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北中国的自由孤岛 ——燕京大学抗战写实

燕京大学抗战，是中国知识分子抗战的最好写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畏缩，没有逃避，没有失职。他们与整个民族共浴血与火，用无畏的牺牲，成就了自己的光辉和伟岸。

谁说书生弱无骨，且听燕园风似刀！

笑蜀釆访侯仁之先生
坚韧的芦管

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8日清晨，浓云密布，寒风刺骨。四一班新生张澍智走出和暖的女生宿舍，急步穿过覆盖着积雪的小路，走向睿楼去上星期一早晨的第一节课——地质课。晨光中的燕京校园一片静谧，路两边的松树丛散发着沁人肺腑的阵阵清香。张澍智一路上背着拗口的地质名词，为的是应付老师提问。老师是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教授。开讲不到十分钟，老教授刚刚把一张地图挂到黑板上，突然一阵刺耳的马达声划破了肃穆的校园气氛。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探头朝窗外望去。只见身着土黄色军服的日本宪兵正驾着摩托在校园穿梭。

这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形，令同学们面面相觑。只有老教授镇定如初，继续授课，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讲完一个单元的内容才坦然对大家说：

“同学们，再见了，多保重！”

时隔多年，张澍智才明白，其实当时老教授已经知道日本向美国宣战，他也一定料到日军的集中营将折磨他的风烛残年。几十年过去了，老教授那满头银发、迎风伫立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张澍智的心中。

比张澍智高三级的西语系学生赵凤章这时正在适楼听澳籍教师密斯捷克讲文学课，课上到一半时间，教务处一名职员赶来宣布下课，要大家到贝公楼大礼堂开会。接着钟亭传来了急剧的、连续不断的钟声。

风清月明、弦歌不辍的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就此戛然而止。对燕京学子来说，接下来的日子，无疑充满了屈辱和恐怖。

“我至今还记得宣布燕大被封闭的那天夜晚，我从女生宿舍二楼的窗户向下看到：日本侵略者肩扛长枪、刺刀在月光下闪着逼人的寒光，趾高气扬地踏着铁蹄走过。”

也是四一级新生的郑俊秀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中默默地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燕京、赶出中国！”

书生杀手

劫难其实迟早要来。原因很简单，就在日军卧榻之中，在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居然有一个抗战孤岛，每日每夜都在酝酿着新的抗日传奇。

这个抗战孤岛就是燕京大学。一群白面书生，竟成了赳赳武夫的噩梦。

1939年1月1日，北平市西城九道湾周作人宅院。两条汉子在佣人的高声通报中昂首而入，正在接待客人的周作人赶紧起身示意。两条汉子却不答话，其中一位拔枪就射，毫无防备的周作人应声倒地。两条汉子以为大功告成，随即从容撤出。

那两个刺客，其中一个就是来自天津的燕京大学三八班学生范旭。他和同窗宋显勇都是天津“抗团”燕大小组成员。听说周作人要出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抗团”燕大小组气愤不过，决定对周执行死刑，杀一儆百。孰料周作人命不该绝，居然只受轻伤。倒是天津“抗团”因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多名成员被捕牺牲；燕大“抗团”小组却幸免于难，范、宋二人安然脱身，转入之江大学就读。

还是1939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几条汉子悄无声息地靠近北平清华园车站，给铁轨安上一个神秘的装置，然后迅速撤离。他们的背影消失不久，一辆日本军列便摇曳着闪闪寒光呼啸而至，随即地动山摇——军列脱轨了，麻花一样地扭倒在路旁的碎石上。一时间警笛大作。

那几条汉子，全部出自燕京大学。据燕大机房工人萧再田回忆，当时由燕大总务长蔡一谔牵头，吸收他和燕大美籍教授夏仁德、燕大英籍讲师林迈可参与，共同组成燕大“破交队”，萧再田曾奉命制造两只“脱轨器”：用一个三角铁紧卡在铁轨上，敌人火车经过时，因一边轨距加大，另一边的车轮就会脱轨，造成翻车。那天晚上的行动便是他们蓄谋已久的破交试验。试验成功后，他们立即把“脱轨器”制成样品，辅以详细说明，由交通员送往解放区。知情人郭心晖称，“脱轨器”在解放区“起了很好的作用”。

甚至，连燕京大学头面人物司徒雷登，也一度直接插手“武装斗争”。萧再田回忆，有一天，司徒雷登单独找到他，问他能否炸掉石景山发电厂，并表示自己有办法弄到炸药。但可能是考虑到风险过高，司徒雷登不复言及，此事不了了之。

实事求是地说，诸如暗杀、破路这样真刀真枪地干，在燕京大学并不多见，因为这对书生来说不过是以短击长，只能在不得已时偶一为之。书生擅长的唯有无声的抵抗。

存在即反抗

无声的抵抗在燕京大学如水银泻地。这当然大有来头。

本来，燕京大学可以效法兄弟高校，七七事变之初即辗转内迁。燕京大学最终没有内迁而是留在沦陷区，一度令许多朋友不得其解。1933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就忧心不已，特地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致函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批评其留守决定，说这个决定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利用这件事鼓吹中日友好，从而断送燕京大学的美名。

美国政府也要求在华的美国平民迅速撤离，凡不肯撤离者，后果自负。

其实在更早以前，即1935年中日《何梅协定》签订时，司徒雷登已经预见平津不保，为此已经开始考虑燕大去留。虽然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留守，但迫于内外压力，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仍摇摆不定，怀疑留守是否得当。是他的朋友兼同事高厚德的一席话打动了他。高厚德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中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举例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

