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八九”民运“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余志坚先生于2017年3月30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病逝。日前，我们收到廖亦武先生惠寄的这篇旧作（他在2006年对余志坚先生的采访），及对余先生的悼词。为纪念余先生，我们重新发表廖亦武先生这篇采访，并表达我们的哀悼！余志坚先生千古！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作者悼辞：
有心杀贼入燕京
壮士依旧在远行
昨日惊悉余志坚远行，夜不能寐，不胜悲凉。
2006年6月9日，我专程去长沙，秘密采访当时出狱不久，正被监视居住的余志坚。稍后，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行为艺术家余志坚》收在《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中。如今这部六四抗暴者的记录作品，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再版多次，已翻译成德、西、捷克、波兰等文。法文预计明年出版，译者是头号汉学家侯芷明。英文翻译了一半，因译者替换而拖延。
如今这一切历历在目，故人却渺若黄鹤。安息吧，亲爱的余志坚。
采访缘起
1989年5月23日下午，我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家中，通过电视直播，见识了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也就是向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大独裁者毛泽东投掷臭鸡蛋的“湖南三勇士”，官方亦称“湖南三歹徒”。
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距离同年2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才3个多月。后者是有史以来，中国行为艺术最集中的展示，其中有枪击电话亭、大活人孵鸡蛋、裹白布吊丧、向路人分发避孕套等等。艺术家们不断与警察——现行制度的代表者——发生剧烈冲突，不断被殴打、带离现场、关押，个别的展区还被取缔。可对抗性的行为艺术，也因此大面积传播，受到前卫青年们的狂热追捧。
依此类推，湖南三勇士砸毛像案，应该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其多重内涵，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无论过去了多少年，都值得艺术史编纂者们挖掘，值得逃避政治或热衷政治的人们反思。
2005年底，我接到一朋友的电子邮件，询问是否有兴趣采访上述行为艺术的主谋余志坚？朋友叹息道：姓喻的疯掉，姓鲁的跑掉，就剩这个姓余的还呆在原地，如果你有兴趣，还得抓紧哦。
我连连称是。并转弯抹角，终于通过余的姐姐，找到余本人。他老弟在话号另一端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而谨慎，幸好他读过我的书，沟通没任何问题。可接着的问题冒出来，余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反动文章”，又被监视居住！动不了，他说，我要去探望我的疯子同党喻东岳，他们也不让。
拖延至6月。由于臭味相投，我和扎根在云南丽江的班忠义交往密切。老班独立拍摄纪录片，历二十余年，其胆魄，其见识，其海内外的知名度，已相当高。他追踪调查二战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受害者，十余年，而凝聚成心血之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令我击节称赞。所以这次出访，我邀他加盟，记录全过程。
老班慨然应诺，并积极筹备。
非比寻常。我提前数天，就和余志坚敲定了接头方式。万一临时有变，就临时通知。跟着，我换了新电话卡，密嘱老班。再从云南丽江回成都，探望了一眼老母。6月9号傍晚，我在成都双流机场接老班电话——也是新号码——这意味着彼此间神不知鬼不觉的联络方式诞生了。
19点20分的班机，抵长沙机场已是满天繁星。月牙如一朵鬼火。我坐长途大巴去市区，一路拨老班的新号码，却一直关机。开始还以为他在空中，或误点了。可后来，我心跳如鼓，有些沉不住气了。
老友老张，开车接我吃夜宵，并入住他家。匆匆洗漱毕，进房间，像个不及格的特务，钻被窝，憋满头大汗，仍坚持不懈拨老班电话。关机！永远关机！他妈的，难道落网了？
熬至夜半3点多，我开窗透气，探头探脑若干回，如一只关在囚笼内的秃头鹅。冲动，压抑；压抑，冲动。我都开门站到客厅了，又梦游一般退缩。这个老班，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如果被逮，是在长沙机场，还是在我们事先约定的银河宾馆？我要不要去一趟？
思绪如雷电里的风筝，起落不定。我迷糊了大约两小时，天就亮了。起床出门，横下心，赴刑场一般赴约，在途中又拨老班手机十几次。关机！关机！！我懵了！！难道前方是看不见的陷阱？出租车路过银河宾馆，我直愣愣瞪着，老班有没有事，都与这个他曾经下榻的小宾馆有瓜葛，但鬼使神差，我没有叫停。
