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权利是自己争来的——三岔村的民主之路

三岔村大事记：
1995年，杜柱合等四位村民开始上访；

2000年5月23日，在杜柱合等五位村民代表不断上访的努力下，乡纪委开始清理村帐务；

2000年5月23日，在杜柱合等五位村民代表不断上访的努力下，乡纪委开始清理村帐务；
2000年12月底，村民对清帐结果不满(清账过程中有造假现象)，继续上访，村民代表23人包车到房县某宾馆见到了正在开会的十堰市农民负担工作组，工作组第二天开始派人清帐；

2001年3月，20多个村民打着牌子求见县委副书记陈耀琳。三天后，清账继续；

2001年6月18日，在清账中发现大量前任村干部腐败的情况下，村民将罢免现任村两委成员的申请书递到县民政局和乡政府，开始了罢免之路；

2001年6月21日，在乡政府召开的干部考察工作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村民代表突然站出来，要求借此机会罢免原村干部，绝大多数群众热情地举起了手，支持罢免。村民代表宣布：罢免通过。

2001年7月5日派出所在乡干部的带领下到村里拘捕村民代表，愤怒的村民一齐拥出，将四辆警车围上，将车上干部和警察集中到学校教育。当天晚上，在村民代表杜柱合被释放以后，冲突结束；

2001年8月26日，在县有关部门的监督下，三岔村举行了村委会选举，选出了两名村委委员，新班子建立；

2001年8月底，新班子上任，这个有名的上访村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税费，腐败，农民不堪忍受

湖北省房山县窑淮乡三岔村，这个354户，1357人的鄂西北山村单是领工资的村级干部就有八个，2001年人均需交税费163元，没有工业也很少有副业收入的村民不堪重负。为了征收税费，当时乡里有令，如果村里完不成任务，就扣押村支部书记，直到完成任务才放人，有的干部没办法就以村里的名义借高利贷。

大多数村干部和乡干部一道迫使农民交税费，如果不交，就抓猪、牵羊、扒粮食。后来，就派所谓的”工作队”挨家挨户清收。

这十几人的工作队也成了村里的巨大负担，吃喝全由村里管，每顿有鸡有酒，有时他们收来的还不够吃的。

除了税费外，村干部的吃喝腐败也令村民非常气愤。有工作时吃，平常没事也吃，中午吃，早晚也吃。还想法找机会吃。腊月29开茶话会，村里主要干部、干部亲属要摆上几十桌，几菜几汤，每桌要100多元。由于吃得离谱竟然一年”吃掉了村委会”，最后不得不卖掉村委会大院，使得村委会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了，没办法只好在茶场中办公。1998年，茶场承包费一年七千元都被吃完了，年终结账，村委会不但拿不到承包费，还倒找给茶场0.25元。

有这样的大吃大喝，村里帐目自然十分的混乱。村主任已经做了八、九年了，很多帐目都说不清，大量是便条下帐、重复下帐，这就给很多人留下可乘之机，趁机捞集体的钱，帐目一塌糊涂。

正因为如此，帐目问题就成了日后矛盾斗争的焦点，清帐也就成了村民的首要要求。从1995年开始，村民就开始上访，要求查账，2000年以后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烈。

用法律政策武装自己

1995年，杜柱合等四个人被选为村民代表上访，理由是农民负担太重，无法忍受。到乡里以后，乡里不理；又到县政府、检察院，也没有结果。
1997年开始，向昌海参与进来。向昌海是退伍的伤残军人，平时就爱读法律政策方面的书，正是这个特点，日后使他成了村民的领袖。他开始组织村民学习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村民学习法律、政策的人逐渐增多，一时间，学习法律政策成了农民的热潮。

当时，村里的问题逐渐露出水面，学习了相关法律政策后，村民心里逐渐有了底，发现了干部们的问题，也知道自主的权益确定受到了侵害。群众的眼睛擦亮了。更加坚定了他们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决心。

第一次清账

村民选出了新的代表，杜柱合、向昌海、张兴全、刘清国、王根先等五个人又开始了上访之路，上访到十堰市，十堰当时市长马荣平批示迅速查帐，并向自己汇报，由房县县长张伟国负责。要求彻底清查，一个月内听汇报。

张伟国县长将任务交给窑滩乡党委书记高龙杰，高龙杰将任务交给纪委刘书记负责清帐。

纪委书记与刘清国和向昌海协商，查帐从5月23日开始，后来，乡经管站站长代小华也参与进来。村里代表有五个，但主要由乡里主持，代表参与有限，”要你参加，才能参加，不让参加，看一眼都不行。”但村民代表还是留了个心眼，偶尔也偷看几眼，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9年间隔100多万的帐竟有70万白条，有人用白条和正式发票重复列支，一个干部将一笔上交税费9000变成18000元。查账过程中还发现乡政府参与查账的人给某村里干部重新做了本帐。