司徒雷登深以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韧、更无畏的反抗，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学的共识。燕京大学从此义无反顾。

燕京大学校门

燕京大学之坚守沦陷区，于沦陷区人民无疑是及时雨。

四0班学生王汝诰回忆说：

中学毕业，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祖国半壁河山已经沦陷，设想在敌伪统治下的学校中学习，根本无法考虑。而国立大学都已经远迁内地。心向后方，但要穿越战争的封锁线，家中父母又不允成行。

幸好，还有燕大可供王汝诰选择。

四一班学生潘超最坚决，当时他只填报燕大。如果考不上，他就决心不上学了。为此他还跟父母吵了一架。他为什么非此不可呢？答案很干脆：“因为燕京大学不受日本侵略者的控制。”

四一班学生乐静芳的回忆最具戏剧性，也最典型：

1937年，我刚从师大女附中毕业，北平沦陷了。我不愿到日本人接管的母校继续念高中。过了一个多月，同学们来劝我，说老师都是原来的，没有日本人。于是我复学了。谁知过了不久，增设日语课，来了个日本人。我看着她就不顺眼，别说学她的语言了。到了期考我又不屑于抄袭，成绩单上第一次出现赤字40分，我大哭一场，为了升级，只好对付着补考及格了。在压抑苦闷中熬过了三年，抚养我的姑母给我介绍对象，让我结婚。毕业后到底向何处去呢？1940年春天，附中校友，燕京37级的学长李寿朋等人邀请男女附中毕业生初访燕园，对燕京生活作了吸引人的介绍。我认为这是可以避开侵略者干扰而安心学习的一片绿洲。于是我放弃了保送师大的机会，毅然报考了远离政治的燕大医预系。

乐被录取了，但成绩不出色，没有奖学金。家里又无力供养，便索性休学一年，来年再考燕大文学院，又被录取，得了250元奖学金，顺利入学了。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教育机构已悉数内迁，无力为沦陷区人民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下，要么不接受教育，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本来只有这种两难选择的沦陷区学子，因为燕京大学的坚守而有了新的选择，在那个时代是最不坏的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喜出望外的事么？

也就难怪初入燕园的学子们要兴奋莫名了。四一班学生宋汝棼回忆：

当时，日寇侵占北平已经四年有余。从北平东城的灯市口大街来到燕京大学，确实感到像走进了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燕大校园里，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看不到“大东亚共荣圈”、“强化治安”的标语，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这里另有一番天地。在宁静的校园里，尽管同学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和志趣，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却是共同的。

燕京大学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燕大奉行的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招生规模很小，每年不足百人。但现在不同，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张，1938年7月录取新生605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以至于宿舍不够用，体育馆楼上、宿舍楼顶都做了宿舍，鲁东林的第一个学期就住在楼顶，每学期宿舍费只收两元。

三八班学生汤庆之对此不胜感慨，说：

当时北平国立大学内迁，不能逃出敌人占领区的青年学生，为逃避敌伪的威胁利诱和奴化教育，最理想的园地就属燕大了。而燕大也想尽办法，扩大招生，负起爱国使命，满足青年入学的要求。这在燕大校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这样一来，燕京大学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就是一种反抗的象征。

燕京大学以行动诠释了她的独立和高贵。反对燕大留下来的声浪至此完全平息，甚至一些本来已经离开的校友还自愿回到北平，帮助燕大度过她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刻。

燕大留下来的决定，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身为燕京大学最高负责人的司徒雷登，一直跟中国政府保持热线联系。并在七七事变之后的四年中，每年必赴陪都重庆，与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晤。

所有这一切，占领当局统统记录在案。但地下抵抗的暗流深不可测，更令占领当局如芒在背。

那些地下抵抗的核心人物，无一不是燕京大学的高层人物。

笑蜀釆访侯仁之先生
燕园四人行

夏仁德

1936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燕大学生郑庭椿到未名湖畔散步，形单影只，愁绪满怀。他早就厌倦了沦陷区的生活，想逃奔大后方，又苦于无人援手。恰在此时，他邂逅了心理学教授夏仁德。夏仁德似乎一眼窥破了他的心事，当下就邀他在湖滨火神庙坐下长谈。

我们越谈，我的心里就越开朗。他尽力鼓励我赶快到自由中国的大后方去，别再留恋燕园了。最后他说，路费若有困难，他可以代为筹措。我当时正在恋爱中，但夏师的一席话的热情鼓励使我真正懂得生命、爱情、自由三者的关系，得到了自由，反而能牢牢地保住生命和爱情。我顿时感到好似在苦海的孤岛上获得救星一样，心里充满了光明、希望和对自由的渴求。于是我积极作南返的准备工作。

数十年后，郑庭椿这样回忆道。那次长谈的情景，似乎历历在目。

过了不久，也是一个黄昏时刻，仲夏夜的未名湖显得特别秀丽。夏仁德再度与郑庭椿相约湖滨，赠给郑庭椿三百元路费。“当我双手接到支票时，我深深地感到他赠给我的不是一纸薄薄的支票，而是一颗满腔热爱中国、热爱自由的坚实伟大的心！”郑庭椿说。这年7月14日，郑庭椿悄然告别燕园，偕十四位燕大师生自北平逃出，辗转赶赴昆明。