7点20分，我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的国美电器超市下车。反身漫无目的暴走。约一站路，我经过民航大酒店，来到银河宾馆外面的马路，刹步两分钟。进去？不，我浑身一激灵，似乎已提前看见一廖姓傻瓜被四起的国保便衣按翻在地。
我甚至透过重重屋瓦，看见遭受一夜突击审讯的老班，在铁窗背面，弓腰驼背——此时手机却突然响了，是余志坚。劈头就问：还是在某某地点么？我答是。随后又改口，不，在另一地点。
两个反革命分子在一站路之间，晃荡了10来分钟，到底接上头。老余高出我半个脑袋，发型光亮，像混迹旧上海的落魄公子。我们不及握手，就钻入同一辆出租车，沿笔挺的五一大道，向市中心疾驰，直逼湘江大桥，桔子洲头晃眼而过。
老余递烟，我婉拒；搭话，我心不在焉。老余说，没料到大名鼎鼎的老威还害羞呢。我干笑两声。老班始终如一块顽石，压在心头。
过桥停车。我们在桥左的枫林宾馆背后，寻了家臭烘烘的下等茶楼，大呼小叫半晌，披头散发的打工妹才露面。八十块一间屋，带一壶茶。她故意敲竹杠。我立马答应。她吩咐稍等，就拉开一黑窟窿的窗帘，叫醒另外三个打工妹，收拾临时床铺，排开椅子和茶几，沏水开张。
我们重新关死房门，不留任何出气孔。由于睡眠太少，两人都脸色铁青。老余开玩笑说，演歹徒的话，就差两把刀。我则忙着检查录音机，还抽空将巴掌大的摄像机架在茶几上，框住被访者的脸部——这本来是老班的工作，唉。
老余一支接一支抽烟，小眼睛乜斜，笑纹很粗。我抓拍了那玩世不恭的模样。开始提问。
正文
老威：咱俩见个面真不容易！像地下党接头似的，嘿嘿。
余志坚：监视居住好几个月了，警察轮班，24小时盯着我。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今早5点多，天还没亮，我就钻个空子，直奔火车站，再从浏阳直奔长沙。下了车，我还兜几圈，确认没长尾巴，才松了口气。
老威：看你这满不在乎的模样。艺术家嘛。
余志坚：谢谢抬举。可与警察捉迷藏是自由主义者的本能，与艺术无关。
老威：那咱们开始工作？
余志坚：好的。我生于1963年农历8月12号，属兔。我爸小时候，就死了爹，我祖母没办法，改嫁求生，我爸大约就成了个累赘性质的“孤儿”，几岁就给地主打短工糊口。
老威：苦大仇深。共产党的依靠对象。
余志坚：胡扯。1948年，我爸二十六岁左右，跟人赌钱，输光了，只得自己卖自己的壮丁，还了几十块大洋的赌债。1949年解放前夕，我爸所在的国军顺应革命潮流，和平起义，又统统变为共军。稍后抗美援朝，我爸又随部队到朝鲜，混够4年，班师回国。我爸觉得年纪不小了，该娶老婆了，就坚决复员，回浏阳老家。
老威：你爸的经历是一部小说嘛。他在部队干啥呢？
余志坚：我爸的湘菜烧得地道，先后为国军和共军弄吃。在战地朝鲜，还当过炊事班长。回国后，就专门给他们师长开小灶。
老威：这可是投机钻营、升官发财的机会。
余志坚：那时的人，没这么高的境界。所以我爸复员，师长还舍不得。总之么，我爸回乡娶了我妈，按阶级划分，两边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接着呢，生下我姐、我、我弟，三个劳动人民的后代。
老威：你父母识字么？
余志坚：我妈那边生育率高，存活率低。家里也穷，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我爸在部队揭掉了文盲帽子，会读简单的课本。
老威：你儿时淘气不？
余志坚：我爸生我时，已四十出头了。特别普通，我没么子过人之处。文革前期我太小，等到广播里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接班人、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叛国投敌，飞机爆炸，我已经在上小学二年级。莫名其妙跟大人们一样，紧张，兴奋，逢小朋友便咬耳朵，嘁嘁喳喳半天，末了还不忘叮嘱：莫给其他人乱讲啊。莫泄露国家机密啊。
老威：小孩子也这么政治化？
余志坚：恐怖气氛么。我们学校外的厕所隔板，就有粉笔写的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那天我脱裤子，一蹲坑，转头就看见了。吓得我浑身哆嗦，连屎都拉不出。我赶紧擦掉反标，万一有人跟踪追击，抓我的现行咋办？
老威：是大人写的？
余志坚：看那幼稚体，估计就是我的同龄小孩写的。1976年毛泽东死，万里河山一片悲痛，中小学生也戴孝、献花圈、开追悼会。我们在毒花花的日头底傻站着，比赛号啕，比赛谁的哭声大，不料还真昏倒好几个。估计是脱水。
老威：你哭声大不？
余志坚：当然不甘示弱罗。人小，不知道悲痛为何物，大家都哭，我也得了嚎丧传染病。不过上一辈不同，真动感情啊。记得那天我放学，一进家门，就见我爸挥泪如雨，稀里哗啦的，还边哭边倾诉，毛主席啊，你老人家去了，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老威：你不能讽刺你爸。
余志坚：没讽刺。事实就这样。
老威：你上学时成绩咋样？
余志坚：还可以。不过我从来不做家庭作业。家里人知道我懒，都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我爸说，不知道我们家的祖坟是不是冒烟了，居然出了个大学生。于是我去了湘潭师专，读化学专业。由于我是个文学青年，对化学没兴趣，就留级，将三年制的专科读成四年。在校的多半时间，我都呆在图书馆看书，深受海涅、拜伦那种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老威：1980年代，人人都写诗。
