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艾曉明導演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這是她50歲學習拍攝紀錄片以來，第16部紀錄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級」的一部。「重量級」的含義很多，可能是耗時長，製作難度大，也可能是面對的恐懼與壓力大。從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曉明用了近20個月的時間，尋訪曾經在中國甘肅夾邊溝被勞教過的老人，試圖給一段殘酷的歷史，留下唯一的集體真人見證影像。1957年，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在3年時間之內，2000多人死於飢餓、虐待、甚至吃人。慘案數十年後，遇難者的後人不僅難以尋回遺骨和歷史，即便試圖在夾邊溝建碑紀念，也被砸碎。記錄夾邊溝的艾曉明，也在時隔半世紀後，再次重新面對自己的文革記憶。端傳媒將一連兩天連載長篇人物報導，介紹這位中國女性公共知識分子，從化解「文革」夢魘開始的治學、經世、記錄、行動之路。
與大多數受到「孫志剛案」的啟發開始參與民間發聲與行動的人一樣，艾曉明的初衷是相信更強大的輿論關注、更清晰的道理事實能推動官方改變不公，這也是2003年後民間的「主旋律」。
她選擇的介質是紀錄片。
在那之前，她的感受、思考和表達幾乎全都是通過文字來實現的。「我們大多數人都習慣將文字作為求知、表達的工具，但是在中國這種極權社會，宣傳術和洗腦術也是通過文字來實現的，它特別否定具象，否定人們的直觀體驗，」艾曉明說，「而影像、紀錄片，它呈現的就是這些直觀、具體的東西。」
這是她從事紀錄片工作十多年以後沉澱下來的思考，而在拿起攝像機的當初，艾曉明的想法是相對簡單的——看到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她覺得紀錄片的影響力很大，她想到或許可以用紀錄片讓更多人了解「黃靜案」，從而給事件帶來改變。另一個很實際的想法是，她以後可以用這個片子作為女權主義課程裏的教學資料。
況且，她也是愛影像的。她記得小時候每到週末就豎起耳朵收集各種風聲：今天晚上放不放電影？也記得自己「寧可信其有」地早早在操場上放了小板凳，知道了沒有又悻悻地冒雨把板凳搬回家。
在美國訪學時，她幾乎每天都要借兩三盤錄像帶來看，她覺得一定要趁這個機會把國外的電影看個遍，離開了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有時她泡了一天看片子以後又懊悔，「又什麼書都沒看。」
優質影像的浸淫讓艾曉明產生了一種創作的衝動，「這種衝動一直被我的職業身份壓抑着，我想自由，自由地創作，」艾曉明說，「在紀錄片領域工作的人太少了，在這個領域工作的女性就更少了，在這個領域工作着的女性，同時是關注社會運動的，就很少很少。我就有一種想法，想要開創中國女權主義紀錄片的歷史。」這或許是促使她拿起攝像機的因素中最為「高大上」的一個。
從一開始就將紀錄片與行動融為一體
艾曉明第一部親手拍攝的紀錄片是《天堂花園》，關於2003年的「黃靜案」，這是在湖南湘潭一個女教師宿舍內發生的一起裸死事件，湘潭警方稱其為正常死亡，而黃靜的母親則認為男子姜俊武強姦未遂導致了她的死亡。網友一開始紛紛對此事義憤填膺，但隨着姜俊武與黃靜的情侶關係浮出水面，輿論轉向質疑黃靜母親。
艾曉明則在其中看見了公檢法和社會公眾對「約會強姦」作為性別暴力問題的盲區，於是介入和推動此案的澄清。她邀請黃靜母親到中大與師生討論案件、聯合女權學者和NGO給有關部門提意見，也出謀劃策讓中大法醫中心去給黃靜屍體做獨立鑑定，並把這些拍到了紀錄片中。她的觀點在當時備受爭議，直到現在許多男性知識分子仍不以為然。
艾曉明的其中一個反對者就是她的合作伙伴胡杰，對他來說，這屬不屬於暴力需要打問號。他現在回想仍覺得艾曉明當時非常強勢而且有欠中立：「我們吵得簡直是，我差一點就走了！」
在這次合作幾近破裂的臨界點上，從來沒有獨立拍攝經驗的艾曉明站在湘潭街頭，看着民間藝人賣唱，「我就很有一種人世滄桑的感覺，我就拿起攝像機開始拍，」她回憶說，當回到住處看自己拍的東西，她突然就生起一種信心，「我覺得我拍得很好，我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做這件事，我對場景和事件有感覺。」
