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野靖环决定不去西城区红莲中里投票站的一刻，黑暗中，她猫着腰，歪歪扭扭地踱入了逼仄的房间。走到床沿时，她整个人突然瘫软倒下，「浑身就无力了」。
时值2016年11月15日。北京——这个庞大的政治腹地，结束了它的人大基层选举。还有半小时，指针滑过零点，中国声称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选举」也将在暗夜中收尾。
与申纪兰等劳动模范当选人大代表的平稳叙事不同，对於独立候选人来说，「选举结束」就像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至少，那18人是这样的。
这18人分别来自1998年震惊全国的「新国大」诈骗案、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乡和三间房乡等三个早年不同的维权队伍。这是一支老龄化的团队，50岁的队友朱秀玲对《超讯》说，他们当中最小的45岁，而年纪最大的，「都七十五了」。
人大代表的名单竟然是秘密
早年间，为了维权，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找人大代表的经历，奔走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代表的地方。
历经数年，18人跑遍了整个北京城，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代表，这成为他们每一个人久远而唏嘘的记忆。
团队领导者野靖环是「新国大」诈骗案的受害者。有一次，为了找代表请愿，北京开「两会」时，她抱着一遝厚厚的上访文件跑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北京饭店。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位代表，结果对方是港澳的人大代表，不好意思地站出来，对她说，「北京人，你要找北京的代表」。
野靖环就去找那个「北京的代表」。她来到了当时所属的海淀区人大代表办公室，问工作人员要代表名单。结果那人凑近身，对她说——「这是秘密」。
以独立身份参选，维护自己权益
他们厌倦了那种被动而无望的维权生活。2016年，这18个人决定，以独立身份参选人大代表，从体制内维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选举法》自1986年修订後规定，只要获得十人以上联名的推荐，参选人就可以成为初步候选人。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整个北京，有近70位独立候选人。
但野靖环却说，她参选前就预料到，这个特立独行的行动注定失败。但她有别的考虑——「我们一切按照法定程序来，」野靖环说，「如果他们（官方）限制我们，那就是他们违法。」
他们分别尝试去社区居委会拿参选表格，但工作人员一听到这群人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区一级人大代表，就慌张地拒绝了。无法以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初步候选人後，他们打听到，可以以自荐的方式，让公众投票，成为一名独立候选人。
为了让邻里了解他们，他们决定：先来一场选举宣传。
於是，每一个人都选定了一天作为自己的选举宣传日。
选举宣传日被警察骚扰监控
2016年10月31日是朱秀玲的选举宣传日。她被吓怕了。在她准备选举的那段日子，她家楼道里总坐着警察，监控得最严密的时候，她家楼下停着三辆警车，几个警察就这麽匍匐在车里，从窗外盯着她家。「夜里，警察来敲门，骚扰你，给你抓到派出所。」
白天也不意味着安宁。野靖环每天的心「就悬着，就这麽悬着。」
一个月内，她家门口被两位警察轮替看着。11月2日，她的选举宣传日，她计划好要去院子里做演讲，但她被软禁了。
她一定要出去，她砸碎了玻璃杯，从地上零零碎碎的玻璃渣上捡了一块，以自残相逼，警察才放她出去了。结果，她走到院子里，一位居委会主任在远处大喊了一声——「野阿姨」。
周围的大妈们仿佛听到了号令般，汹涌地围了上来，用喇叭放着广场舞那躁动沙哑的音乐，把野靖环尖细的声音淹没了下去。她的行动宣告失败。
现在，是夜里的11点，北京红莲中里的片警「砰砰砰」地开始敲她家门了，不开，就「哐哐哐」地砸。
门终於打开了，警察就施展疲劳攻势，片警在她家好言恶言地磨着，劝口中的「野大姐」放弃选举。野靖环拒绝了，然後就要在警察的恐吓声中渡过这漫长的一夜。
