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四位中国新公民运动人士被判刑，他们是丁家喜，赵长青，李蔚和张宝成。他们的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前两位被分别判处3年零6个月和两年零6个月；后两位各判刑两年。加之年初被判四年徒刑的许志永，被判一年半徒刑的袁冬，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为旗号的新公民运动遭受重大打击。
不过在社交网络上，这些被判刑的维权者赢得一片声援之声。与新公民运动关系密切的律师滕彪认为，新公民运动案是政治案件，从本质而言是官方维稳和民间维权的冲突。滕彪在推特上写道：“让我们记住这些最优秀公民的抗争和牺牲。让我们也记住写在判决书上的作恶法官，检察官，以及背后作恶的秘密警察”。
问：您把目标直接对准个体的法官和检察官，为什么要提醒人们记住他们？记住这些“写在判决书上的作恶法官和检察官”？
滕彪：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下，这些案件很明显是政治案件，是写在判决书上的这些法官决定不了的。包括检察官和具体的警察，他们都没有权力去决定这个案件如何判决。但是我仍要说他们是参与了作恶，因为他们并不是没有选择，他们并不是被强迫去接这样的案件，去参与这样的司法过程。所以在这个体制下，他们是明显参与作恶的。应该把责任追究到个人，虽然根本的原因是体制。但是，假如每一个人，包括这些法官、检察官，他们都把责任推给制度的话，那就没有人对这个恶行，对这个罪行来负责了。当然，如果民间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证据，能够找出这个案件背后真正做决定做指挥的人，那也同样要记住他们的罪行，并且要保留追究他们责任的权利。
问：您提出来的问题是，他们首先应承担个人作为法官、作为检察官的责任。在目前的制度下，他们了解案情真相的条件是否具备？要他们去拒绝接受这样一个案子，或者说要他们作出符合法律的判决，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滕彪：这个很简单，首先丁家喜，赵长青等人，包括之前被判刑的许志永等等，所有这些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或在街头发表演讲，或者组织一些活动，举着标语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或者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争取教育平等权，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合法的行为，没有触及任何刑法的条文，而且都是值得这个社会表彰的、肯定的行为。这通过常识就可以判断。第二点，这些法官检察官都受过法律的训练，他们很清楚对这些人判有罪是完全不成立的，这些行为从法律的角度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其它的不谈了，只有这一点，它就无法定罪。所以，他们明知道无罪，而参与有罪的判决，这一点他们是无法摆脱责任的。虽然情况不完全一样，有一些法官检察官参与是主动的，积极地参与作恶，在这样的案件当中争取政治表现，为了将来往上爬；也有一些可能不太情愿，不是那么积极。但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的责任都是不能逃避的。
问：包括三个月前被判刑的许志永，新公民运动参与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却是扰乱公共秩序，您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判决，扰乱公共秩序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滕彪：这个罪名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第二，他们没有扰乱任何人的正常的生活，更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的正常的秩序。也就是说，找不到任何受害人说他们正常的活动受到了骚扰。所以，从一开始，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对这些人的抓捕和审判都是非法的，这背后，显然这是维稳的政治或者是当局刻意政治化的一个结果。
问：新公民运动是一个和平的，非暴力的运动，这个运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参与的一些重要人士一个个被抓，一个个被判刑？
滕彪：新公民运动虽然正式发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一运动已经有很长远的一段背景。它和2003年我们成立的“公盟”有直接的联系。公盟在10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很多推动人权和法制的工作。09年公盟被取缔，但是我们换了一个名字叫“公民”，继续推动人权法制工作。再后来就正式推出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有很多活动，包括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教育平权，还有公民同城聚餐，帮助访民围观黑监狱等等。这些活动，在中国民间维权活动不断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下，越来越有一定的街头化和组织化的色彩。很多人开始在街头征集签名，或者举标语，喊口号，发表演讲；另外一个就是参与人数不断在增加。它虽然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反对组织，但通过互联网，它能够动员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的话，当局在维稳思路之下，认为新公民运动对他们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他们害怕人多，害怕公民联合起来，也害怕民间有一些政治性的诉求。所以，从根本上说还是维权和维稳的冲突。
原载2014-04-18法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