余志坚：我也写。我还在自己床铺上头，贴了几张女性裸体素描。这可不得了，学校开大会批判我，上纲上线，什么黄色下流、道德败坏、精神污染，就差没骂强奸犯了。我被泼满身污水，连躲闪的机会也不给，最后，我遭严重警告。
老威：我读中学也遭严重警告，晓得离开除差一步之遥。
余志坚：唉，也许“犯罪”的思想根源在那时就埋下了。1984年毕业，被分配到某某乡村中学教书，更加格格不入。我留长头发，穿时尚的白色休闲鞋，在城里都属另类，就别提乡下了。于是我受到排挤，转到乡村小学。哎呀，凑合着混日子，教书之外，读读书，钓钓鱼，慢慢也就适应了。
老威：后来呢？
余志坚：五年转了五所村小。像《早春二月》那部电影，小知识分子最终逃离死水一潭的封建乡村。1988年我辞职回城，无所事事，整日就与中小学同窗加邻居鲁德成，还有湘潭师专的校友喻东岳泡一块。
老威：他们都有工作吧？
余志坚：鲁德成开公交车，喻东岳在《浏阳日报》做记者。三个家伙臭味相投，没日没夜侃文学。我喜欢西方古典浪漫主义，喻东岳比我超前，推崇现代派，还有当时流行的朦胧诗。嘿，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他们都懒得回去，在我家挤着睡。如今想起，也十分美好！一直到1989年4月22号，胡耀邦去世，我们的一腔文学热情转眼升华，熊熊燃烧，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一堆朋友聚拢来商量：胡耀邦也是浏阳人么，我们当然要给这个伟大的同乡搞追悼会。于是我跑商店购买纸笔墨砚，亲自操刀上阵，一口气写了很多标语，什么“追怀耀邦，修改宪法，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官倒”之类。几乎将这辈子对政治的要求全概括进去了。
次日半夜三更，我们像赶早起来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用革命或者反革命标语覆盖了几条街。天亮时分，哦哟，浏阳市民密密匝匝站那儿看啦，还嘁嘁喳喳议论，有点像鲁迅写故乡的小说，满清要灭亡的小道消息在封闭地儿传得沸沸扬扬。而我们这些愣头青，躲一边观察，兴奋莫名，悲壮莫名。
接下来，我们像上足了发条的社会革命家，天天讨论北京的情况。饭吃得少，可精神特别抖擞。我们还发动浏阳师范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可浏阳那地方太小，人也保守，我们几个孙猴子拼命折腾，也没搞出多大响动。
老威：于是就决定上京了。
余志坚：后来天安门广场绝食了。还有几个学生在人大台阶下跪，递交请愿书。我们不太懂得政治博弈，却凭直觉不满，既然不愿做封建皇帝的臣民，为什么要低头下跪？而专制政权根本不会理睬的。
大约5月16号，我、鲁德成、喻东岳，还有两个朋友，就种种国事辩论了一个通宵。然后决定一块上京。可都是穷光蛋，又都是第一次去北方，干么子革命哦，把工资全掏出来数，觉得不够。出发前夜，我跑去敲一个体户同学的门，他做电器生意，为革命他就慷慨解囊，借给一千块。当时一千块，现在翻番二十多倍吧？一张长沙至北京的火车票才几十块。
老威：真大方呀。
余志坚：中国人做了一场民主大梦么。从浏阳到长沙，司机一听我们去北京声援，马上就免掉我们的车票。一早拢长沙，先跑五一大道和省政府去了解情况，嗨哟！本省的学潮规模已如火如荼，横七竖八的街道，充满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由不得我们热血不沸腾！我腿长，就再次跑商场采购笔墨和布匹，喻东岳当即奋笔，写成“挥师北上”的巨型横幅，还有“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下面落款是“湖南请愿团”。我们占据长沙火车站广场，插定横幅，立即轮番演讲。其内容都是此次运动最为流行的反腐败，反官倒，改政体，修宪法，反一党专制等等。喻东岳负责拍照记录，因为他的相机好，日本牌子，浏阳日报社采访专用，稀罕货啊。我还陪他买了数不清的柯达胶卷。却不料他辛辛苦苦留下的摄影杰作最后上了法庭，统统变成自个儿反革命宣传煽动的铁证。
老威：我的情况差不多，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无可辩驳”的文学罪证。
余志坚：人潮汹涌，我这个只在乡村课堂遭遇过小学生的不称职的老师，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从事“反革命煽动”，蛮高亢蛮流畅，蛮有效果。搞得群情激昂，纷纷朝我们的临时募捐箱里扔钱。一毛两毛，一块两块，还有十块的。太感人了。当时还没有一百元整票。我至今记得有一个人，双手捏着票子往箱子里塞。才煽动几小时，捐款箱就装不下了。
老威：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余志坚：我们募捐到三千多块，有些湖南学生当即就加入我们的请愿团，要一同上京声援学潮。
老威：多少人？
余志坚：四、五十，浩浩荡荡的队伍么。我们登上刚刚运行的特快列车，晚上9点过发车。
老威：光火车票就得花大捧银子。