强硬而磨人的疲劳战无一例外地消耗着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在参选准备还不足半月的时候，野靖环绷得浑身僵硬，生理上也出现了反应，「恶心、眩晕、吃不下饭」，「口乾，一次连着喝好几杯水」。然後，你可以想像那个画面，一个表情尴尬的老人拖着瘦小的身板，哒哒哒地朝厕所急忙跑去，然後，全身僵硬地回来。
作为领导者，红莲中里的片警老是来找她。「叮铃铃铃铃」，这是手机响的声音，野靖环不敢看那个号码，她甚至都还不确定这是否是警察打来的，但负面的信息就是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
有段时间，她形成了条件反射——11点，是她判断警察上门的标志性时间。每天，她总是等到11点，到点警察没来抓人，就意味着今天平安过去。然後，她整个人摇晃的身影融入到漆黑的阴影中，「啪」，关灯、平躺，然後昏昏沉沉地睡去。
有几次，入睡了的野靖环也被扰乱。那是淩晨一点，三个警察还晃在队友杨淩云家门口，「什麽也不做，就这麽晃着」。
杨淩云慌了，这个65岁的老人害怕得夜里连跑了好几次厕所。她忍不住了，慌乱中拨打了野靖环的电话。睡眼惺忪的野靖环按下了接听键，轻轻缓缓地安抚电话那头常年失眠的杨淩云。
11月15日，选举结束了，野靖环过了次磅，「整整瘦了五斤」。
在後来的采访中，队友朱秀玲很快回想起野靖环的那种憔悴，她记得自己选举後见了野靖环一面：「她那个脸……」，朱秀玲没有继续说下去，转用了激昂的京腔描述了野靖环从前的样子——「圆乎乎的，长得好看，就一个漂亮」。
恐惧与感动交织的生活
在独立候选人的生活里，恐惧与动人总是共生的。那些大家一起努力过的画面，在失败过後，就成为了彼此隽永的记忆，那段岁月，他们不仅为参选人大代表而不懈努力，更多时候，他们将触角伸向了公民权利的各个方面。
2011年，整个团队只有15人，他们总是聚在一起，出谋划策，为彼此的案子想突破口。他们的案件敏感复杂，在维权过程中，他们受到有关部门的强硬打压——带走、关押、扔地下室。好斗的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法院，起诉有关部门的不合理行为。
举牌抗议成为他们主要的存在方式。这群人经常夹着示威牌，走去那些敏感的地点，在北京城兜兜转转，像早年自己「找代表」那样。
首先是反酷刑。曾经因维权而被送入调遣处劳教的野靖环，对中国的酷刑制度恨之入骨。2013年，他们十几人举着几个「反酷刑」的牌子，就这麽齐齐站在了北京监狱的门口。
在北京敏感地点举牌抗议
後来，官方对他们发起打压，把他们关进看守所。这群人几次针对有关人员实施人身伤害提起申诉，法院以「立案审查制」的名义拒绝了他们的申诉。他们18人就一起将「反酷刑」的牌子撤下，写着「还我诉讼权」的牌子很快就被顶上去了，一群人就又出现在最高法院门口。
2015年3月，五位女权主义者被官方羁押，野靖环探听到，她多年的好朋友兼心理医生武嵘嵘被关在海淀区看守所，所内人员不让患有肝病的武嵘嵘服药，也不让睡床。
针对看守所侵犯人权的问题，野靖环帮武嵘嵘起诉了有关人员。整个过程中，大家一起写申诉书。
朱秀玲记得，那时团队里有些人是农民出身，不太懂起草申诉书，但他们每一个人都硬是学着打一份底稿，再交给野靖环修改，「反反覆覆，边做边学，写了四五十份。」
四个月後，中国发生了震惊国际的「709」案，百余位维权律师在7月9日前後悉数被警方带走。
野靖环带领团队出动维权
其中一名被捕律师李和平是野靖环十五年的好友。後来，李和平妻子王峭岭被有关部门逼迁。好斗的野靖环带着整个团队再次出动，针对警方在查抄和传唤王峭岭时存在的不合理行为，大家手把手地教王峭岭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间的岁月里，这18个人仿佛搭上了诺亚方舟，不管外界压力如何，在这艘大船里，他们创造着属於彼此坚硬的自救记忆，大家共患难，也拥有了更团结的内核。
从前，大家素质参差不齐，朱秀玲总用「像手指头般长短不一」来形容这支队伍。但现在，她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好比手指头，有长有短，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拳头。」
在很多人眼中，这个团队总是给外界传递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复杂形象——团结，勤奋，却也充满仇恨。
「他们很努力。」姚立法对《超讯》记者说。
18人曾通过网络，请教姚立法选举的知识，199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把自己编写的庞杂材料寄给了野靖环。令他记忆深刻的是，野靖环坚持带着大家把大部分的材料都认真学了，搞清楚了一整套独立候选人选举的程序。
在维权律师滕彪看来，这个团队的领导者是一个「坚定的人」，「看问题也很清楚。」他对《超讯》说。
