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女友陪我过的第三个生日。活了四十年，她是第一个给我过这么多生日的人。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几乎不过生日的人。我一直不记得我的阳历生日，也许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原因，我习惯性的只记得农历生日。我和弟弟是双胞胎，我是老大。妈妈生我和弟弟的时候，正好是端午节，我们湖北老家把端午叫端阳，所以妈妈从小叫我是大端阳，我弟弟叫小端阳。听妈妈讲，她本来是想要一个女儿与我姐姐做伴的，因为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她并不想要男孩了，可老天爷偏偏让她又生了儿子，还是一对双胞胎。我生下来的时候，又瘦又黑，而我弟弟又白又胖，当时家里很穷，五个孩子，只有爸爸在乡村小学当教师的一点可怜的工资，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包产到户，要养活我们很难，当时看着又瘦又黑的我，父母都犯愁了。正好附近的一个家境好的无子家庭提出了要抱养我的想法，父母担心养不活我和弟弟两个，妈妈说她想过要把我送人，可是最后还是怎么也舍不得，就含辛茹苦的把我俩养大了，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一块石头也磨光了。
这四十年来，父母为我操碎了心。我几次因为写文章的事情，连累家庭。2012年我因为微博上的批评文字，被地方国*宝到老家找我父母。国宝拿着打印出来的我的一沓微博材料，指着我的微博图像问我妈妈这是不是我，我妈妈说是，然后给不认识字的妈妈做笔录，还让我已经七十岁的妈妈按手印画押。当时我接到电话后，恨不得从北京赶回去和他们拼命。我因为要追求言论自由，让我妈妈遭受了巨大的屈辱。
前一阵子，离端午节越来越近的日子，我常常失眠，夜里悄悄的爬起来，在书桌前点上烟，在广州宁静的夜晚里，回首四十年的人生路，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对即将到来的四十岁充满了惶恐。曾几何时，我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如今，却常常想起叶塞宁的诗句：“金黄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
回首过去的四十年，内心充满了对家人和朋友的愧疚，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很多朋友都在我遭遇困境的时候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他们的存在，让我觉得人生的友爱和温暖。就在昨天，我刚来到北海的时候，接到章诒和先生的电话。她很细致的询问了我现在的生活，包括收入、写作状况，她劝告我要和政治保持距离，笔锋不要太激愤。章先生多年来不仅一直鼓励、关注我的写作，还关心我的生活，她如师如母般的关爱，让我感到人间少有的温暖。作为后辈，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同她的一些政治观，但我总是以她为我的创作导师。她对写作神圣般的热爱和追求，一直激励着我哪怕身处困境，也不放下手中的笔。
于是我们决定二十九日离开广州。可就在二十八日晚上，十一点多，我们从外面购物回来准备第二天早晨出发的时候，在门口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锁眼被人堵住了，我们无法进门。我们所在的小区是管理比较严格的，需要通过两道门禁才能到家门口，而且我们家门口早已被安装了专门的摄像头，长期监控着我们的进进出出。不用说一定是维*稳的人干的，就是要逼迫我们快点离开广州，可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驱赶我们，实在让我们愤怒不已。幸好我们租住的房子在一楼，我还可以从窗户里翻到屋子里再去把门从里面打开，否则，只有深夜找开锁公司折腾了。我深夜给管我的区国保打电话表达了我的愤怒，要求他彻查此事。他支支吾吾，表示他不知道此事，答应会去查查。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无法锁反防盗门的情况下离开了广州，踏上了被迫去旅游的路，有点狼狈，却也并不特别悲伤。
如果不是国宝的不断紧逼，我的四十岁生日一定在广州过的。思敏贴心的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一把好看的、白色电动牙刷，因为我吸烟吸得厉害，牙齿都黄了。思敏会像去年那样，给我买生日蛋糕，做几个我爱吃的菜，我们会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温暖而平静的渡过我的四十岁生日。
在小岛陷入黑夜的时候，思敏骑着租来的电动车，在头顶繁星下，带着我回村里的客栈。这时，岛屿安静得仿佛是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我们的电动车在岛上的土路颠簸而行，海风吹拂着我俩被海水打湿过的衣服，那么清爽那么舒服，那一刻，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在繁星和海风的庇佑下，两颗心灵在尘世间相互依靠。
感谢那些反人性的力量，让我和思敏意外的来到了涠洲岛，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那些摧残人性的黑暗势力永远想不到的是，它们的作恶并没有让我们恐惧，而是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爱与力量。
今天我还收获到了意外的生日礼物，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在今天同时报道了我们被驱赶出广州的事情，很多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声援和关注。这些正义的支持和道义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孤独的岛屿。
在我四十岁生日的今天，我最后还想说：我会珍惜那些给予我的爱，并将以此为力量，继续直道而行，为了爱与自由，奉献我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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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爱与自由，我的四十岁生日在路上
