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于2017年5月2日下午因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在中国学习、研究现代文学的，很少有不知道王教授大名的。他是大陆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1980年代享有盛誉的鲁迅研究著作，曾影响了一代学子。我在1990年代中期读大学时，来学校讲学的教授依然对其赞不绝口，我由此记住了王教授的大名，见其文必读之，他对鲁迅的解读和家国情怀让人钦佩。
上世纪末年，各种港台版的政治书籍在大陆地摊和书市颇为流行，我曾在一本介绍1990年代民间异议的书籍中看见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呼吁大陆实行国内宽容的呼吁书，这份文件上赫然列着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签名。签名的既有许良英、包遵信、王若水等老先生，还有王丹、江棋生等八九一代，时间是1995年5月。该呼吁书明确要求当局：“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当做‘敌对份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有关人员。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我记得当时看到王富仁的签名时，内心极为震动，如同在年轻的心中投下了一块巨石，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曾想：谁说我们搞文学的不关心世道人心，不问道义？王富仁就是榜样！对王富仁教授的敬仰又增添了一份。
2005年左右，曾碰到一个早年的同事，他考上了汕头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我特的问他是否听过王富仁的课，他说听过，收获很大。我表示羡慕不已。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逐渐远离文学，更少关注文学研究，只知道王富仁退休后渐渐的没有声音了，似乎隐居于象牙塔，如鲁迅所言“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了。
与王富仁有师友之情的艾晓明教授近来回忆说：“富仁兄先我受教于北师大李何林先生，在我入学后成为师兄兼学术导师。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交流甚多。尤记得那年去找富仁兄谈论文，他却背着被子去了广场！我骑车上广场去找他，虽未得见，却是心息相通。”王富仁和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挺身而出，与民众一道，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剧烈的分化，流亡的流亡，留在国内的要么在监狱，要么沉潜于民间，而大部分人，选择了在体制中讨生活，伴随着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国学热，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犬儒主义、玩世主义大行其道，有的人退守书斋，冷却曾经火热的心灵；有的人，与权力或市场交媾，沦为学阀市侩。在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的高亢声浪中，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侏儒化与边缘化，隔膜于世道，也隔膜于民间。
几年前在北京，我和朋友去参加秦晖的新书发布会，出席者有钱理群、秦晖、刘瑜、荣剑等多位知识分子，他们谈及当下中国，话语不仅毫无新意，知识结构陈旧，言说内容与民间现实严重脱节，我实在听不下去，中途离席而去。这些自由派知识人，曾启蒙了许多如我样的青年，然而他们如今的暮气沉沉，却着实让人感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钱理群先生在最近悼念王富仁的文中写道：“我至今仍记得，在一个凌晨，我突然接到富仁的电话，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我说：老钱，最近形势紧张，你千万不要再说话了。”钱理群深情满满的回忆他们的友谊，字里行间又透露出知识分子不由自主的恐惧。他们曾经化身广场，然而却在后来的岁月逐渐让恐惧爬满心头，在21世纪民间不断有良心犯走向监狱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担心着、考量着“说话的风险”。对钱理群的这篇悼文，艾晓明沉痛的评论道：“我尊敬的师长，最远就只能走到这儿了。可是，不能走得更远吗？他们的止步之处，便是留给我辈的挑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总不能把这句话再作为遗嘱了。昨天各种遗憾中，记住了建刚律师被一删再删的一条微博：我愿意尝试酷刑，不做交易，死在牢里！为什么要删此微博，可见，当你没有恐惧，他们就恐惧了！可见，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继承师兄的学术思想，并从新的斗士那里汲取勇气吧！”
中国知识分子还能走得更远么？艾晓明教授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事实上，在1989年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除了王富仁、钱理群这样“书斋里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胡石根、陈子明、刘晓波、李海那样走向民间，长期坚持异议与反对的知识分子。尽管前一种知识分子也为当局所不喜，但他们依托于体制，多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空间和社会影响力，而胡石根、陈子明、刘晓波、李海等人，则基本是以地下或者半地下的方式续写着抗争的谱系，诚如艾晓明教授所言：“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他们突破了同代知识分子画地为牢的瓶颈，彰显出更彻底、更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风骨，为时代留下了记录，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标高。
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对一代青年产生巨大影响的王富仁和钱理群等人才得以被超越，后辈如我才会坚定的以为：今天的中国，即使有一千个如王富仁、钱理群那样的知识人弘扬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中国也依然还会在专制的“铁屋子”里打滚。尽管这样说会让人觉得偏执，但这应是难以辩驳的事实。无法走向民间，无法蜕蛹成蝶，无法拥抱抗争，已成为一代知识人的集体悲剧。时代已经发生了转化，每一代人面对着不同的课题，后起的知识人，当有彻底立足民间的立场和胸怀，以更为阔大的历史视野，在前人停止的地方，走得更远、走得更坚实。
2017年5月10日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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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中国知识分子还能走得更远么？