余志坚：没办法。我们买了一沓《站台票》，咋咋呼呼进站，嘿嘿，车上车下全挤满了爱国群众，我们只得肉贴肉，挤在过道中。乘务员过来查票，一听几十号人都自称“上京声援的湖南请愿团”，就把列车长叫来了。人家挺客气地问，你们中谁负责呀？我回答我负责；他说好，我完全理解、完全支持你们！然后就专门将我们安排进乘务员的休息室，里面放了二三十张小凳子，让我们这帮爱国者轮流坐着休息。第二天抵达北京火车站，一下来我们就将半个车厢那么长的横幅扯起，吸人的眼球哦。四、五十人同心协力，边狂喊口号，边朝天安门方向挺进。才一会儿，我偷眼回看，哦哟，屁股后竟拖出几百人的队伍，多半都是各地上京声援学潮、一时却找不到组织的学生。于是我们更来劲了。“还我胡耀邦！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中国人要重新站起来”之类的口号，叫得比乡间傩戏锣鼓更密更响，引得路人纷纷追逐围观。大概四五十分钟，望见了只在报刊上看见过的天安门城楼，我们正要直接投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一个学生领袖模样的人，自称是高自联纠察队的，过来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齐声回答“湖南请愿团”，专程来声援学潮。他连说很好很好，可你们的口号有点欠妥，也就是过激，广场上还没人这么瞎喊。我们开头不服气，但转弯一想，要顾全大局。于是就自觉把那反动的超长横幅暂时收藏。
随后两天，跟我们出来的湖南大学生们，都三三两两找到各自的群体或组织，如鸟儿归巢。所谓的“湖南请愿团”就自动解体，只剩了我、喻东岳、鲁德成，三个无法归类的核心成员，暴露了孤零零的社会闲杂本质。
老威：这么容易被瓦解？
余志坚：5月18号到北京，23号出事儿，我们总共就凑了五、六天热闹么。参加了一些学生和市民的游行，也在演讲中鼓吹取消一党独裁啦，全盘西化之类。那几天没怎么睡觉，夜里实在扛不住，就在地下通道或某处街沿铺上塑料布，裹着军大衣打个盹儿。记得某天清晨，一睁开眼睛，竟发现一女学生躺我身上。哈哈！多浪漫的场景。
接下来的三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人民大会堂挂起“非常人大常委会”的超大横幅，令人想入非非，觉得民主乌托邦就在眼前；二是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着不少军用直升机，有时飞得极低，几乎要磨擦城楼了。还不断散下大量“致被蒙蔽群众”的劝降传单。嘿嘿，这一招叫“四面楚歌”，楚霸王项羽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张良用洞箫吹出那个时代的“劝降歌”，最后搞得大家觉得没意思，就自行解散。当时，几十万戒严部队从几个方向抵达北京郊区，将首都围得铁桶一般，却被自发聚集的北京市民堵在外头。各种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在广场流传，人心浮动哦。我在湖南老家时，傻激进，还写过弹劾赵紫阳的文章，认为他跟邓小平、李鹏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当作宫廷斗争的替罪羊。可我这种“无端指责”遭到许多学生的反驳，赵紫阳大好人，是整个学潮的支柱，你怎么连他的坏话也说？
最后一件事我们印象最深：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学生领袖讲话，前后口径都不一致。什么“尽量维持好广场秩序”，废话；什么“市民、工人赶快返回，正常上班”，废话。柴玲还学娱乐明星样呢，一再称“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等等。似乎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才享有正宗的爱国权利，其他社会力量，就属于瞎掺和瞎捣乱。他妈的，没有大家的声援，单凭学生，能扛这么久？共产党早收拾你们了。当时啊，我对他们几个的讲话反感至极，戒严部队抵拢郊区了，还内讧、对话、慌张、僵持，强作镇定有屁用？全副武装的军人难道是吃素的？万一真开枪怎么办？声势如此浩大的民主运动，几千万人卷入，凭你们几个小屁娃娃，能顺当收场？流血迫在眉睫，还在空谈误国，幼稚啊。
老威：你们的直觉挺敏锐的。
余志坚：可是我们这样的外省草根，插不上话。我们一再试图越过警戒线，与学运高层谈谈，但学生纠察队一见我这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就死活不允许进入他们的广场指挥部，更别提面见高自联头头了。事态不妙，怎么办呢？于是我们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书》，好说歹说，让学生纠察队转交，至少是“仅供参考”吧。
老威：还记得《建议书》的内容么？
余志坚：一，高自联应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二，号召北京乃至全国，工人全部罢工，市民全部罢市；三，学生和工人纠察队，这个，哎呀，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老威：够直接的。学生方面有响应么？
余志坚：渺无音讯。当时太乱了。也许压根就没转交。
老威：够郁闷。也许你们过于标新立异了。
余志坚：所以蛮无奈的。
老威：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可以拍屁股走人嘛。