后来郑庭椿才知道，夏仁德在燕大做了许多地下工作。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冬夜带着“破交队”颠覆清华车站的日本军列，则是夏仁德漫长地下生涯中的一个小镜头。

夏仁德跟中共的关系尤为悠远。多年来，他在燕园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燕大出身的陈翰伯回忆，“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他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他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有件事一直让陈翰伯感到愧疚。地下组织的几个男生都是吸烟的。整个晚上在这里喷云吐雾，污染很厉害。夏仁德每天晨起，一定要打开窗子，通风半小时，把烟气驱除干净。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更是夏仁德的嫡门弟子。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从1940年起，根据司徒雷登的安排，夏仁德领衔主持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则是夏仁德的主要助手，任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使命至关重要——当时燕京大学能否取得成功，可以说一半因素取决于这个委员会：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材。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材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解放区，输送到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这个任务就主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这才有了郑庭椿与夏仁德在未名湖畔的两次相遇。

三六班学生陈封雄也因夏仁德的资助而成功逃奔大后方。陈封雄回忆：

当我于1940年毕业时，司徒雷登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对我说：“有一两个美国教授愿意资助你的旅费，送你到大后方去。因为他们知道你会画，这对抗战的宣传工作会有用处的。”我问是哪些教授，司徒雷登说他们不愿意说出姓名。后来我了解到夏仁德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是他指定资助我和李炳泰同学。

逃奔大后方的燕京学子固然所在多有，逃奔解放区的燕京学子也不少见。侯仁之回忆，当他策划第一批学生南下时，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向他建议，也应该送一批学生去根据地。并说根据地就在西山，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侯仁之表示赞同，两人就一起去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毫无保留地支持，并要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和侯仁之共同负责此事。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京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挑选了三批共十多个学生分赴解放区。中共地下组织并要求学生成行之前，统统注射一种防疫针，以避免把传染病带到解放区。但又不敢公开注射，于是常常借用夏仁德住宅，乘夜深人静之际，请校医吴继文为学生注射。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解放区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云，“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的军功章里，当然有着夏仁德的功劳。

最让燕京学子不能忘怀的，是1941年12月8日夏仁德非同寻常的举动。他的人性在生死之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竟然展现得那样纯粹，那样光彩夺目。

那天早上，当教务处职员赶到适楼二楼的教室宣布下课时，正在这间教室的三八班学生赵凤章没有跟大家一样按要求到大礼堂开会，而是马上跟地下组织联系，收回一批“禁书”和文件准备销毁。回到宿舍，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惊失色，立马直奔夏仁德住宅。原来，燕园“民先队”曾将整整一个柳条箱的内部资料交由夏仁德保管；这事就是赵凤章办的。现在日军占领燕园，很可能掘地三尺，而一旦从夏仁德家里搜出那个柳条箱，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抢在日本人之前把柳条箱毁掉。

赵凤章火急火燎地从宿舍三楼下到一楼，却被传达室的工友迎面拦住。“赵先生，你的电话。”赵凤章不耐烦地接过话筒，从话筒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夏仁德的声音！机敏的赵凤章马上反应过来，改用英语跟夏仁德通话：“我是赵凤章。”夏仁德单刀直入：“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赶紧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去你府上把它们拿回来呢。”“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付之一炬，赵凤章等一干学子安然无恙，夏仁德却为此付出了代价——预见到美日战争即刻爆发，燕京不保，燕京校方部署一批知名教授和技术人才紧急撤离。那天早上夏仁德本来要走，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去解放区。但他想到那个柳条箱，便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这实际上是坐等虎口。

纵然面临虎口，夏仁德心中挂念的仍然只有他的学生，尽力帮助被日军赶出校园的女生运送行李。亲历此景的张澍智回忆：

从女生宿舍到姊妹楼，一路上都是手提肩背行囊的女同学。昔日的嬉笑消失了，每个人都拖着沉重的步子。突然一只手接过了我背着的铺盖卷，回头一看，想不到竟是DR.SAILER！他当时已经提着一只大皮箱，但还是把我的行李卷背到自己的肩头。我紧追着走在他身后，望着他穿着单薄的身躯，微驼的后背和被劲风吹起的稀疏头发，心中不禁一阵酸楚。

到了校门口，他放下皮箱和我的行李卷，又匆匆赶去帮助其它女同学搬运行李。在他转身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前额上淌着汗水。

就在运送行李途中，夏仁德被日军认了出来，随即被捕。

今年8月记者专访侯仁之，谈到夏仁德，老先生热泪盈眶，说：

“一个人那么高尚，如果你不是跟他相处，你真的很难相信。”

但高尚往往并不是通行证。1950年8月，虽然高尚却不幸背着特嫌恶名的夏仁德被迫返回美国。时隔六年，一位燕大出身的中国外交官出访巴基斯坦，意外地在那里与夏仁德重逢。这时夏仁德已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并且已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而是改教英语了。而这一切，竟仍然只是为了中国！他告诉那位外交官，新中国成立，你们有自己的新教育理论，我过去教授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用不上了。但是英语，你们还是需要的。我学点英语教学，对你们可能有用。他曾经申请访华，但得不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于是他选择了巴基斯坦，他想，直接去中国做不到，到了中国的邻国，总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吧。

此时的夏仁德，已经年过花甲。

中美恢复邦交后的1973年，苦等二十余年、望穿双眼而始终不肯死心的夏仁德，终于等来中国的大红请柬。这年五一节，夏仁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的接见并参加了宴会。当晚，夏仁德对儿子亨利说：