这是女友陪我过的第三个生日。活了四十年，她是第一个给我过这么多生日的人。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几乎不过生日的人。我一直不记得我的阳历生日，也许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原因，我习惯性的只记得农历生日。我和弟弟是双胞胎，我是老大。妈妈生我和弟弟的时候，正好是端午节，我们湖北老家把端午叫端阳，所以妈妈从小叫我是大端阳，我弟弟叫小端阳。听妈妈讲，她本来是想要一个女儿与我姐姐做伴的，因为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她并不想要男孩了，可老天爷偏偏让她又生了儿子，还是一对双胞胎。我生下来的时候，又瘦又黑，而我弟弟又白又胖，当时家里很穷，五个孩子，只有爸爸在乡村小学当教师的一点可怜的工资，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包产到户，要养活我们很难，当时看着又瘦又黑的我，父母都犯愁了。正好附近的一个家境好的无子家庭提出了要抱养我的想法，父母担心养不活我和弟弟两个，妈妈说她想过要把我送人，可是最后还是怎么也舍不得，就含辛茹苦的把我俩养大了，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一块石头也磨光了。
这四十年来，父母为我操碎了心。我几次因为写文章的事情，连累家庭。2012年我因为微博上的批评文字，被地方国*宝到老家找我父母。国宝拿着打印出来的我的一沓微博材料，指着我的微博图像问我妈妈这是不是我，我妈妈说是，然后给不认识字的妈妈做笔录，还让我已经七十岁的妈妈按手印画押。当时我接到电话后，恨不得从北京赶回去和他们拼命。我因为要追求言论自由，让我妈妈遭受了巨大的屈辱。
前一阵子，离端午节越来越近的日子，我常常失眠，夜里悄悄的爬起来，在书桌前点上烟，在广州宁静的夜晚里，回首四十年的人生路，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对即将到来的四十岁充满了惶恐。曾几何时，我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如今，却常常想起叶塞宁的诗句：“金黄的落叶堆满了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
回首过去的四十年，内心充满了对家人和朋友的愧疚，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很多朋友都在我遭遇困境的时候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他们的存在，让我觉得人生的友爱和温暖。就在昨天，我刚来到北海的时候，接到章诒和先生的电话。她很细致的询问了我现在的生活，包括收入、写作状况，她劝告我要和政治保持距离，笔锋不要太激愤。章先生多年来不仅一直鼓励、关注我的写作，还关心我的生活，她如师如母般的关爱，让我感到人间少有的温暖。作为后辈，我虽然并不完全认同她的一些政治观，但我总是以她为我的创作导师。她对写作神圣般的热爱和追求，一直激励着我哪怕身处困境，也不放下手中的笔。
于是我们决定二十九日离开广州。可就在二十八日晚上，十一点多，我们从外面购物回来准备第二天早晨出发的时候，在门口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锁眼被人堵住了，我们无法进门。我们所在的小区是管理比较严格的，需要通过两道门禁才能到家门口，而且我们家门口早已被安装了专门的摄像头，长期监控着我们的进进出出。不用说一定是维*稳的人干的，就是要逼迫我们快点离开广州，可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驱赶我们，实在让我们愤怒不已。幸好我们租住的房子在一楼，我还可以从窗户里翻到屋子里再去把门从里面打开，否则，只有深夜找开锁公司折腾了。我深夜给管我的区国保打电话表达了我的愤怒，要求他彻查此事。他支支吾吾，表示他不知道此事，答应会去查查。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无法锁反防盗门的情况下离开了广州，踏上了被迫去旅游的路，有点狼狈，却也并不特别悲伤。
如果不是国宝的不断紧逼，我的四十岁生日一定在广州过的。思敏贴心的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一把好看的、白色电动牙刷，因为我吸烟吸得厉害，牙齿都黄了。思敏会像去年那样，给我买生日蛋糕，做几个我爱吃的菜，我们会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温暖而平静的渡过我的四十岁生日。
在小岛陷入黑夜的时候，思敏骑着租来的电动车，在头顶繁星下，带着我回村里的客栈。这时，岛屿安静得仿佛是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我们的电动车在岛上的土路颠簸而行，海风吹拂着我俩被海水打湿过的衣服，那么清爽那么舒服，那一刻，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在繁星和海风的庇佑下，两颗心灵在尘世间相互依靠。
感谢那些反人性的力量，让我和思敏意外的来到了涠洲岛，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那些摧残人性的黑暗势力永远想不到的是，它们的作恶并没有让我们恐惧，而是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爱与力量。
今天我还收获到了意外的生日礼物，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在今天同时报道了我们被驱赶出广州的事情，很多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声援和关注。这些正义的支持和道义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孤独的岛屿。
在我四十岁生日的今天，我最后还想说：我会珍惜那些给予我的爱，并将以此为力量，继续直道而行，为了爱与自由，奉献我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