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9日凌晨6点半我赶赴长沙，在宾馆安顿好后（稍事休息）上午10点半到湖南省司法厅见刘昌松处长（说明：会见之事本不归司法行政管，只因之前刘处微信约我——“欢迎我到长沙来省厅作客”，故此）。在省厅办公室稍谈片刻，刘处便请我吃饭。席间正、副处长及肖科长作陪。席间我们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我说“让律师会见谢阳对改善湖南的司法形象是有帮助的，不让律师会见则反证了长沙司法机关的违法，坐实了谢阳的酷刑。”，在谈到辞聘律师时，我说“象谢阳这样的案子，没律师出庭辩护是不可能的，否则无法向公众及国际社会交待，官派律师谢阳肯定不会要。象我这样能主动与你们司法行政沟通的律师你们都不能接受，换两个比我俩更猛的律师就够你们受了。”。
在谈及我与陈建刚律师所属司法行政希望我们退出此案时，我说：“只要长沙有本事搞掂了谢阳，谢解聘我，我二话不说，退！但这样的脏事别人都不愿揽，希望长沙当局不要指望别人来为他救火！”
我知道决定权不在司法行政，故只是希望刘处协调处理并向有关部门转告我的意见。
鉴于上次到长沙包被莫名其妙地“丢”的教训，约长沙律师朋友到宾馆为我看包。今天（2017年3月30日）上午只身一人赴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谢阳。在办理会见手续时，值班员一看是见谢阳就要我到二楼找所长。无奈，遂见尹所长。我说：“尹所长，怎么我每次来会见，值班人都说要我找你，别的律师都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尹问“你找过刘处没有？”。我说：“安排律会见又不关司法行政的事，找刘处干吗？况且我昨天上午跟刘处见过面。”。尹说：“刘处不是跟你打过电话吗？”。我说：“没有这回事呀！”。
为了证实尹所言的真实性，遂在尹的办公室当着尹的面给刘处电话：“刘处，我现正在尹所长的办公室，他说会见要我找你，他们又不归司法行政管，怎么要我找你呢？这样没担当地推卸责任，一点政治伦理都没有。他说你跟我打过电话，有这回事吗？”
刘处电话回复：“你是昨天下午去看守所的，还是今天去的？你的意见我昨天跟有关部门反映了，但不是跟看守所，还没跟你打电话。你等等吧！”。
我就质问尹：“你不是说刘处给我打电话了吗？”。
尹说：“我说的是今天给你打电话。”
我要求会见谢阳。尹说：“办案单位正在提审。”
我问何时可安排会见，尹支吾不语。
我郑重正告：“48小时内安排律师，法律是刚性规定，提审不是阻止律师的会见权的理由！你看守所应在提审权与会见权之间进行平调整。”
期间有二修理水电的员工也在尹办公室汇报工作。该二人便插嘴为尹帮腔指责我不应该用这样的口气跟领导说话。
我转而对该水电工说：“请你摆正好你们自己的位置，这儿没你们说话的份！这样的敏感案子我知道尹所长也很无奈。”
尹闻之便说：“既然你都知道，你干吗还找我啰。”
在谈到上次（2017年2月28日）尹说48小时内给我答复，为什么到现在不仅不让我会见，而且连答复都没有？
尹说：“你又不天天在长沙，给你打了电话，但你没接。”
我说：“我给你们打电话，打通没打通电讯部门都有记录，我都可以拿出来。你说跟我打了电话，请你也把记录拿出来呀！信口杜撰说服不了人的！”
以上是我这次就要求会见谢阳所进行交涉的忠实记录，本人不作任何主观评价，是非曲直望智者自悟！
刘正清律师于2017年3月30日高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