“这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天。”

这话成了他访华期间的口头禅。在访华的最后一天，他又对亨利说：

“就是我现在死的话，也可以瞑目了。”

侯仁之夫妇看望夏仁徳夫妇

林迈可

如果说夏仁德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居功至伟，那么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对抗战中国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战争物资的输送。

林迈可是名人之后。乃父曾任贵族院议员，受封勋爵。林迈可本人也是名校出身，风流倜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时，林迈可刚从牛津毕业一年，奉派前往燕大，帮助实施牛津试行的新式教学制度——导师制，与白求恩同船赴华。到燕大后，林迈可住进临湖轩司徒雷登寓所。他选收了八名导师制学生，其中唯一的女生李效黎，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来华途中，林迈可与白求恩约定，将来在华北根据地重逢。林迈可很快兑现了这个诺言，于1938年夏首次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与白求恩欢聚。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根据地战争物资的短缺。于是利用日本与英美邦交尚在维持中，自己可自由往返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的机会，设法为根据地代购战争物资。燕大“破交队”成员萧再田，负责跟他单线联系。

这年秋季开学后，林迈可花费很多业余时间，为根据地装配无线电收音机。有一次还拿出一沓进口化学药品的订单，请不知情的李效黎译成中文。这沓订单数量极大，让李效黎好生奇怪。

过了差不多一年，李效黎才从林迈可口中第一次听到根据地的消息。

那是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人坐在临湖轩。林迈可突然严肃地说：“明天我要去根据地。”

李效黎不假思索地问：“那不太危险吗？林太太放心吗？”

林迈可哈哈大笑，说：“哪有什么林太太！我才二十九岁，还没结婚呢。”

从此，李效黎时时挂念着林迈可。

从7月11日起，林迈可就从燕园神秘消失了，直到九月末燕大开学，仍杳无音讯。李效黎急坏了，只好去临湖轩找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安慰了她一番，答应设法联系。又过了整整两个月，林迈可突然回到燕园。他立刻找李效黎，却不是要诉说相思，而是交给她一大沓进口药品的外文瓶签，要她一律换成中文译名，准备送往解放区。

1941年6月25日，刚刚领取了法学学士学位证书的李效黎，与林迈可举行了正式婚礼，然后到西山一家旅馆度蜜月三天。婚后的林迈可夫妇全力投入支援根据地的工作。

林迈可支援根据地，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从香港、上海等地购买根据地奇缺的药品和电讯器材；二是为改善根据地的通讯条件，装配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匆忙撤出平津，决定把来不及搬运的整整六个皮箱的军用器材赠给平津附近的八路军，但一直无法运出。这个任务也落到林迈可夫妇头上。考虑到器材数量太大，他们决定分批送交。

一天下午，他们借来司徒雷登的专车，装上两个皮箱，立即向西山驶去。按照约定，与地工人员在西山温泉附近一个小庙门口会合。专车仅在温泉日军驻地出示一次护照，并未受到检查。刚抵达小庙门口，稻田中果然出现六个农民打扮的武装人员，对好暗语，便顺利交接。

第二次选在中秋节，那天下午，林迈可夫妇约好夏仁德，还有一位八路军地工人员，仍借用司徒雷登的专车，一行四人以郊游赏月为名，将另外两箱军需物资送到八路军手上。

最后一次是12月2日，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过六天。这次仍借用司徒雷登的专车，约好在京西近郊的一座小庙附近碰头，仍由上次八路军接收人员接运。

给八路军送去最后两箱战争物资，当晚林迈可便在燕园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师茶话会。这是司徒雷登采取的应变措施。他预计日美战争已不可避免，为使燕大外籍教师免遭铁窗之苦，他指派与解放区交情颇厚的林迈可邀集外籍教师开会，说服大家撤到解放区。但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会后林迈可向司徒雷登汇报，司徒雷登总结了许多燕大毕业生在解放区的工作情况，并估算外籍教师中至少应有十五人前往。他特别强调：爱丽小姐懂医学，是解放区急需的人材；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组织能力，也应该去解放区。然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

“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

后来几天一直在高度紧张中度过。12月8日，李效黎很早就爬起来收听上海一家英语电台的新闻节目，却怎么也收不到。赶紧叫醒林迈可，林迈可收到上海一家德国电台的广播，得悉日军空袭珍珠港，立刻决定走。这时夏仁德也急急赶来报告日美开战的消息，却因为那只柳条箱，无法同行。林迈可怀揣一支手枪，开车接到班威廉夫妇。这时刚好早上八点钟，距日军包围燕园只有两个小时，林迈可、班威廉两对夫妇同乘司徒雷登专车，从燕大东校门绝尘而去。

稍后日本宪兵闯入林迈可住所，搜出一台大型发报机。但人迹全无，日本宪兵气得砸烂了林迈可住所的全部家具。

林迈可到延安后，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设计制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用一口经典的牛津腔英语，不断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战场的捷报。

国际友人英籍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在晋察冀边区工作

陆志韦

燕京大学有两个人最受司徒雷登的尊重和信任。一个是夏仁德，另一个就是陆志韦。

1926年，司徒雷登路过南京，头一次到陆志韦家做客，两人一见如故。次年，陆志韦即举家北上，出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1933年，又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