余志坚：不行，千里迢迢来北京，岂能不负责任？喻东岳悲愤难抑，提议集体自焚。我们设计了多种自焚方案，比如上金水桥，自己朝自己淋汽油，突然点燃，效果肯定不错。但自焚要达到么子目的？是不是在自焚前发表《自焚宣言》，或者自焚后由谁谁谁通告全国，我们以身殉民主，殉自由，抗议暴政，唤醒大众？可形势逼人，搞不妥，大家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自焚，说不定，当局还会利用我们的死，抹黑民运。
唉，没有意义。我就提出替补方案，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标准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喻东岳和鲁德成立马赞成。5月22号午夜至天亮，三个人都在讨论方案。爬上城楼取毛像，看过去的距离好像不太高，但在当时戒备森严的状况，爬城楼比登天还难。次日上午，双眼熬得红彤彤的我们，如高烧病人，绞尽脑汁弄来一把梯子，扛到毛像底下的门洞，一仰脑袋，顿时傻眼——狗日的暴君，生前骑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呜呼多年，我们搭几人高的梯子还够不着！我们轮流从下面细细考察。目光擦着门墙，死瞅半天，终于看清楚，挂毛像的钉子足有手臂粗。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搭了足够高的梯子，舍一身剐，也不一定能将皇帝拉下马。
老威：没人注意你们？
余志坚：谁也不会注意谁。在暴风骤雨的运动中心，很多时候，人是很涣散、很边缘、很孤独的。当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又另当别论。
老威：于是你们就想起请暴君吃臭鸡蛋？当时我还在山城涪陵的家中，从电视直播，目睹了你们史无前例的壮举。惊呆了。记得现场播音员是中央台的陈铎，头发花白，嗓音气得发抖。
余志坚：实在拿老毛没办法，才出此下下策。我们逛王府井百货大楼，采购了二十个鸡蛋。本想目测好距离，用鸡蛋直接砸毛像，可稍一推敲，就觉得鸡蛋颜色太淡，飞溅而去的效果不明显。多亏喻东岳喜欢画几笔，他说买几种绘画油彩，搅成深灰色，填入鸡蛋壳内就行了。
准备工作蛮长，煞有介事。买来宣纸、墨水、油画颜料、毛笔、稀释剂和胶水，接着跑邮局给家人寄遗书。我自己写的什么，居然忘了，好像引用了不少拜伦的诗句；鲁德成边写边沉思，挺费劲的，百感交集啊，他是独子，听说后来，他父母看了电视直播，当场就晕倒；喻东岳写的内容，我还依稀记得一点，他在浏阳城有五个结拜兄弟，他就一直趴那儿写啊写，完了一封又一封。什么要学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呀，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呀，等等。很是文采飞扬。
老威：据说喻东岳很有诗才。
余志坚：有一首他口占的打油诗，我还记得：有一千种理由，你走在街道的这一边；有一千零一种理由，你越过马路，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老威：越界的冲动。果然你们走到另一边了。
余志坚：写完遗书，我们肚子饿了，就把二十个鸡蛋拿到北面金水桥旁的小吃摊加工，也就是一平底锅，涂上稀面浆，打鸡蛋，撒葱花。那天我们塞了太多这种北方特色的煎饼果子，先还黄灿灿、香喷喷，很对胃口，因为我们在湖南没吃过，可后来填不下了，差点吐。
接着我们把剩下的蛋壳收好，来到天安门城楼左侧的中山公园门坎，地上铺张塑料布，席地而坐，造砸毛蛋。即把蛋壳填满调成深灰的油彩，然后一个个封闭。
再接着，就将长一米二、宽八十公分的宣纸平摊在地，琢磨配套的对联，这可是1949年以来的天字第一号对联。我出句，喻东岳心潮澎湃，一挥而就：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横批：自由伟大。
箭在弦上，喻东岳还掏出相机，将对联拍下来“永远保存”，我和鲁德成也趁机在公园门口“合影留念”。唉，如今这些东西全部封存在公安机关的罪犯档案里了！
老威：你们没将“革命遗物”留给一个可靠的人？
余志坚：茫茫人海，想不起谁可靠。之后，三人作了简单分工：我手长个高，就负责阻挡门楼下川流不息的群众，宣布砸毛行动开始；而喻东岳和鲁德成负责贴对联和扔鸡蛋。于是各就各位。我首先出场，跑到城楼正中门洞，张开双臂拦截过往行人：对不起对不起！请大家暂时留步！我喊了几遍，更多群众反而被吸引过来，都不明白么子意思。幸亏几个学生冲过来帮忙，才堵住了人潮。
老威：学生为啥帮你？
余志坚：当时我和鲁德成才二十五、六岁，喻东岳才二十二岁（他是神童，十八岁就大学毕业），所以看青春外表，大学生将我们当作自己同类了。却不料这边刚消停，那边就在门洞左右，呼啦啦把对联给张贴了。由于慌张，对联有点斜。紧接着就是奔跑着后退，估摸最佳仰角距离，投掷鸡蛋。原先我们认为，二十个颜色蛋，污染透那么巨幅的毛像，足够了。没想到那两个傻子，很没出息，砸出去的蛋，要么高要么矮，要么偏要么斜，要么劲儿太小，蛋飞到半路就落地。我眼巴巴望着，气得破口大骂：他妈的搞么子？还好，没太丢人，飞蛋二十，砸中了三个，暴君的双下巴起了不少麻子。
老威：你们耗了多长时间？
余志坚：全部行为五六分钟，砸鸡蛋就两三分钟。恍若梦里，在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麻木，惊愕，也有盲目鼓掌欢呼的，等到梦醒了，事件已发生了。一层层人墙哗啦一下将“罪犯”围在当中，有声音责问：干什么的？你们从哪儿来的？谁指使你们这么干？高自联纠察队也赶过来，排开众人。我当时恰恰在外围，只能望见他俩的脑袋。我隐隐约约听见众人在七嘴八舌声讨：你们是存心不良，要毁掉大家，毁掉这场爱国运动啊。而被破蛋搞得五颜六色的鲁德成却极力争辩：取缔毛泽东是正义的，合法的，我们没干坏事！我也远距离鼓掌声援：说得对！