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于2017年5月2日下午因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在中国学习、研究现代文学的，很少有不知道王教授大名的。他是大陆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1980年代享有盛誉的鲁迅研究著作，曾影响了一代学子。我在1990年代中期读大学时，来学校讲学的教授依然对其赞不绝口，我由此记住了王教授的大名，见其文必读之，他对鲁迅的解读和家国情怀让人钦佩。
上世纪末年，各种港台版的政治书籍在大陆地摊和书市颇为流行，我曾在一本介绍1990年代民间异议的书籍中看见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呼吁大陆实行国内宽容的呼吁书，这份文件上赫然列着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签名。签名的既有许良英、包遵信、王若水等老先生，还有王丹、江棋生等八九一代，时间是1995年5月。该呼吁书明确要求当局：“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当做‘敌对份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有关人员。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我记得当时看到王富仁的签名时，内心极为震动，如同在年轻的心中投下了一块巨石，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曾想：谁说我们搞文学的不关心世道人心，不问道义？王富仁就是榜样！对王富仁教授的敬仰又增添了一份。
2005年左右，曾碰到一个早年的同事，他考上了汕头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我特的问他是否听过王富仁的课，他说听过，收获很大。我表示羡慕不已。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逐渐远离文学，更少关注文学研究，只知道王富仁退休后渐渐的没有声音了，似乎隐居于象牙塔，如鲁迅所言“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了。
与王富仁有师友之情的艾晓明教授近来回忆说：“富仁兄先我受教于北师大李何林先生，在我入学后成为师兄兼学术导师。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交流甚多。尤记得那年去找富仁兄谈论文，他却背着被子去了广场！我骑车上广场去找他，虽未得见，却是心息相通。”王富仁和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挺身而出，与民众一道，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剧烈的分化，流亡的流亡，留在国内的要么在监狱，要么沉潜于民间，而大部分人，选择了在体制中讨生活，伴随着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国学热，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犬儒主义、玩世主义大行其道，有的人退守书斋，冷却曾经火热的心灵；有的人，与权力或市场交媾，沦为学阀市侩。在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的高亢声浪中，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侏儒化与边缘化，隔膜于世道，也隔膜于民间。
几年前在北京，我和朋友去参加秦晖的新书发布会，出席者有钱理群、秦晖、刘瑜、荣剑等多位知识分子，他们谈及当下中国，话语不仅毫无新意，知识结构陈旧，言说内容与民间现实严重脱节，我实在听不下去，中途离席而去。这些自由派知识人，曾启蒙了许多如我样的青年，然而他们如今的暮气沉沉，却着实让人感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钱理群先生在最近悼念王富仁的文中写道：“我至今仍记得，在一个凌晨，我突然接到富仁的电话，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我说：老钱，最近形势紧张，你千万不要再说话了。”钱理群深情满满的回忆他们的友谊，字里行间又透露出知识分子不由自主的恐惧。他们曾经化身广场，然而却在后来的岁月逐渐让恐惧爬满心头，在21世纪民间不断有良心犯走向监狱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担心着、考量着“说话的风险”。对钱理群的这篇悼文，艾晓明沉痛的评论道：“我尊敬的师长，最远就只能走到这儿了。可是，不能走得更远吗？他们的止步之处，便是留给我辈的挑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总不能把这句话再作为遗嘱了。昨天各种遗憾中，记住了建刚律师被一删再删的一条微博：我愿意尝试酷刑，不做交易，死在牢里！为什么要删此微博，可见，当你没有恐惧，他们就恐惧了！可见，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继承师兄的学术思想，并从新的斗士那里汲取勇气吧！”
中国知识分子还能走得更远么？艾晓明教授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事实上，在1989年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除了王富仁、钱理群这样“书斋里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胡石根、陈子明、刘晓波、李海那样走向民间，长期坚持异议与反对的知识分子。尽管前一种知识分子也为当局所不喜，但他们依托于体制，多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空间和社会影响力，而胡石根、陈子明、刘晓波、李海等人，则基本是以地下或者半地下的方式续写着抗争的谱系，诚如艾晓明教授所言：“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他们突破了同代知识分子画地为牢的瓶颈，彰显出更彻底、更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风骨，为时代留下了记录，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标高。
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对一代青年产生巨大影响的王富仁和钱理群等人才得以被超越，后辈如我才会坚定的以为：今天的中国，即使有一千个如王富仁、钱理群那样的知识人弘扬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中国也依然还会在专制的“铁屋子”里打滚。尽管这样说会让人觉得偏执，但这应是难以辩驳的事实。无法走向民间，无法蜕蛹成蝶，无法拥抱抗争，已成为一代知识人的集体悲剧。时代已经发生了转化，每一代人面对着不同的课题，后起的知识人，当有彻底立足民间的立场和胸怀，以更为阔大的历史视野，在前人停止的地方，走得更远、走得更坚实。
2017年5月10日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