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记得去年3月17日，四川省阆中县公判八位讨薪民工的事报道出来时，看到几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评论四川阆中公判讨薪农民工：
我的同学，作家、导演徐星说：岁数越大中文越差了，什么叫“恶意讨薪”？还真是不好理解，善意的“讨”大概只能是跪下，你一站起来就“恶”意了。什么势力给这样的土匪流氓撑腰，让他们能如此胆大妄为地糟蹋美好汉语？
五岳散人说：示众、公判讨薪的农民工，且不论是否罪名成立，其内涵都是震慑农民工，让他们老实点儿。如果说以前的公审公判是羞辱，这次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威胁：看见了么？这就是下场。从这点来说，当地政府已然是黑社会了。 在这件事发生两天之后，2016年3月19日，“中国游客泰国吃自助餐，用盘子疯抢铲虾遭吐槽”的视频新闻，占满屏幕。据说视频是泰国网友拍摄的，上传到那个“反动的脸书网站”之后，吸引了全球各地几十万人观看和吐槽。
有网友发帖：抢虾大战引发思考：一，为什么被骂中国猪不骂日本猪？ 二，这些贪民如果有个一官半职，会不会比台上的贪官更贪婪？ 三，我们天天喊要民主，中国人民主了就不抢虾了吗？
有朋友不同意这种责问，回复：应该追问的是：是什么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必须要惦记着不争不抢不安全？
是的，必须追问，是什么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必须要惦记着不争不抢不安全？
贰
有人说，舆论钳制，最负面的后果不是自由问题，而是塑造无数冷漠者。
我不同意这种判断，钳制舆论所导致的最负面后果既不是自由问题，也不是会制造多少冷漠，而是积累社会戾气，集聚内部压力，最后导致大失序。
如果权力高于法律，民众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问题；如果法律高于权力，民众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问题。如果法律不能为民众提供救济，不能保障国民的权利和利益服，民众就会向黑社会求助，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可资借助，个体就自己产生暴力，戾气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社会戾气之产生和积聚，原因不在于戾气承载者，可能更取决于制度环境。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病、体制病。
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就像“逼上梁山”那个故事，“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叁
2016年2月26日，北京当事人枪击法官事件发生后，最高院何帆法官撰文提议建立更严密的法官履职保护机制。
张雪忠律师指出：何的文章完全不考虑司法不公的根源，更没有提出重建司法公正与威信的建议，只提议赋予法官更多专断性权力，让法官可以更独断、更便捷地惩处当事人。我觉得何帆法官的这种建议若被实施，只会害死更多的法官。
目前这种社会机制，不是寻求化解，而是压制，不允许批评意见公开表达出来，甚至对上访者采取暴力手段，强性压制，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仇恨。大面积贪腐、暴力执法、强拆房屋、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又扩展了仇恨，无限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这也是一种“恶的递增累加效应” 。
一方面是仇恨土壤上生出恶之花；一方面还在累加。两极分化，大面积贪腐，暴力拆迁，暴力维稳，城管暴力执法，制造新的矛盾和仇恨，而不是化解。
比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长期以来在每月55元水平，前年上调后提高至70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质问：“现在55块钱够什么？”人社部是怎么回应的呢？
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表示，近几年财政上紧，希望老百姓理解。并称将逐步提高标准。
对此，网友批评：千亿援外不紧，三公消费不紧，贪腐百亿不紧，唯独农民养老就紧了？
独断权力之所在，即怨恨不满之所指。不挖除此种戾气产生的体制之根，社会变革也只能以暴易暴，循环往复。
肆
2013年7月25日，北京发生两个壮汉仅仅因停车与女子发生口角，便恶向胆边生，活活摔死两岁幼女。当时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发表题为：《别用“暴”与“恶”叠累戾气》的文章，承认戾气之源或与合法合理的表达渠道壅塞有关，也与正常的理性批评和依法维权困难重重有关……而扯皮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也使一些人的情绪易燃易爆。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不时发生暴力执法行为，一些无良官员行为失当失范，也给社会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但是文章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向公权力督责，而是马上祭出了传统的劝告，文章说：但，这绝不可以成为“为以暴易暴叫好”的理由……对每一个公民而言，制度的缺陷与官员的失范、自己的冤屈与他人的堕落，都不是将法律尊严弃若敝屣的理由和借口。以暴易暴，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而叫好者本人也有可能成为戾气暴力的无辜受害者。
上述这番话当然是正确的，正确得几乎无可指责。
我在《超越传统的伦理冲突——黄梅戏徽州往事的启示》那次讲座中曾指出：儒家伦理的一个虚伪之处在于，当这种伦理冲突在一个社会发生时，儒家伦理不是研究和设法解决产生这种伦理冲突和人间悲剧的社会根源，而是一味地用儒家伦理去调和，要求人们为了社会和谐，放弃和牺牲自己尊严和权利。于是儒家就成了统治者手中最好用的维稳工具，中国传统社会也就成了一种超稳定社会结构。 也正是这种特性，是儒家在历史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儒家独尊为国学。
只注意解决问题冲突矛盾中的人，从没有试图去解决造成矛盾冲突问题的社会根源。——这是中国这个社会一个两千年没有迈过去的坎，一个当下中国面对的再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今天必须清醒地面对的一个问题：若想走出历史的悲剧性循环，必须彻底消除体制性根源，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显正民主转型。
转自：博客日报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电子邮箱地址 *