我身边的学生蛮厉害，指着我鼻子说：没事儿你就不要插嘴！我说：当然有我事儿，我们是一起的！嘿嘿，这一来，我也落网，都被大学生们扭送到广场指挥部。
老威：从天安门到广场指挥部？
余志坚：对，就是英雄纪念碑下面。
老威：你们挨打了吗？
余志坚：拉拉扯扯，推推搡搡，正反两方都瞎起哄。学生纠察队还是在保护我们。
老威：然后呢？
余志坚：总算顺利到达纪念碑底座，也就是之前绞尽脑汁想进来，却怎么也进不来的学潮核心。虽然这样闯入有些不太体面。
三个人垂头丧气坐在纪念碑下，等候发落。学生领袖们在旁边展开讨论，耗了好长时间。终于，便衣警察出现了，在四周转来转去，然后进指挥部要人。学生们婉言回绝。这时旁边有个女士偷偷凑过来，在我耳边提醒说：事态发展对你们极不利，你还是瞅个空子，赶紧溜掉吧。我立即摇头：三个人死活一起，我不能自个儿溜。于是她沉吟片刻才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如果你有事儿需要帮忙，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答应了。那时年轻记性好，她念一遍我就记住了。
老威：你没问她是什么人？
余志坚：没问。估计她也不会说。但看那神情，她是要真心帮我。所以在这儿，我要特别提一下。
老威：后来？
余志坚：后来变化大了。那个人与号码全淡忘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也认不出来。
老威：再后来？
余志坚：学生领袖们经过研究，才将我们带到右侧的历史博物馆前面，也算个非正式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少记者及群众等在那儿呢。没想到时间短促，三五分钟就拉倒。他们的问话主要冲鲁德成去。其间还有个高自联头头，代表全体大学生“澄清事实”，声明这次事件与他们没任何瓜葛，他们的目的是推进民主改革，压根不会有这类敌意，压根不可能干出攻击共产党、损毁毛主席形象的举动等等等等。我脑袋都快炸了。
之后又在一辆公交车内，又是鲁德成，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天开始下雨了，从车窗看外面，帐篷和油布乱七八糟，像打满补丁的灾区。嗨，没料到一向慢吞吞的官方媒体这次动作蛮快，采访时间也蛮长，提问包括哪里人？什么职业？筹划了多久？最初的动机？想没想过后果？等等。鲁德成也不紧不慢作答，还申明我们的行为与学生无关。据说当日的《新闻联播》就作为反面教材播放，长达五六分钟。电视画面里，还有天安门现场找来的目击证人，几个大学生、市民，让他们叙述事件，并表达各自的看法。有个学生还说：他们有勇气这么做，我蛮欣赏的。嘿嘿。
老威：我最初也是在《新闻联播》里认识你们的。节目的基调大约是“愤怒谴责”。不过在谴责的下面，隐含着记者善意的焦虑，担心这一事件给运动带来大家都难以承受的负面后果。
余志坚：负面后果早就注定了，只要毛的阴魂不散，只要邓的铁腕不除，只要是共产党的统治，反抗的结局就是流血。我们只是其中一段插曲而已。
老威：也有人说，早知道流血，就不反抗了。
余志坚：我们是被指挥部交出去的，学生纠察队的头头叫郭海峰，他亲口通告他的姓名，还算坦率。他说指挥部内的高自联常委们表决，多数主张将我们送东城区公安分局所属的天安门保卫处，可他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好半天，无效，押解工作反而由他负责执行，因为他是高自联秘书长。我连说“没什么”，还从兜里掏出剩下的两千多块钱，交他保管。他当场写了张收条。他还要求警察写了张接人的收条。我们是在瓢泼大雨中上的警车。警察给我们戴了手铐，郭海峰却在雨中站了好久。
老威：你们有乘乱逃脱的机会吗？
余志坚：从下午两点半作案到傍晚落入警察手中，我肯定有机会溜。那两人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溜？我们早就有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
老威：接着？
余志坚：我们在南池子派出所关押一晚，次日上午转移至北京市东城看守所对面的收容所。刚进去那阵，整个收容所空荡荡的，监房内除我，就一个北京市里的惯偷。那家伙可悠闲啦，能不起来就尽量躺着，抽烟、睡觉；睡觉、抽烟。连喝水也让我帮忙递。没办法，寂寞难耐，两个南辕北辙的人，也被迫凑一块瞎聊。当时我很想继续关注运动的进展，可与世隔绝呀。可以说，北京的公检法体系，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连所里的看守也极少打照面，估计全在观望，等待党中央内部权力倾轧的天平秤倒向哪边。
老威：你们是天字第一号的钦犯，居然没连夜提审？
余志坚：六四前后，半个多月，没人来提审，甚至没人来过问。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躺着。哎呀，骨头都睡疼了。幸好我生性懒散，早就练就死睡基本功，遇事儿不多琢磨，如果天肯定要塌，你一厢情愿想不塌，就算白操心么。
老威：有点庄子境界了。
