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变革时代。中国必然要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任何人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这个过程人民要付出多大代价。
中国的未来必须迈过民主宪政的门槛，试图保留现政治体制的改良已没有希望，这个国家不可避免会有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执政党唯有的选择是主动推动它还是被动被它淹没，而主动推动也意味着自身的彻底革命。
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它不可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政党。从镇反、反右、大跃进直到文革，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它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它是西方的共产幽灵——暴力革命、计划经济和阶级专政，与东方的专制主义——丛林法则不择手段的野蛮政治结合的怪胎，与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截然对立。三十多年来，有识之士试图改造共产主义，在野蛮政治的基因上嫁接普世文明，于是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有制到大部分私有制的改革开放。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变化，只要不彻底抛弃专政理念和“共产”这个名称，就不可能找到方向。
如果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利用共产党现有的组织体系和人才资源完成中国民主转型，那就在政党竞争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推动各级政府直接、自由选举，在自由竞争中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这意味着党的名字必须改，而一大批现有党政干部换人，这样的政党和专制政党已经完全不同，这不是改良，这是自身的革命，彻底的革命。
过去几十年中国语境下“革命”已打上了暴力和阶级斗争的深深烙印，以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告别革命”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直到今天，很多人提到革命仍然想到血流成河，而专制者也常常以此要挟民众，想要民主吗？拿三千万人头来！革命一定很恐怖吗？不，时代不同了。
中国未来的革命已不可能是“农民起义”模式。只有冷兵器时代才会有农民起义，现代社会已不可能。经过三十多年现代化和城市化之后，农村精英人口大部分已转移到城市，剩下的大多不关心公共事务，信息来源主要电视而不是网络，电视节目又多是新闻联播和古装剧，加上2004年以来的税费改革和农业补贴、医疗改革农民确实得到实惠，总体上满意程度较高。农村稳定是一件好事，未来中国政治变革不需要农村参与。
中国未来的革命基本上不会出现利比亚或者叙利亚模式。像卡扎菲那样固执地血腥镇压反对派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统治集团有铁腕核心，共产党1989年有，但今天已经退化为寡头利益集团，领导者越来越趋向于平庸，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和魄力血腥镇压。
中国革命也不会是大规模军事战乱模式。清末革命演变成军事战乱，有几个条件和当下中国已经大不相同。清末地方实力强人拥兵自重，清末国民的政治思想大部分仍停留在“皇帝轮流做”，国际环境以丛林法则为主，当王朝崩溃，缺乏新的强人也缺乏强大的道义力量，国家陷入混战。今天中国军队基本上消除了割据色彩，几十年来官僚体制越来越有规律的运作消灭了地方强人出现的机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革命都不可能再发生持续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传统王朝更替那样恐怖，这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所决定的。
中国革命将是城市市民革命，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全球化发展，和平将是主流。互联网打破了以往的单位体制也削弱了现实社会中的层级关系，加速了人际关系平面化，革命的动员几乎不需要成本，突发事件引发的某种共识迅速传播，并迅速出现集体自发行动，革命发生将是瞬间爆发式的，不可预测不可防范。当革命发生，这将是全人类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通过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密切关注，这会反过来作用于革命参与者，参与革命的市民在心理上与文明世界连在一起，一种崇高的希望将激励人们自觉拒绝暴力，选择和平的行为模式。
当专制结束，中国可能面临很多新的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下滑、国企如何私有化、历史冤案纠正等等。中国已经历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经济问题不会像20多年前苏联东欧转型时那么严重。历史冤案可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决。最让人担忧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国家分裂的危险，二是宪政秩序能否尽快建立和运行。
当民主转型开始时刻，当历史创伤被撕开，靠什么能阻止独立的愤怒冲动？和平度过转型期危机，问题的根本在于，靠什么才能抚平历史的创伤？数十年来，每一次流血，仇恨都积淀在那里。
中国需要一种比武力和金钱远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爱。抚平历史的创伤，必须有真诚的大爱。在巨大的伤痛面前，任何计谋策略都是可耻的。必须面对受难者家人为历史上每一次伤害真诚忏悔，必须有勇气直接面对最激进的恐怖袭击者，耐心倾听他的诉求乃至辱骂。是的，必须有人为一个帝国的征服和傲慢赎罪，必须有人真正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
中国社会转型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宪政秩序。当专制结束，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强势抬头？会不会出现大规模骚乱？会不会各派政治势力就宪法秩序达不成共识导致社会秩序持续动荡？会不会出现议会和总统之间权力纷争以至于武力冲突？一百年前，很多乱象在中华大地上演过，二十年前，有些在俄罗斯上演过。
变革时期，由于社会极端不公，回到文革的极左冲动和向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冲动都会很强，但是随着新闻信息开放、社会转型完成，这两种力量都会迅速消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社会转型局部的暴力甚至流血冲突可能很难避免，专制结束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良好运行如果需要太长时间，人民可能会厌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中国已经具备广泛的宪政共识以及相对成熟的政治反对派。
对国家未来有责任担当的中国公民，努力推动社会改良，并且为和平革命做好准备，包括凝聚宪政共识、组织公民团队和成长为道义力量。
凝聚宪政共识。
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权力分立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宪政理念在当下中国已不陌生，但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传播共识，包括宪政要点、政治信念和行为模式。
宪政要点共识。民主中国应该什么样子，一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曾经激烈争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教训来总结宪政框架。比如国家治理结构，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分配，总统制等，需要研究，探讨，总结，在更大范围内再探讨，再总结。