网站
Δ
刘亚伟：戾气的递增与累加
壹
记得去年3月17日，四川省阆中县公判八位讨薪民工的事报道出来时，看到几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评论四川阆中公判讨薪农民工：
我的同学，作家、导演徐星说：岁数越大中文越差了，什么叫“恶意讨薪”？还真是不好理解，善意的“讨”大概只能是跪下，你一站起来就“恶”意了。什么势力给这样的土匪流氓撑腰，让他们能如此胆大妄为地糟蹋美好汉语？
五岳散人说：示众、公判讨薪的农民工，且不论是否罪名成立，其内涵都是震慑农民工，让他们老实点儿。如果说以前的公审公判是羞辱，这次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威胁：看见了么？这就是下场。从这点来说，当地政府已然是黑社会了。
在这件事发生两天之后，2016年3月19日，“中国游客泰国吃自助餐，用盘子疯抢铲虾遭吐槽”的视频新闻，占满屏幕。据说视频是泰国网友拍摄的，上传到那个“反动的脸书网站”之后，吸引了全球各地几十万人观看和吐槽。
有网友发帖：抢虾大战引发思考：一，为什么被骂中国猪不骂日本猪？
二，这些贪民如果有个一官半职，会不会比台上的贪官更贪婪？
三，我们天天喊要民主，中国人民主了就不抢虾了吗？
有朋友不同意这种责问，回复：应该追问的是：是什么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必须要惦记着不争不抢不安全？
是的，必须追问，是什么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仍然必须要惦记着不争不抢不安全？
贰
有人说，舆论钳制，最负面的后果不是自由问题，而是塑造无数冷漠者。
我不同意这种判断，钳制舆论所导致的最负面后果既不是自由问题，也不是会制造多少冷漠，而是积累社会戾气，集聚内部压力，最后导致大失序。
如果权力高于法律，民众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问题；如果法律高于权力，民众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规则解决问题。如果法律不能为民众提供救济，不能保障国民的权利和利益服，民众就会向黑社会求助，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可资借助，个体就自己产生暴力，戾气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社会戾气之产生和积聚，原因不在于戾气承载者，可能更取决于制度环境。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病、体制病。
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就像“逼上梁山”那个故事，“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叁
2016年2月26日，北京当事人枪击法官事件发生后，最高院何帆法官撰文提议建立更严密的法官履职保护机制。
张雪忠律师指出：何的文章完全不考虑司法不公的根源，更没有提出重建司法公正与威信的建议，只提议赋予法官更多专断性权力，让法官可以更独断、更便捷地惩处当事人。我觉得何帆法官的这种建议若被实施，只会害死更多的法官。
目前这种社会机制，不是寻求化解，而是压制，不允许批评意见公开表达出来，甚至对上访者采取暴力手段，强性压制，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仇恨。大面积贪腐、暴力执法、强拆房屋、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又扩展了仇恨，无限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这也是一种“恶的递增累加效应” 。
一方面是仇恨土壤上生出恶之花；一方面还在累加。两极分化，大面积贪腐，暴力拆迁，暴力维稳，城管暴力执法，制造新的矛盾和仇恨，而不是化解。
比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长期以来在每月55元水平，前年上调后提高至70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质问：“现在55块钱够什么？”人社部是怎么回应的呢？
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表示，近几年财政上紧，希望老百姓理解。并称将逐步提高标准。
对此，网友批评：千亿援外不紧，三公消费不紧，贪腐百亿不紧，唯独农民养老就紧了？
独断权力之所在，即怨恨不满之所指。不挖除此种戾气产生的体制之根，社会变革也只能以暴易暴，循环往复。
肆
2013年7月25日，北京发生两个壮汉仅仅因停车与女子发生口角，便恶向胆边生，活活摔死两岁幼女。当时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发表题为：《别用“暴”与“恶”叠累戾气》的文章，承认戾气之源或与合法合理的表达渠道壅塞有关，也与正常的理性批评和依法维权困难重重有关……而扯皮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也使一些人的情绪易燃易爆。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不时发生暴力执法行为，一些无良官员行为失当失范，也给社会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但是文章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向公权力督责，而是马上祭出了传统的劝告，文章说：但，这绝不可以成为“为以暴易暴叫好”的理由……对每一个公民而言，制度的缺陷与官员的失范、自己的冤屈与他人的堕落，都不是将法律尊严弃若敝屣的理由和借口。以暴易暴，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而叫好者本人也有可能成为戾气暴力的无辜受害者。
上述这番话当然是正确的，正确得几乎无可指责。
我在《超越传统的伦理冲突——黄梅戏徽州往事的启示》那次讲座中曾指出：儒家伦理的一个虚伪之处在于，当这种伦理冲突在一个社会发生时，儒家伦理不是研究和设法解决产生这种伦理冲突和人间悲剧的社会根源，而是一味地用儒家伦理去调和，要求人们为了社会和谐，放弃和牺牲自己尊严和权利。于是儒家就成了统治者手中最好用的维稳工具，中国传统社会也就成了一种超稳定社会结构。 也正是这种特性，是儒家在历史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儒家独尊为国学。
只注意解决问题冲突矛盾中的人，从没有试图去解决造成矛盾冲突问题的社会根源。——这是中国这个社会一个两千年没有迈过去的坎，一个当下中国面对的再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今天必须清醒地面对的一个问题：若想走出历史的悲剧性循环，必须彻底消除体制性根源，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显正民主转型。
转自：博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