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辞职了。离开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岗位：图书管理员。职称：副教授。年龄：46。
当然，不辞也没人赶我走，我是没有合同的终身副教授，可以一直混到退休。不过，从讲台到图书馆，闷坐三年，该走了。北大那位图书管理员，也没我时间久。
各部门办离校手续时，都会问我要去哪? 我说哪也不去。
不解，没个单位哪成？
我说，之所以辞职，就是不想要单位。
2002年清华博士毕业来北外，创办国际新闻传播专业，期间担任八年主任，负责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国际交流。殚精竭虑，创办北外第一批非语言专业，数年努力，拿到新闻传播一级学科授予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苦尽甘来，最风光时，手下美女如云、美腿如林。
坐拥数十万项目和培养费，平时的上课指导、带队调查采访不用说，国际新闻专业，安排学生美国实习、欧洲交流，2010年拉到赞助，率10名学生南非报道世界杯一月。
国内外各种讲学、会议、考察、合作项目纷至沓来。去中宣部、教育部也开过几次会，新华社副部级的领导及夫人也认识几位。
当然教学科研，教授之本，须臾不敢松懈。
各种论文、著作不在话下。和多数新闻传播学者比较，我有英语的优势，更有采访、评论、写作的动手能力，和国内外传媒界、学界多有互动，做过若干国家级奖项、省部级项目的评委、专家。
当然始终不忘初心，政治学博士研究民主宪政，新闻学教授鼓吹新闻自由，卖什么吆喝什么，不应该这样吗？
最近几年，大小环境变化。先是说你这些言论不适合做主任。那我辞任。
又说你不做正能量研究，乱七八糟的文章，怎么评教授。那我不评，副教授退休。
最后说，你去图书馆做管理员吧。那是2014年9月，距今3年。
我虽愕然，但想着如此大任，一定是长远培养。一般人去不了图书馆，去图书馆的不是一般人。
为什么转岗，很多人问我原因，学校给不出依据，我也不乱猜。
或许一切都源于2011年的海淀区人大选举。研究政治传播的我做了一个社区实验，以选票上没有名字的另选他人，拿到了北外选区第二高的选票。唯一当选的正式候选人副校长，刚过半数，险胜。三年后他升任校长，几个月后我去了图书馆。
办辞职时，和一位领导聊天，我说这么多年，我就是些言论写作。失德乱纪的同事多了去了，也没见处理谁，更没有被转岗。
他说，别人没有社会影响。我说那北大孔庆东公开骂人炫耀、北航韩德强当街打人，社会影响够大吧，张鸣教授每日一呼，也没见学校处理。
他说那是北大、北航，我们这庙小。
辞职后，做什么，没想好。先把众筹承诺的书写出来，更重要的是适应新的生活。副教授级别的图书管理员，每年税前也有20多万，养尊处优，公费医疗，优厚的退休养老。
现在都没了。
三个月的寒暑假也没了，以后天天都是假。
那为什么要辞职？
政治学博士不能讲民主宪政，新闻学教授反对新闻自由，柴可夫斯基也奏不出我这悲怆交响曲。
另外，以后谁他DD再说吃饭砸锅，我就怼回去。我过去、将来都没有吃谁的饭，一直凭自己的本事和努力吃饭，还要和所有的纳税人，供着zhao家人的锅（国）。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至少辞职后，我的言论除了自我审查、网管审查，不会再有个单位天天盯着我的微博，弄些整人的材料。
辞职也不易。校方出材料时，一会说经研究（参会的同事说昨晚研究到10:30），同意辞职，一会说调出。管惯人了，老想调来调去。
去几个部门办手续时，有人愕然，真的辞了？
有人担忧，没了单位怎么办，你都46岁了？
有人支持，辞得好，有本事怕什么？
有人一脸坏笑，烫手的山芋终于扔了。
碰到一位工会开会时认识的老教工，他知道我是连续十年连选连任的教代会、工会代表，投过反对票，提过不同意见。听说我要走了，他说这帮孙子更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说别这么讲，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
还有一位大姐，在楼道里语重心长地说：“你呀，从教授折腾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又折腾辞职了。知道你出去饿不死，踏实挣钱，管好老婆孩子。挺明白的一个人，以后别折腾了，变不了天。”
我说，如果对未来的看法和你一致，我当初为什么不老实当教授？如果认为将来不会变化，我何苦现在要辞职？
她说我辩不过你，反正我有生之年变不了。我笑说，那就祝您健康长寿。
妻子又怜又爱讥讽我是图书管理员，女儿有时也没大没小地叫板。她今年10岁，我每天接送上学，路上聊天。改变社会难，对孩子用心总能改变。
女儿一天天长大，我会对她说，爷爷在毛的时代，响应号召，战天斗地，没有改变社会，用反思和写作改变了我。我做了该做的，即使仍然不能改变什么，但你大了多少会受影响。
你王克勤叔叔从调查记者到编外人员，发起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为600万尘肺病患者奔走呼号。用他的话说：“能救一个算一个”
“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不努力一定不会改变”。
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