陆志韦只答应代理一年，但一代理就是整整四年。直到七七事变，燕大出于生存需要升起了星条旗，司徒雷登亲自出任校长，陆志韦才不再代理。但他仍属于决策层，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很多行政事务。燕大无日不有的地下抵抗，他都不曾置身事外。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冯树功事件中的表现。

1940年冬，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燕京大学当即以书面向占领当局提出抗议，并在贝公楼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他缓缓走上讲台，面色沉郁。礼堂一片静寂，难耐的静寂使与会者倍感压抑！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我讲不出话！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我这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我只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控制着我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这股势力一日不消灭，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

台下依旧鸦雀无声，人们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稍作停顿，他又说：

“看到最近在校内发表的冯先生的遗作，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新诗爱好者，我和他原应结识为朋友。不幸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使我今生再也无缘和他相识，谈论新诗了。”

说到这里，他喉头哽塞，热泪长流。人群中的饮泣，随之爆发成一片嚎啕大哭！

在沦陷了的北平，占领军杀个把中国人早已司空见惯，中国人只能敢怒不敢言！唯独燕京大学，唯独陆志韦，竟掀起这么巨大的风暴。在场的日本军方代表殊为不快，拂袖而去。

这种刺刀下的演说，在陆志韦并非绝无仅有。多年之后的另一番刺刀下的演说，更是惊心动魄。

那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对燕京大学31位同学发出拘捕传票。各报也都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对全国范围各大学学生的拘捕传讯名单，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单”。当天清晨，燕京大学被军警包围，并要入校搜捕。当时正是暑假，黑名单上的人，有的毕业离校，有的暑期回家，也有留校未走的。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志韦再度挺身而出，一面与当局交涉，争取时间；一面采取措施，劝名单上的同学紧急撤离。到名单上的同学都安全撤走之后，陆志韦才与当局正式谈判，约法三章：（一）军队不入校，徒手警宪进来四十人。（二）只查人，不查物件；只查学生，不查学校。（三）只查名单上的学生，不查不在名单上的学生，他们无论有无嫌疑皆不得逮捕。

谈判结束，已是下午4时左右。陆志韦随即召全校师生到贝公楼大礼堂讲话。40名徒手警宪列席旁听，虎视眈眈。

陆志韦的声音非常凝重。他说：“今天这样的聚会，在燕大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点钟。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却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多着呐！”

听到这里，警宪们脸色苍白，局促不安。

陆志韦接着解释了无法拒绝搜查的实际情况，宣布与当局达成的三点协议，请中外教师监督执行。最后，他激昂地大声说：

“凡不属于本案者，无论有无嫌疑，今天绝不许逮捕。关于这一点，我用性命来担保！”

说完，他依旧站在台上，怒目而视长达几分钟。听众屏息以待，无人敢置一词。有人把这个演说用电话转达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据清华学生讲，接电话的人一边记录一边念，声音在抖，眼泪在流。

会后，40名尴尬的徒手警宪，后面跟着一大群中外观察者，由校警领路去搜捕黑名单上的学生。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浩然正气、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陆志韦，却在1952年被指控为“帝国主义分子”，屡历坎坷。往日风采从此一去不复返。燕大四一班学生卢念高回忆：

大约是在1956年，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有关语言文字的会议，在院子里碰到了陆先生。我紧走几步想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他双目前视，神情冷漠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我只好失之交臂。

大家只知道陆志韦已判若两人，却没人知道他内心有多苦。只是偶尔，他才对身边的亲人有所流露。一次走在路上，他对次子卓明叹口气，说：

“我有自己也不懂的错误，连累了燕京人，我是校长啊！有责任却又无法改变。你也是子承父债，没办法了。”

陆志韦所受的折磨在“文革”中达于顶点。1970年11月，受尽折磨的陆志韦在孤寒中去世，终年76岁。

陆志伟

司徒雷登

夏仁德、林迈可、陆志韦都是燕大地下抵抗运动的关键人物，也是前台人物。他们的总后台，即燕大地下抵抗运动关键的幕后人物，则是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对燕大爱国民主运动向来倾力支持，这是有口皆碑的。

1934年，北平学潮迭起，纷纷南下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燕大学生不甘人后，群起响应。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召集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制止学潮。但学生对此根本不予理会，南下请愿团照旧南下，留校学生则负责把守教室，不准任何人开课。

僵持之中，司徒雷登从美国赶回来了。司徒雷登返校之日，也是燕大南下请愿团返校之日。司徒雷登立即召开大会。高厚德等高层人士满以为司徒雷登站在他们一边；学生也以为司徒毕竟是外国人，不会赞成他们为抗日罢课的。司徒迎着一片狐疑的目光默然肃立，沉吟良久才开口，说：

“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情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说到这里，司徒雷登已是泪光莹莹。师生无不为之动容。漫天乌云一风而散。

学潮平息后，司徒雷登给学生会的几个骨干发了请柬，邀他们到临湖轩喝茶。他笑眯眯地跟学生骨干一一握手，和蔼的眼神里“显着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他亲切地询问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的经过，然后说：“让我们想想，怎么办对我们中国有好处。只要想得出来，对我们中国有益，我就请教授们跟大家一起去做。”

司徒雷登在谈到中国时，总是称“我们中国”；在回答自己是哪里人时，总说自己是“中国杭州人”——杭州是他的出生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外国人。如果说美国是他的父亲之邦，那么中国则被他视作母亲之邦。他之一向支持燕大爱国民主运动，固然一方面出于他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另一方面，更是出于他对中国的热爱，更是因为他把中国人民当作他的同胞兄弟。

