革命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内在的弊端，从中导出一条安顿革命、化解民族主义悲情的保守主义现代性之路。”
总而言之，就社会进步而言，人们自然欢迎潜移默化、一点一滴的政治及社会变革，但是也要认识到革命是“对司法不公、社会不公的最后救济”，与其规避革命这一话题，不如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革命。就未来大陆政治发展的动力而言，是由改良、变革、社会及公民抗争、革命四股政治力量的合力共同推动的。
2017-06-10
参考文献
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盛嘉主编：《美国革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中信出版集团
张千帆：“中国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
高全喜：“百年中国与保守的现代性”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