着书揭露中国劳教制度残酷面
2012年，在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月後，野靖环终於走出了劳教所，并花了两年时间写下《不虚此行》这本书，揭露中国劳教制度的残酷一面。当时，她邀请滕彪为此书作序，滕彪一下子就答应了。「毕竟她吃了太多苦了。」滕彪对《超讯》说。
在女权工作者赵思乐看来，野靖环就是一个「草根维权人士的策略家。」
两年前，赵思乐与野靖环共同受助於武嵘嵘的心理谘询室，她建立了对野靖环的初步印象。後来，赵思乐也几乎见证了这个团队的所有行动。
2015年女权案发生後，整个团队去看守所现场发起抗议。「在我们这些女权工作者看来，这是非常shocked （震惊）的，」赵思乐说。
在完全无法探测政府容忍底线时，这种「很不可预测」的行为几乎很少有人去做，但野靖环的团队却做了。
後来，赵思乐终於明白了野靖环的抗争逻辑——「她很熟悉她自己的斗争方式，这（去现场示威的抗争）也是她最有专长的，」赵思乐说。
一年之後，关於这个团队的形象，赵思乐直截了当地写下五个字——「复仇者联盟」。她将这群人比喻成一群政治迫害但决意起来反抗的群体，「就好比天安门母亲，或者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
可最近，赵思乐又突然转变了想法，她说野靖环大概不喜欢这类政治化的表述，「她甚至不希望别人说她是反建制的……她希望别人遵照自己的表述。」
采访那天，野靖环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先是充满疑惑地笑了，以极其含糊的语气说，她好像不太懂「复仇者联盟」这个与政治相关的说法。几分钟之後，她又陷入了对自团队认知的疑惑——「如果跟政治无关，那为什麽政府要打压我们呢？」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自称「做人民找得到的人大代表」的简单群体，为何频频现身於一些奇怪节点，无论是与「五女权案」还是「709案」有关的各种场合。
团队中的朱秀玲认为，大家根本没想那麽多。就她自己而言，他们的行动更多是一种同理心的立场。武嵘嵘曾经在心理谘询上帮助过她，让她走出了维权恐惧的阴霾，而对於709案中的王峭岭，「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老公被抓了，她见不到人（李和平）。就算人再有罪，是死罪，她也有这个权利见他。」
可在外界，无论亲疏，这群人的确引发了不同角度的理解。
「她其实把选举作为一种呈现自我的议题。」赵思乐记得野靖环曾经这样对她说。
在赵思乐看来，野靖环带领的团队就像在权利斗争领域里的NGO一般，在运作时，NGO需要依靠某种「议题」让自己存续下去。「一个议题结束了以後，就要找到另一个议题，去维持这个团队最核心的东西。」
独立候选人获得公众关注
而姚立法说得更加直接——「这就是一种策略」。在如今逼仄的政治环境下，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但通过这个「策略」，独立候选人就可以获得公众关注，让公众知道有一批关注公民权利的人存在。他想，或许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已经很乐观了，眼下，逼仄的政治环境让每一个独立候选人降低了胜选的期望。
三十多来，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幻无穷，相比於精英政治团体，作为草根政治力量的独立候选人也曾拥有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是1980年政治开明派胡耀邦主政中国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之间的岁月。在那个纯真年代，中国刚刚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中走出，而此前在各个方面被束缚的群众，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权利意识空前高涨。
1979年，新的《选举法》的修订将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施更体现民主的差额选举。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次法律的修订直接激起了80年代初人们对民主选举空前的热情。
第二年，上海、成都、重庆、北京和湖南的高校纷纷开竞选之风，校园里的学生为竞选还举行演讲和答辩会，组织竞选班子。一时间，涌现出了如北京大学胡平、张曼菱等活跃分子，作为观测中共领导层取态的《人民日报》，更是首次刊登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发言摘要。