于是，每次学潮之后，校务会议讨论处罚学生时，总是司徒出面为学生说情。他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学生。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不管他们做过什么，犯过什么错误，他们都是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不同意共产主义，但对燕园的共产党人一直持宽容和保护的立场。燕大三一班学生刘德伟回忆：

当宋哲元1932年冬派兵半夜来校搜查“共产党学生”，校务长坚持不许他们进校。有一夜我的同屋整夜未归，天将晓才回来。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宿舍？她说，校务长见外面的风声很紧，我们的邻校清华已有学生被捕。他今夜嘱几名燕大的进步学生领袖将重要文件用不透水的材料包装好，半夜里埋藏在地下。

燕园内偶有共产党员学生被捕，司徒雷登总以自己的名义全力营救，而且没有不成功的。据燕大学生、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情报员的张放回忆，在学校和司徒雷登的“保护伞”保护下，燕大党支部在燕园几乎能公开活动。“党员也发展到五十多人，这可能是北京各大学党员最多的学校。”

司徒不认同共产党员学生的政治信仰，但他坚信共产党员学生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人民，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服务。在这点上，司徒跟共产党员学生建立了牢固的共识。因为在司徒来说，引导学生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他说：

“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么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燕大的校训。而“服务”的目标，则主要是中国，主要是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从来不认为燕京大学是所谓外国教会大学，在他的想象中，燕京大学一直为中国、为中国人民而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对南下请愿的燕大学生说，如果那些学生没有参与南下请愿，就证明他的教育事业是完全失败了。国难当头而置身事外，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学生在司徒眼里完全不可取。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把抗战中的燕京大学，办成了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而他，则是燕大几乎所有重要的地下抵抗活动的发端。

林迈可“一二·八”事变前的全部地下活动，无一不曾得到司徒雷登拂照。司徒雷登甚至避开占领当局的监视，亲自到太行山根据地考察，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燕京人才大批输送大后方和解放区，夏仁德、侯仁之负责具体操作，总导演则惟司徒雷登莫属。侯仁之称，学生辅导委员会组织燕京学子逃奔大后方和解放区，纯粹因为司徒雷登的耳提面命。司徒雷登指示校方承担全部路费；而且，“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饯行。我记得一次设宴践行的会上，他说他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解放区，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来自占领当局的巨大压力，更有赖司徒雷登一人抵挡。

一天，一队日本宪兵开到燕大门前，要求搜查学生宿舍，抓一名共产党员。司徒雷登强硬拒绝，声称：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燕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由于司徒雷登寸步不让，占领当局从此不敢再到燕大来找学生麻烦，只好改而到校门外抓捕抗日学生。但即便如此，司徒雷登仍不肯坐视，但凡有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要责成秘书与占领当局交涉，迫使占领当局放人。刺杀周作人的两位燕大“抗团”成员，就得益于司徒雷登的保护而成功脱逃。

燕京大学是沦陷区抗击奴化教育的主要阵地，占领当局对此怀恨尤深。便借口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选和经费均由占领当局承担。

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司徒雷登没有断然拒绝，而是玩了一招太极拳。他拒绝占领当局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宁可关门也不牺牲学校的独立性。但他并不反对燕大教职向日本学者开放。于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从数名蜚声国际的日本学者中，挑选了鸟居龙藏作为客座教授来燕大从事研究工作。

占领当局至此无话可说。

事实证明司徒雷登的眼光没错。鸟居龙藏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仁心宅厚，一直坚定地反对侵华战争。到燕大后，他埋头治学，绝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而当燕大遭占领当局查封时，他竟不顾可能遭到的迫害，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站在校门边，颤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师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致以沉痛歉意。燕大关门后，失去经济来源、朝不保夕的鸟居龙藏拒绝食占领当局之粟，宁愿靠两个女儿打工以勉强维持生计。1942年，鸟居龙藏明知日美两国已势不两立、占领当局明令禁止使用英文，仍以哈佛燕京学社名义，用英文出版了他的著作《辽代画像石墓》。而且该书的序言竟然是已成阶下囚的司徒雷登写的。其对日本政府的蔑视和抗议不言而喻。

人的公开渗透不可得，占领当局转而谋求经济上的渗透。而当时燕京大学确实在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占领当局派了一个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询问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笔可观的补助年金，名义上不妨说是从华北傀儡政府那里领取的。

司徒雷登一口回绝。他说，燕大完全靠私人的自愿捐助，美国政府从未补助过一个子儿。燕大也不会从别的政治机构接受补贴。

司徒雷登的这个回答只有一半是对的。燕大确实从未从美国政府那里拿过一个子儿，但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从别的政治机构接受补贴。1934年之后，燕大每年都得到中国政府划拨的7.5万元固定的补助金，即便七七事变之后仍旧如此。所谓不从别的机构接受补贴，不过是拒绝占领当局的托词。

日本高级军官气坏了，甚至顾不得礼节，连句客气的话也没有，扬长而去。

无论占领当局怎样绞尽脑汁，司徒雷登始终软硬不吃，而且越斗越勇。他总结出一套跟占领当局打交道的方法，认为日本人表面上耀武扬威，实际上内心空虚，“我们再也用不着怕他们了！”他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抗争，为燕京学子守护者守护着一个自由空间，为沦陷区人民守护着一个精神孤岛。

