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得知兰州老人张遂卿先生病情恶化，恐不久于人世；心里非常惦念。但我一直忍着没有去兰州，一直到一周前我都在犹豫要不要买票去兰州见老张最后一面，但听到研究大饥荒的作者伊娃被抓的消息我就决定不要试了。
为了《夹边沟祭事》一片的放映，从2月中旬以来警方、校方找了我四次，电话阻止采访一次，一共是五次了。
接踵而来的消息是有受访者/夹边沟劳教亲历者子女因我的短信被调查，影片的事情被通报到甘肃省宣传部，再通报到甘肃省部属院校宣传部。我担心自己此时此刻去兰州看老张会给他带来麻烦，而老张在病痛中，有关方面尚属网开一面，没有因为影片的事情去追究他。
如今，这场从天而降的恶疾过早夺去老张的生命，却也让他得免权力的侮辱。可是，究其根源，1957年后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迫害，以及他近年亲力亲为所建夹边沟纪念碑被毁，这些经历对他的打击一定是他早逝的重要原因。
老张出生于1940年2月4日，1956年从成都无线电通讯学校毕业，分配到兰州民航当报务员，这在当时是重要而令人羡慕的工作。1957年，一个才十七岁的年轻人，满怀报国理想，对党无限忠诚。鸣放中他根本就没提什么意见，结果单位受到上级压力要划够右派，他在1958年9月26日被补划为右派。那年他才不过是十八岁。
这个故事说来简直无厘头，老张告诉我，1979年平反时，找遍主管单位，没有他被划右派的档案记录。老张对改正人员嚎啕大哭说：那我这么多年右派白当了。结果负责的领导说：你快当右派吧，不然我们还没有依据给你平反。老张就这样，重新承认自己是右派。尽管如此，他却无法回到所谓有特殊重要性的原单位兰州民航；而是被分配到甘肃省气象局当机务员，好歹也是和天空有关的吧。
有关老张的经历，可参看我前几天所发微信，我们拍片和老张的影像故事，也都留在了《夹边沟祭事》一片里，此不赘述。这里就说说幕后的难忘往事。
我在2014年去天水拍外景，当时正是清明之前，听说有夹边沟难友要去祭奠，而发信联络者正是张遂卿，我和小朋友吴娟就决定一起去看看这个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场所。我们从天水到兰州，就约着张老师见面。老张在附近找了熟人的一个场所，开门见山跟我们说了建碑和碑已被毁的情况。我们约好清明同行，老张就亲自送我们去火车站。老张比我们年长，一路送到进站口还反复叮嘱。我和吴娟说，老张真是古道热肠的人，如今这样的人很少见了。
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路把片子拍完的起点，遇到对的人、对的事情，而且双方都很楞，一根筋。回想起来，我和老张真还发生过不少冲突，特别是在北京那次，我都准备不拍了。那次我们一起去了北京右派劳教的清河农场，北京的王书瑶先生带路指点。回来在天津高铁站，我看到几百人夜幕下热跳广场舞，就停下来拍。几位老先生进了站，我再进站时却找不到他们。因此我就自己买票回了北京，结果王先生和小马等却在天津站一直找我。只有老张决定回北京，午夜时分老张见到我一通大火爆发，我赔了一百个不是。不过第二天老张短信回我没事了，我们就这样一路继续往前走。
我们同行走得最远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去玉门探访伊吾古道。这趟历程的由来是在网上读到老张兵团战友的文章《伊吾古道夜惊魂》，文后也有其他亲历者跟贴，谈的是在玉门蘑菇滩劳教农场再往西的双塔水库，距离大坝约一千多米的地方，有长约百米的房屋地基和地窝子的痕迹。在距离这些房屋痕迹不远的正北方向埋着大约一两百具尸体，死者大都成为木乃伊。他们可能是当时想冲出重围的反抗者被镇压而死，也可能是被饿死的囚徒。
我们大约在九点从嘉峪关出发，去了玉门饮马农场拍外景，下午两三点多才到达双塔水库附近的山地前。水库一片安然景象，哪里有五十五年前劳改苦役的痕迹。老张腿脚不便留在车里，他拍了我的背影，我和女工小羊一起上山。小羊背着我的摄影包，我手足并用爬上山。到了最近的山坡，眺望四周，沟壑纵横，那里去找当年知青看到的头颅遍地，尸横遍野的情景？除非有直升机做地毯式搜索。或许，当年的遗迹早已因大坝修路而被掩埋。我一个小时也走不完一条山沟，但在高高的山岗上，我录到了强风劲吹的声音。这个声音我后来用到片子里劳教者在沙漠露宿狂沙漫卷的讲述里了，算是将前辈命悬一线时的悲苦呼号融入记忆吧。
另一次远行是我们去到马鬃山，缘于我们采访到的老前辈讲述，他们从夹边沟被派遣到那里炼铁。那是严冬，随行的还有记者思乐和太阳；她们负责操作我们的小无人机。老张对这些电子设备兴趣特别大，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的职业缘故。他在晚年已能熟练地使用电脑，做图片加文字、录音等。这时他能够协助老艺术家陈星先生完成重要回忆录《问天无语》，也成为兰州五七难友中的联络人。他自诩为最年轻的小右派，无怨无悔地做传播信息和志愿服务的工作。
我们从嘉峪关出发到古城瓜洲，从那里再折入一条正在修建的道路，驱车三百多公里到达边境小镇马鬃山。一路颠簸，却没有人知道过去的劳教者营地在哪里。老张此时不见人影，过了一会儿，我们才知道，他去到那里的气象站，说过去报天气每每与此地值班气象员联系。而当日正值班者提供了线索，我们再绕一圈路，一排农场废墟赫然在目。