8月9日，急于想知道结果的村民到县政府问查帐结果，同时也反映经乡管站的人弄虚作假的事。县里让村民到乡里去，乡里说问题不大。

9月份，清帐结束，结论是”问题不大”。

第二次清帐

一直到12月，村民又捐了一笔钱，村民代表再次到十堰市去找市长赵兵，由信访办的人接待，当时答应第三天到乡里来。

当时，姚怀乡同时上访的还有12个村的村民。

12月25日，市委工作组到房县，调查农民负担。村里马上组织了23个人，包车到房县去找工作组，工作组听取代表们发言汇报并和代表座谈后，县委副书记陈耀琳当场说：”明天到村里，如果不去，你们到县里骂我、掘我。”

第二天9点，工作组下到了三岔村。工作组以信访办主任牛长春为首，包含了县经管局三人、信访科三人、乡党委书记一人。

牛主任一到三岔村就宣布，从今天起，村上火食撤掉，干部一律到群众家吃，一顿5元。牛主任安排工作之后返回县城，开始由县经管局孔副局长负责清帐，孔要求由每个村组出一个代表（共9个组），再加上几个后勤人员，由13个人成立”民主理财小组”，王根先任组长、向昌海副组长。

第二天，开始清理，重点清理乱摊派。调查表明，2000年乡里擅自增加了2万多元税费，村上又加了2万多元，组提成又有几千元，合计达50016.27元。孔征求乡里意见退钱，乡里不同意。但孔还是现场办公，进行清退，乡退乡、村退村。乡非常不满，乡认为25个村都退，就退垮了。乡政府甚至到县里告了孔局长的状。

元月8日，工作小组要回去过春节，清帐暂告一段落。他们临走时召开群众大会，告诉大家清查的结果，并承诺过了春节还会再来的。

但春节过了很多天，却不见工作回来，传言说是乡里做了工作，工作组不再来了。

进入3月份，20多个村民不再等待，趁县人大正在开会，写了个大牌子，要求求见副书记陈耀琳。中午散会，见到陈并答应派工作组来。

三天后，经管站来了以孔副局长为首的三个人，开始清帐。

2001年6月10日，县经管站做出了”关于姚怀乡三岔村村级财务审计报告”，确认三岔村八个村干部中有六个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经济问题。

罢免

村民们愤怒了，他们决定罢免村官。从6月份开始，相继签名罢免的有270多户代表签字。6月18日村民代表将罢免申请书送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县民政局；6月21日递到乡长熊友林手里。

6月21日，乡有关干部到村里开干部考察会，参加的还有乡长、乡党委副书记、村干部，本村的党员、小组长及村民，大约500人。本来村民以为会议会讨论罢免的问题，但会议主题却是布置如向收税费、查帐的事，罢免的事没提。

眼看着散会干部们要离去，村民代表王根先紧忙跑上前，喊道：”大家别慌走，还有点事”。王根全接着讲，选举新的干部，你们老村干部不能再做工作了。乡长一愣，但还是留下来。”同意罢免的举手！”王根先宣布。

在场几乎所有的群众党员都举起手，当时参加会的超过有选举权的公民的一半。所以，王根全宣布：”罢免通过。”

随后散会，乡干部要村干部到区里去。

四天以后，乡干部来找村干部开会，又说要钱，村民罢免不算数。村民去找他们，他们已走了。

冲突

短暂的几天平静之后，2001年7月5日上午，大批警察、联防队员、各级干部突然出现在三岔村，正在下地干活的村民代表党员杜柱合被塞上警车并遭到毒打，他们还准备抓捕其他村民代表。村民闻讯之后纷纷赶来，将警车和警察团团围住，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并强烈要求释放他们的代表。

当天晚上，杜柱合被释放，有关部门答应村民提出的罢免和民主选举的要求，被围困的警察和警车也安然返回。

这就是房县有名的”七五”事件。

选举

七五事件之后，各级政府认真对待三岔村的问题。8月26日，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乡政府等有关单位来到三岔村，他们严格按照法定的选举规程，主持了一次三岔村前所未有的公正的选举。

选举结果，原村民上访的代表向昌海以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李兴永当选副主任。8月底，村两委班子正式上任。现在，三岔村的两委班子一共只有三个人：村支部书记刘清华，村主任向昌海，村副主任兼会计李兴永，比原有的班子减少了五个人。

尾声

三岔村民主选举之后新班子上任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两委班子在引进农业科技，发展农副业，在退耕还林、制止山林滥砍滥伐、调解民间纠纷、争取”民心工程”资金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当然，民主之后也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村副主任李兴永抱怨说，过去十多年的账目实在是太复杂，目前清理的还不过半，村民们对于已经下台的原村干部没得到任何处理感到不满。另外，乡政府也看三岔村这个上访村不顺眼，对一些工作不怎么支持，乡派出所公然说三岔村是刁民，应该批准的用于修路的爆炸材料不给批。

但至少，村里有了健全的制度，有民主议事会，有理财小组，村里的权力是相互制衡的，再也没有人有机会贪污腐化，村民们有什么看法就可以通过议事会，或者通过选举表达出来，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积累很深的怨气，以至于上访，甚至酿成暴力冲突。

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民主至少能够做到把一切问题摊到桌面上来谈，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民主，对于建立一个公正的、稳定的、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社会，是必要的，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