但所有这些，都算不上司徒雷登对中国抗战的最重要的贡献。司徒雷登对中国抗战最重要的贡献，只在于他一直以来苦心孤诣地、百折不挠地策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

自居为中国人民的一员的司徒雷登，对于日本的侵华图谋，比所有美国人都领悟更早，体验更深切。

当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司徒雷登激愤不已，又是上书、又是约见美国总统威尔逊，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抵制“二十一条”。这时他已看透日本野心，坚信中日必有一战，因此对美国援华抱有无限期待。1917年，他在给美国友人的回信中说：

在人类未来的和平当中，什么也没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重要。美国，也只有美国有能力限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国动作太迟，他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机会。

过了两年，即1919年，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更为明确地预言：

欧战方停，日本便重蹈德国的覆辙。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必在中国。除非目前的局势发展及时予以遏制，恐怕美国必得派遣军队跨过太平洋作战，正如不久前远征大西洋彼岸一样。

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重温司徒雷登当年的预言，不能不为他的先见之明所叹服。

正是基于先见之明，策动美国援华抗日，就成了司徒雷登的一个中心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1933年回美国筹款时，他均呼吁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警惕日本侵华，并利用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机会，说服罗斯福答应“要为中国人民做些事情。”“七七事变”后，司徒雷登更不遗余力。不仅反复上书美国政府，而且屡屡发动舆论向美国政府施压，以迫使美国政府实施彻底的对日禁运并全力援华。他的一系列呼吁和评估报告，极具价值，往往被列为美国国务卿等核心人物的重要参阅文件。

正因为对中国爱之太切，所以司徒雷登对美国政府的迟钝游移极为不满，以至于珍珠港事件猝然发生，绝大多数美国人深感诧异和悲愤时，司徒雷登却反常地体验到一种满足。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为自己的这种反常感受特别作了一番辩护，说：

几年来，我一再向燕大托事部发去密信，对日本可能造成的威胁以及如何防范于未然提出我的忠告。这些报告也曾在一些经过筛选的领导人中传阅过，但他们却把我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令我十分沮丧。反过来说，也只有发生这种灾难性的事件，才能唤起美国人民的觉醒和行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司徒雷登呼吁美国与日本决裂的诸多公开信，堂而皇之地载诸国际主流媒体！占领当局对司徒雷的嫉恨因此与日俱增。一天，校园里发现了一枚炸弹。司徒雷登相信，这是日本人用来恐吓他的。他的回答是：“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

又有一天，一个燕京学生约见司徒雷登。学生满面愧色地说，日本宪兵抓住他，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坐牢受刑，要么给日本人当间谍，每周报告一次学校的情况。他屈辱地选择了后者。司徒雷登听了，一派沉静，说：“我既不责备你，也不反对你向日本人报告在校园见到的一切。但是，你要将日本人的反应告诉我。”

从此，日本人再也没能从那个学生那里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日美战争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燕大与占领当局的对抗越来越趋于临界点。司徒雷登不抱幻想，做了最坏打算。

1941年初，二十几个燕京学子从北平偷偷来到上海，准备自行前往大后方。正在这时，司徒雷登到上海开会。大家得知这一消息，就推举了三个代表去见校务长。见到校务长，三个学生代表颇感局促，因为他们毕竟是偷偷离校。殊不知，司徒雷登劈头一句话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司徒雷登说：“我对你们这次的离校出走，非常同情，非常鼓励。”

他如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谈着。但学子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口吻中明显带着凄楚和激昂。他回顾了五四传统，认为中国能够进入新世纪，应归功于五四青年的敢作敢为。接着谈到眼前，说过去三年中，燕京大学虽处于敌伪双重压迫而能洁身自好，正是因为全校师生忍辱负重，无苟安之心，而存报国之志。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酝酿着巨变，星条旗恐怕不能久悬于燕园上空。他的最终结论是，同学们应该随时警觉，准备着这巨变的来临。他说：

我们师生也应当贡献自己，参与这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恐怕要效法过去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的先例，奔向自由，准备做长期的抗战。

他并告诉几位学子，如果燕大真的被占领当局查封，他决定把燕大搬到大后方。“不过，我们要想把一千多人转移到后方去，必须想一条最安全、最妥善而且最经济的路。”

这正中几位学子的下怀。学子们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路，即从上海经海路前往福建，再从福建去内地。

但司徒雷登不同意他们的方案，理由是这条路不经济。他说他已有腹案：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告诉他，很多人从开封向西走，渡过新黄河，便是自由区。然后转道郑州至洛阳，由洛阳辗转前往大西南。他相信这是将来燕大内迁的康庄大道。但问题的症结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燕京学子走过这条路。他询问几位学生代表：可不可以自告奋勇去探探路？

几位学子不敢马上给校务长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愿意认真对待。而事实上，他们去大后方最终选择的还是这条路；后来燕大在成都复校，师生们从北平去成都，走的也是这条路。可见司徒雷登用心之周密。

但计划快没有变化快。在迫害和反迫害的赛跑中，掌握主动权的迫害者最终抢先半拍。 “一二·八”事变突如其来，占领当局迫不及待地对燕园大打出手。司徒雷登的撤退计划因此胎死腹中。

燕园日不落

反抗是坚韧的，报复也是凶残的。

日军封校的第二天，已经离校的四一班学生王树荣出于眷恋之情，一大早又直奔母校。正在校门交涉返校事宜，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官佐忽然哇啦哇啦大叫起来，强令在西校门等候返校的燕京学生排成一列横队，劈头盖脸地从左到右将十多个燕京学生逐次毒打一顿。王树荣因站在校门的另一侧，才免遭不测。