1986年12月，新修订的《选举法》进一步简化了选民登记手续，规定选民或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推荐人大代表。但同年，学生普遍要求在当年选举中进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这些声音无法得到中央高层的回应。12月，全国几场零星的学潮发起，最终引发党内震荡。
党内左派势力借势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7年1月，胡耀邦被批「反自由化」不力，中共元老对胡发起了政治行动。胡耀邦时代随即宣告结束。三年後，有关中国民主自由的讨论窒息在那春夏之交的枪炮声中，人们自由讨论民主的时代结束。
四次败选後成功当选
九十年代，选举政治进入了平静期，直至经过四次败选的独立候选人姚立法於1998年成功当选，独立候选人迎来了破晓。
後来，姚立法在代表任期内的「村官被非法撤换」和「关注教师工资一亿元白条事件」轰动了整个中国，他蜚声中外，中国独立候选人这一群体再度获得体制内外的道德光环。
在後来两次选举年（2001年和2003年）中，受姚立法效应影响，海归硕士、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北京邮电大学教师的许志永等知识分子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代表。
王亮更以1308票的高票击败了正式候选人。《南方周末》《新京报》、《南风窗》等主流媒体也以正面口吻报导此事。就算是失败的独立候选人舒可心，《中国新闻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也同样生动报导了他的助选团。
在姚立法看来，那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就是对全国人大选举制度的宣传，「但这同样引起了当局的警惕。」他认为，当政府看到社会上独立候选人的事蹟频频见诸报章，会想：「这一股力量发酵之後，会怎样？」
但知名律师滕彪则认为，在世纪之交的头几年，互联网与民间草根力量的深度交互，让独立候选人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他们在网络上发表对社会议题的见解，在现实的生活中积极参与政治。他更认为，2003年出现的独立候选人，尽管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宣传，但从数量上来说，都只是少数。
独立候选人这一群体真正招致官方警惕的，是八年之後的2011年。「直至2011年下半年，有一股（独立候选人）浪潮，当局就非常警惕了。」滕彪说。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曾作出统计，2011年，整个中国内地有大约140余名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覆盖面甚广。当年五月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在竞选拉票活动中遭当局打压後，大家群情激奋，这一度激起维权律师、学者、作家、工人、学生以及上访人士的参选热情，公民以空前的姿态汇入了这股「浪潮」。後来，由於当局对独立候选人甚至整个公民社会发起了强硬打压，导致最终几乎无一人当选成功。
2011年独立参选潮黯然落幕
从结果上看，2011年独立候选人们的所有事蹟仿佛成为了这个集体的最後狂欢，落下了悲鸣的注脚。
在中国几十年的基层民主政治中，一代代的独立候选人仿佛实现着集体接力。如今，当交接棒落入野靖环的手里时，民主政治却走入了一个窄道。
律师滕彪认为，相对於胡温时代，习近平时代下的独立候选人面临更为逼仄的政治空间。这是由於习近平在上台後，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面临着多重危机。
而2012年之前的几年，民间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权利意识提高，知识界更出现了自由化的倾向。「他（习近平）认为，民间的自由观念和自由维权的行动，已经威胁到他的统治了，这是他打压公民因素的最重要的原因。」滕彪说。
如今，独立候选人被隔绝在体制之外，对於野靖环团队那18位独立候选人来说，一场悄然远去的民主选举仍让他们隐隐作痛。
转自：《超讯》201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