可以说，没有老张的寻访跋涉，我也不可能完成《夹边沟祭事》这部片子。里面大量的人脉，都是老张先行联络沟通。我后来跟他跑，才明白他先跑了多少路。老张又是非常节俭的人，他为建碑奔波时，出门自带干粮，很少租车，住宿住过地下室。我和他一起从兰州往河西，买不到火车票也坐长途大巴，几十个人挤在一辆私人承包的车上，座椅上下都是行李，所谓卧铺其实连腿也伸不直。老张从来不觉得这种艰苦算个事，他深深地投入到必须完成这部纪录片的努力里。
年轻时我读罗曼罗兰的小说，记得其中有一段话：“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的人，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那时只会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子里尝试寻找这种友情。要到我现在的年龄，才真正体会到，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为此奋斗而结成的友谊，才是真正的肝胆相照。对拍纪录片的人来说，能与老张相逢，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2015年12月的拍摄，是我们最后一次同行，一路和老张照例有不少争论，你正在拍黄昏，他大喝道快走，天黑了！我们千里而来就是要这个黄昏，那一声吆喝不是碍事吗？争执中我出言不逊，如今只留下懊悔。而老张也不计较，在其后一年一直关注我的工作，从采访、剪辑到以后要送给那些学者和友人，他都一次次反复叮咛。
回忆起来，很多故事涌现。我觉得，像老张这样正直不阿的人不多了，像他这种古道热肠、仁义守礼的做派也不多了。老张第一次来我家，他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打开行李箱，一个金黄灿烂的黄河蜜瓜。如今物流这么发达，他千里迢迢给我们带一个瓜！
老张退休早，工资低，可是他不会失礼，这个瓜就是例子。而我某次离开兰州时，老张递给我一个饭盒，里面是做好的家常热饭。我行李本来就够多，他还给我一包午餐饭盒，真是一派老大哥作风啊。
今年春节后，我收到老张寄来的一个大包裹，里面是送给我老父亲的百合；再就是他用过的一些小电子设备，小录音笔什么的。我拿在手里，感觉很沉重：老张在交待后事了。
老张等到了我们《夹边沟祭事》影片在香港的首映，但他已经无法旅行。那几天，我们每天都通个电话，告知他进展和观众反应。老张在电话那头一再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看我们一路拍摄的有老张的照片，就有一种感觉，拍这部片子，是老张晚年命中注定要做的一件事。在照片里，他的精神气特别足。
老张也感受到了观众的厚爱，一些观众和我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们，在影片播放前后为老张捐款治疗，前后捐了三万多。特别是记者赵思乐的读者群和宋石男教授的朋友圈，真是倾尽全力。
三万多，对于那些无限消耗公共资源的特权分子，也许微不足道；但对网友来说，每一块钱都来自一颗真挚的心，而这心意也带给老张巨大的安慰。老张的夫人告诉我，他用的某种化疗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内，最贵的一针要六万，他们选择的是廉价的。她和老张都一直说钱够用，但我想肯定还是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老张还给我寄来了十几个U盘，嘱咐我一定要拷贝作品给他的一些难友。我说我有钱我可以办，只是现在警察在查我送了多少作品给别人，我不能马上办。老张坚持说，这钱是他的工资，他一定要自己买U盘送朋友。
我被跨省调查的事老张也完全清楚，我当时给老张写过一幅毛笔字，是苏东坡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老张很喜欢，他说要表框保存。
老张一直关注我的微信，他说只要看到我的微信，就知道我是安全的。二十天前的3月25日，我为诗人王藏义卖一幅涂鸦之作，也写了一段煽动朋友义拍的话。老张留言说：看了以上为你的义举我哭了，可以用我的工资捐100元吧。我回复说：张老师您的美意大爱已经融入作品……
这是老张生前和我的最后一次对话。
我一直在想，老张临终之前会不会想——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最重要的努力就是这部片子，而我相对来说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应该前去和他告别？而在这些天里，我犹豫再三就是没有去，这是不是一个错误？我甚至试想，要是我自己临终，我是希望挚友相见还是仅仅是寄钱帮我解除困境？答案毫无疑问是前者，因为朋友今生就此一别；钱什么的在人生的终点，真是无足轻重啊。
回忆和老张一起走过的路，我看到了老张生命中最美好的面貌；而以我对老张的了解来说，以他的宽厚和友善，也不会对我有任何责备。老张和我，该说的话已经说尽。该走的路，他知道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他应该是放心的，也一定是不舍的；但在生命的归途，我们后会有期。
请安息，老张大哥！
2017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