政治信念的共识。我们是为担当中华民族宪政转型的历史责任而走到一起，内心必须有此崇高的信念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政治文明转型。引领社会转型奠定中华民族宪政基石的公民楷模必须在内心深处摒弃“打江山坐江山”野蛮政治逻辑，必须摒弃“推翻”、“打倒”等传统执政党的话语体系。我们的理想超越权力，超越党派，我们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是民主法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的转型，让这个民族永远告别野蛮政治的阴霾。这个伟大的使命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远远超过改朝换代和反对派当政。中国必须有一群高贵人格的公民，奋斗不是为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为了自由中国的梦想。
行为模式的共识。公民行动必须坚持非暴力。非暴力的核心是爱，这必须是我们内心纯洁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以自我的牺牲精神和博大的爱激发人性内在的善，让爱的力量最终战胜恐惧的力量成为社会主流，从而真正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我们尊重个体面对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权利，尊重个体复仇的正当性，我们理解个别极端暴力的自我牺牲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甚至是绝对非暴力社会运动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补充，但是，它注定只能是偶然的补充，而不应当是主流，更不应当被倡导。在道德良心的基础上重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如何才能扭转强大传统的以阴谋暴力为根基的政治文化，如何能让宪政制度良好运转而不是一片混乱，这需要强大的道义力量。倡导非暴力就是倡导良心政治。
建立公民团队。
当政治转型那一刻到来，成立政治组织当然容易，甚至可能一夜之间就出现成千上万的组织，这些组织也会迅速走向联合，但是，一个小国可以靠临时派系整合完成转型，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复杂的大国来说，靠临时的派系整合出现的政治组织缺乏足够的道义力量主导政治转型。而且，中国不仅面临着政治制度的变革，也面临着政治文化的变革，要想改变如此强大的传统政治思维，必须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成长需要时间，需要持续的服务，需要担当。
公民政治组织不是传统社会的秘密会党，传统会党在现代社会无法成长，即使壮大了也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法治。公民政治组织也不是民主国家的现代政党。现代政党是以获得执政地位为目标推销理想和公共政策的团队，而我们面临的历史责任是国家完成宪政转型，而不是在民主框架下推销公共政策，在此意义上我们超越普通的政党，而是一个广泛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公民联合团队。当宪政转型完成，这个团队的历史使命也就宣告结束，当然也可能会转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是建立公民团队的努力。我们倡导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做一个公民，行为忠于内在良知，告别特权腐败。我们倡导在共同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公民”标识基础上，各地自发成长起来同城公民团队。我们公民团结起来建设自己的公民社会，秉持理性和非暴力原则参与公共事务，帮助弱势群体，捍卫自由和公义，推动国家进步。我们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我们也是一个整体，为美好政治的信念而联合的公民团队。
成长为道义力量。
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最健全的，但能运转良好，根本原因是开国元勋们为民主制度奠定了高贵的精神气质，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人的理想主义高贵形象让任何后来参与政治的人一旦想到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就会汗颜，这种高贵的文化传统让利用国家机器窃听竞争对手的尼克松式的政客成为过街老鼠。如果参与革命的人缺乏公共服务精神，都拼命捞取私利，即使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民主制度，也会一团糟，中国人可能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才能逐步确立政治文明传统。
让公众相信规则并主动遵守规则，必须有一种新的信念和文化，这种信念和文化不是来自规则本身，而是来自道德力量。宪政制度良好运转需要第一推动力，需要一群优秀公民楷模。我们反对人治，但是，我们却不能天真地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很好地运行，某种意义上说，以公民楷模的力量推动宪政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道义力量的成长道路可以概括为三个词：服务，以实际行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推动民主法治进步，服务就是奉献，看我们为这个社会做了多事，帮助了多少人；担当，不怕失去世俗的利益，不怕坐牢，不怕孤独，不怕磨难，坚守良心和正义，担当历史责任；放下，放下自我，不以自我为中心，个人无所谓，不为权力，不为名利，不问自己能得到什么，只管把上帝赋予的智慧服务社会。
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转型，在历史的激流和险滩中，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新的信念，它符合我们政治文明的理想，它能承载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幸福。
这是一条超越传统政治的道路。必须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野蛮政治，让政治回到其本来价值——公共服务。历史转型的时刻，必须有一种超越专制和暴力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这不是某一个党派的意识形态，这是全体公民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
这是一条宽容与和解的道路。太多的历史积怨在我们民族记忆深处，历史转型中我们需要真相与正义，更需要宽容与和解，我们必须避免真相激发的仇恨与动荡埋葬我们美好的梦想。我们必须真诚面对历史，一个宪政文明的时代将宽恕过去的苦难。我们不回避真相，更不是忘记真相，但要以悲悯之心回望历史深处。回首二十世纪，反省我们民族苦难的根源，那巨大的苦难是一场悲剧，这幕悲剧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角色都是悲剧。我们要怀着爱与慈悲之心讲述那段历史，怀着谦卑和忏悔之心面对曾经的耻辱，历史告诉我们的不是新的仇恨，而是爱与感恩。
这是一条爱的道路。唯有爱才能共同度过危机。当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终于爆发，当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当失落和迷惘悄悄弥漫，这个国家需要凝聚人心的力量，这就是爱，一种强大的信仰让我们携手前行。
唯有爱才能维系国家统一。当历史转型的时刻到来，边疆多年积累的仇恨爆发，不可能再靠武力，一切的学术论证一切的官僚程序一切的诡计策略都毫无意义，必须有一种力量超越武力也超越仇恨，让最狂热的反抗者也自卑地放下刀枪，这就是爱。
唯有爱才有未来。我们必须在内心深处超越敌意和仇恨，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一个敌人的话，它不是哪个具体的中国人，不是某个组织，而是弥漫在人们心中的制造仇恨敌意的专制阴霾。那些陷于仇恨意识形态不可自拔的人，他们不是我们仇视的对象，而是爱和救赎的对象，只有当所有的国民都从专制阴霾中走出来，中华民族才有自由幸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