余志坚：直到6月3号半夜，收容所墙外突然枪声大作，炒豆子一般，将我从梦中惊醒。他妈的！终于开枪啦！这些狗鸡巴弄的终于开枪啦！我的预感、喻东岳的预感全应验了。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就这么起家的，学生和文人怎能玩得过杀人不眨眼的老政客呢？那一夜我失眠了，在监房内走来走去，直到天麻麻亮。焦虑啊，浑身肌肉都不由自主抽搐。那惯偷还好心劝我：国家乱掉，你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又不是尿急，撒掉就完事儿。
6月4号大早，第一批进来了，清一色的热血青年和大学生，平均年龄估计就二十岁左右。捱到5号，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空荡荡的监房眨眼就人满为患，最后，塞不下了，还硬朝里面塞，好在人是肉长的，有伸缩性。
老威：一间房关多少？
余志坚：按常规，十四五个，猛然就塞三十多个。没地儿站了。正式逮捕我们是6月15号，一度瘫痪掉的公检法体系跟我一样，从梦中醒来，刹那间恢复了高速运转的残酷本性。四处通缉布告，四处设卡抓人。那种红色恐怖，就像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大街小巷，几乎不见什么行人。思想消毒和身体消毒，性质差不多么。
非常时期，北京警察也不被信任，东城分局的看守所和收容所统统军管。经过封闭洗脑的大兵，像野兽一般，张牙舞爪，没任何章法。不管学生还是市民，都往死里揍。我们被逮捕，移交看守所时，有个大兵拎着我，活像拎小鸡，隔着一丈远就朝军用吉普那边扔。这还不解恨，他又抬起自动步枪，使枪托猛击我的脸颊。顿时，我满口鲜血直喷出去。老威你看，嘴里的这颗假牙，就是被揍飞的真牙换的。
老威：你呆的看守所，就是人们常说的“王八楼”吧？
余志坚：对，里面关过不少六四暴徒。
老威：你也算暴徒？
余志坚：没来得及放火和堵军车，就只能划为“强暴伟大领袖”的歹徒。我们在七处王八楼熬了5个多月，7月10号秘密开庭，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地下室。
老威：开庭也不见天日。
余志坚：他妈的，例行公事，罪行明摆着，没怎么辩护，即使辩护也没听众。大概两小时不到，就完事儿了。延期宣判，等了一星期，接《判决书》。
老威：如此草率？
余志坚：我和鲁德成法庭呈供了什么，已经忘了。最有趣是喻东岳，他辩护说，我们没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在完成一幅作品。
老威：行为艺术么？
余志坚：对对。喻东岳就说是行为艺术，并且是本世纪以来最杰出的行为艺术，它所涵盖的意义，要若干年之后，人们才能真正理解。
老威：我觉得，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波普，它肯定会进入当代艺术史。
余志坚：哈哈哈！那些公诉人和法官怎么能搞懂这个？听得云里雾里，终于恼羞成怒，还认为喻东岳故意愚弄他们。连指定的律师都不装样子了，一再打断。
老威：太有意思啦。法庭内的气氛也应该是行为艺术的延伸部分。
余志坚：嘿嘿。
老威：此前你们预料过结果么？
余志坚：在牢里无聊，人们经常给我们分析案情，掐算生死。什么“明知故犯，顶风作案”啊，“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啊，“手段极其什么，后果极其什么”啊。熟悉《刑法》的人都知道，只要《起诉书》上写明“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脑袋就悬在空中了。唉，等死的滋味不好受！我连《遗书》都写了好几封，有给姐姐、弟弟的，也有给父母的。如今回想，真有点婆婆妈妈。伤害啦，歉意啦，愿他们彻底忘掉自己这不孝子啦，相信后代会理解我们，没丢脸啦。
老威：有些自相矛盾。
余志坚：今天一念头，明天一想法。毕竟面临生死大关，空空荡荡，睁眼闭眼都很可怕。泪也流过了。但是我不后悔。
老威：《判决书》下来，还是松一口气？
余志坚：简直就虚脱了。哪本小说里写的？我已经提前听见独裁的丧钟！自由在跟前飘荡，伸手就抓得着。
老威：也许喻东岳说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行为艺术算完成了。
余志坚：我判无期徒刑，坐牢十一年零六个月；鲁德成判十六年，他实际蹲了八年零八个月；喻东岳判二十年，蹲了十六年零九个月，反而是最后释放。
老威：你们没上诉？
余志坚：我们可不愿找死。1989年底，我们被送回湖南，关在衡阳监狱。
老威：你们在里面挨打没？关小号没？
余志坚：喻东岳受了很多折磨。有次被警察打坏了，我们几个难友还搞了抗议活动，绝食三天。但狱方拒绝道歉。小号我没关过，但1992年之前，有多半时间我关在严管队，很恐怖。
老威：你在里面犯事儿？
余志坚：刚进去，还摸不着底。逢人便说六四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如何专制、恶毒，几乎一刻不停地讲。还不干活，热衷跟政治犯们探讨时局变化。所以受到狱方的屡次警告。我置若罔闻，就被宣布“实行严管”。我挨了五、六次打。有一次，两个警察揪住我，两根电棍同时在身上擂，我反抗了一小下，就瘫了。接着，拳头和大头皮靴，电闪雷鸣一般，整得我遍地翻滚。我一身好衣服，挨打之后，全没啦。我一丝不挂躺地下。骨头没断，还算手下留情，湖南监狱普遍野蛮么。
后来学了点乖，不他妈的硬抗。但我坚持一点，我是政治犯，不需要劳动改造。后来他们也安排有经验的犯人来带我，所谓建立师徒关系。我最多站在一边看，然后独自缩角落里，拉别的犯人聊天。
老威：你们一直呆衡阳监狱吗？
余志坚：后来转到湖南第三监狱，也就是永州监狱。喻东岳转去一监，那儿集中关押政治犯，是湖南最著名的野蛮监狱。