也是四一班学生的宋汝棼，其目击更为凶险。那天下午，宋汝棼到正门排队等候出校，日本宪兵挨个检查，走到谁面前谁就得把行李打开。有个学生打开行李的动作稍微慢点，日本宪兵便一拳挥过去。被打学生本能地伸手挡了一下。日本宪兵勃然大怒，马上伸手掏枪，却被另一个日本宪兵阻止。他稍微愣了一会儿，然后叉开双腿，左右开弓地猛煽那个学生的耳光。那个学生再不敢抵挡，也不敢躲闪，只能直挺挺地站着挨打。挨一下身体往一边歪一下，只打到双颊明显肿起来，那个日本宪兵实在打累了，这才收手。

但跟那些身陷囹圄的燕京师生比起来，这番凶险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在日本宪兵用刺刀逼着代理校务长高厚德宣布学校解散之后，师生们即各回宿舍收拾行李。当天下午，日本宪兵两人一组，各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拿着早就备好的黑名单，逐楼逐室地照单抓捕抗日的燕大教授和学生。师生们在宿舍里坐等日本宪兵的皮靴咄咄逼来，像等候死神敲门。那份恐怖和无奈，无以名状。

亲历者陈嘉祥这样回忆当时场景：

忽然外面一阵皮靴声近，到门口停下。门猛地被推开，一前一后，闯进两个鬼子。前面的凶狠地扫我们一眼，看着手里名单，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陈嘉祥有？”我说：“我是。”他盯我一眼，右手一挥：“走！”后面的鬼子立刻把枪口对着我的脊背。

寒星下面，小院四下黢黑，一片静寂。宿舍的灯光从窗口射出，不见人影，我不由感到阵阵凄凉。路上，鬼子的枪口时不时碰撞我的脊背，隔着衣服，也觉着透过一股钢铁的寒冷。我被押到贝公楼，关进研究院院长室。一进门，见室内已先抓了不少同学：蓝铁年、沈疑温、李慰祖、程述尧、李欧、姚克荫、刘子健、张树柏、朱良漪、孙以亮，连我十一个人。大家默然相视，我心如潮涌。

这一夜分外冰冷，灯下，鬼子持枪逼视，不许有声，我尝到坐班房的滋味。

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大家在焦急不安中度过。蓝铁年蹲过宪兵队，神态自若，不时向我们微微摇头，暗示不用紧张。直到下午四时，才进来一个鬼子叫我们出去。到了楼门口，我一眼瞥见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陈其田、刘豁轩、赵承信、林嘉通七位教授也一起被捕，站在一辆载重汽车旁边。鬼子点过名，十八人一起装上汽车。

这时发生了一段并不好笑的插曲。燕大招生科负责人戴艾桢稀里糊涂地闯进贝公楼找自行车，日本宪兵却一口咬定他是来传递消息的，虽然黑名单上并没有他，仍不由分说地把他抓了起来，一并关进载重汽车。

几天后，燕大历史系教授洪业、邓之诚，总务长蔡一谔、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农科教师沈寿铨，以及周学章、萧正谊全部被捕。来不及撤离的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六名燕大外籍教师，则押往潍县集中营关押。

至此，在沦陷区坚守了整整四年的燕京大学被迫暂告中止。环境优雅的燕园被改成日军的伤兵疗养院。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已于前一天应天津校友会之邀到天津度周末。12月9日一早，他正要返校，日本宪兵找到他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回北平，与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关在一起。

总共三十多个燕京师生锒铛入狱。除了事先逃奔解放区的寥寥数人外，核心人物无一幸免。

这是燕京大学的不幸，但也是燕京大学的骄傲——因为，锒铛入狱的三十多个燕京师生，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即为一例。张东荪在狱中一直拒不招供，拒不认罪。为了反抗凌辱，他四度自杀，但每次都没能成功。愤怒之极，他甚至不惜与日本看守厮打，尽管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他。对此，当时的人们就称赞说：

“日本人的意思，是要他和他们妥协。但是‘威武不能屈’是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气节。他预备死在监狱里。日本人没法，终于在监禁了数个月以后，把他放了出来。然而他们暗暗地仍旧派特务监视着他。而他，却也仍旧暗暗和八路军取得联络，供给他们情报，做着他能做的地下工作。并不怕被人诬为共党分子而不抗日，不争取人民的胜利。这是一个考验。在这个考验中，张先生第一次在人们面前表露了他的庄严的节操。”

岂但张东荪。所有被捕的燕京师生，那些平日温文尔雅、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人的监狱中无一不是钢筋铁骨，无一不表露着庄严的节操。他们是在为民族受难，而这个民族是一个不败的民族。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赋予他们强大的自信，使他们度过了那些苦难的日子。

而被赶出校门的燕京师生，也并没有惊惶四散。他们满怀仇恨，按照他们敬爱的校务长构思的旅程，彼此提携，一队队一群群，从开封向西，渡过新黄河；然后转道郑州至洛阳，由洛阳辗转前往成都。

燕京大学的三角旗因此屹立不倒，不出一年，即1942年11月8日，盛大的燕京大学复学典礼便在成都隆重揭幕。几代中国学人，中美两国学人，重新汇聚燕大校园，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