1992年前后，我从报纸上读到老邓的“南巡讲话”，仔细一分析，觉得中国的政局大概是进入了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灰暗而漫长，我自己的心情也随之灰暗而漫长。
既如此，先要活下来啊。于是我就跟狱方提出，我的特长是教书么。还好，他们把我从金属切割车间转到教育科，定期给狱中犯人上文化课，直至减刑出狱。
老威：也算不幸中之万幸。
余志坚：我们三个，鲁德成最幸运，从云南边境偷渡到泰国，虽然险些被遣送回来。而喻东岳太惨了，他出狱那天，我叫了几个民运道上的好友去接，没想到，他像一段烂糟糟的木头，跟我熟悉的那个灵光四溢的喻东岳判若两人。我一再叫“东子东子，你搞么子，连我都不认”，他却没反应。等到他有反应，却扑通跪倒，抱住我双腿，大叫“饶命啊饶命啊”。我心如刀绞啊，六四事件太大了，全面评价是历史和政治学家的活儿，而我内心解不开的疙瘩，只剩喻东岳，我老觉得是我毁了他。唉。
老威：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报导，海内外都在为他募捐医疗费用。他如今到底如何？连你也不认得！不可思议！
余志坚：他连自己都不晓得。如果你问“谁是喻东岳”，他两眼茫然，想不起来。
老威：失忆症？
余志坚：不知道在监狱里受了多大折磨、多大刺激！保不准被下了药。因为如今中国，老毛还被许多人崇拜，不少出租车上都挂毛像，当作保护神么。
老威：喻东岳变疯，会是个永远的谜吗？
余志坚：难说。可永州监狱关那么多犯人，凶手应该不难追查。前一段，我在网上发表了十几篇反动文章，当地国保就以煽动颠覆的罪名，刑事拘留我32天。我出来，稍微休息调整两三天，就坐车去离浏阳县城七十多公里的喻东岳家探望。嘿，出狱久了，他的情绪稳定些，不见人就跪了；可眼神还是痴呆，你不能大声说话，否则他浑身一激灵，又跪倒。他家人随时在帮助他恢复记忆，从前的谁谁谁，左邻右舍的谁谁谁。猛一刹那，他似乎醒悟自己是喻东岳了，可转眼又忘掉，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人物，都活在自我的莫须有的空间。喻东岳曾经很推崇这小说，没料到他自己也进去了。
有时候，民运人士聚会，我也带他去。老廖你看，这张照片，中间这个，就是他，连拍照时，他都嘀嘀咕咕，而跟前一派空洞，谁都不在他眼中。
老威：这照片挺喜庆。这些人是谁呀？
余志坚：我的结婚现场，好些民运人士都来祝贺。
老威：我也祝贺你！那你们婚后靠什么为生呢？
余志坚：不知道。总之么，要房没房，养老保险一类的，全没有。靠运气熬呗。目前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做家教。学生时多时少，极不固定。我们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足一千元。
老威：想过出国吗？
余志坚：出去干什么？
老威：自由啊。这么个强盗国家。
余志坚：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真要离开，还是割舍不下。
老威：你的心态保持得不错。
余志坚：谁能拿去我内心的自由呢？至于家庭内部，有些小磨擦难免么。但爱情亲情友情是永恒的主题。对社会，也在慢慢学着适应。大伙儿都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但同普通小人物相比，抹不去的六四情结，让我们面对政治恐惧，还有挑战的冲动。
老威：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余志坚：是未来。我看不出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未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的一腔热血，是不是会变得很轻、很可笑。我们努力让后人记住，是不是有些一厢情愿。最终我们的存在，是不是会让体面的人、成功的人、什么时代都通吃的人觉得不自在。唉，算了，先凑合着过。事情想多了头疼。
老威：你们打算要孩子吗？
余志坚：难养啊。暂时不考虑。
补记：
正午时分，采访结束，我们也汗水淋漓。“长沙真不愧火炉啊”，我叹道，随即开门敞气。我就近招待余志坚吃了顿街头快餐，然后拥抱，然后目送他深入毒日头，消逝在穿梭不息的车流和人流中。
我来到公用电话亭，拨老班的老电话，居然通了！气急败坏的老班在那端破口大骂，并连呼“绝交”。我张口结舌。幸好老班没有马上挂电话。原来他受骗了，所谓新电话卡，一出云南就没任何信号，也不显示任何号码。
我连连致歉，并强烈要求马上见面。但老班这头在日本训练了二十多年的倔驴，严辞拒绝。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二：没有按约定到银河宾馆；新电话不通，没有试探着打老电话。
我认罪。检讨自己本质上胆小如鼠，不配搞民运；并且一根筋，不知变通。回丽江后，我又再三向老班示爱，终于得到这条与我同岁的老狗的接见。为了弥补他的损失，我将此次谈话的录像带悉数献上。老班嗤之以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献礼质量低劣，基本不能用。老班宣布，要恢复到从前的铁哥们关系，起码要一年。如今已三年了，他也远在日本了，我还像惦记某个亲戚一样，惦记着他。
而毁掉我俩关系的余志坚，我也惦记着他。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