胡杰在糾結後覺得把一大堆素材交給一個沒有剪輯經驗的人是不負責任的，他告訴艾曉明自己會協助完成這項工作，但如何編排由艾曉明主導。
最終，《天堂花園》上中下三集，加上「黃靜案」判決和後續討論，前後歷時三年完成，共長達180分鐘，是對該事件最完整的民間紀錄。參與了案件的發聲寫作的黃海濤認為，這是少有的甚至僅有的對重大公共事件的社會性別視角民間討論和紀錄。而胡杰對這個複雜事件沒能從中立角度做更廣泛的記錄仍感可惜。
作為紀錄片「菜鳥」的艾曉明，並沒有胡杰的「紀錄片導演應該像牆上的蒼蠅一樣去觀察」的觀念，她從一開始就將紀錄片與行動融為一體。當《天堂花園》在英國放映，觀眾用「參與式」這個詞彙來描述它，香港放映時，一位學者評價道：「這是行動者的紀錄片。」
「她總是在追尋越來越細節、越來越豐富的真相」
艾曉明明確地將紀錄片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應該說是在拍攝《關愛之家》和《中原紀事》期間。這兩部關於河南愛滋病感染者的現狀與自救努力的紀錄片，緣於2005年底她接到了媒體人王克勤的一個電話，報導了此事的他希望艾曉明能拍攝感染者的故事。她聽了王克勤的介紹，又把報導找來看，覺得故事性很強，可以做紀錄片。她為此感到興奮，就邀上胡杰去了。
在這個事件裏艾曉明認識了萬延海，中國最早推動愛滋病感染者維權的民間領袖，他創立的NGO「愛知行」是中國日後許多知名反歧視工作者的孵化器和聯結點。由於受到官方的打壓，萬延海在2010年移居美國。「我跟萬延海一起參加感染者的活動，我覺得那就是一場社會運動，是一場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艾曉明自覺地加入了這場運動，在其中承擔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
關於艾曉明是怎樣工作的，胡杰舉出《中原紀事》裏的一個例子：「我們去了那個『關愛之家』（註：一個收容照料愛滋病孤兒和感染者的民間機構，其負責人是段軍），去了以後我們拍到了這些孩子的生活、拍到孩子和段軍之間的關係，也採訪了段軍，我覺得夠了。但是後來她自己又去了，她又拍了一個尼姑（註：尼姑釋妙覺是一位民間維權人士）去到那裏，跟患者之間的關係，又拍了段軍找了一個女朋友，又拍了他倆之間的關係……我本來覺得拍完的事，她自己又去、又採訪、又去，去了好多次。」
在《中原紀事》的結尾處，艾曉明放的是釋妙覺帶着感染者一起做的祈禱：世界和平、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刀兵不起……「我感動之至！」艾曉明回想起那一刻，「人們想要的東西就那麼多，這個狀態裏面有一種中國人的生命，有一種魂魄，雖然這個魂魄在現代社會是一個失魂落魄的狀態。」
「她總是在追尋越來越細節、越來越豐富的真相，真是窮盡了，」胡杰說，「她的工作方式確實決定了她對影片的結構、把握和情感。」
艾曉明對工作的較真程度是她的博士生黃海濤很熟悉的。他記得在選導師時就聽說過艾曉明「論文殺手」的名號，他說盡管她2000年回國後嚴厲程度稍減，但仍會認為研究生們一週讀不完700頁書是不可思議的。「每次我們勸她要多休息的時候，她就會說像她這樣在文革浪費了十年的人，總覺得要努力把時間補回來，」黃海濤說。
「我聽她說過一句話，」胡杰說，「她說『如果我到要死的時候，往後一躺就死掉了。』意思就是她要一直在忙碌工作着，如果要死也不會躺着床上病病歪歪的，她要一倒床上就死掉好了。」
她在曠野上奔跑呼喊，一路往槍口上撞
2010年2月，四川的冬天是陰冷陰冷的，艾曉明揹着沉重的行李，深一腳、淺一腳，獨自走在川大校園裏，去找一個採訪對象。她感到勢單力薄，她知道這系列片子沒法再往下拍了，因為這場運動結束了。
那是艾曉明在拍攝川震系列五部紀錄片的最後一部《國家的敵人》，在這部片子裏，她前四部的主角之一譚作人，遭到了國家的審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雖然法院判詞稱譚作人的罪行是對六四事件「造謠誹謗」，但當時大部分的分析都認為他是因對川震倒塌校舍的調查觸怒官方而獲罪。
艾曉明說譚作人的遭遇讓她終於明白，那些承諾是永遠不會被兑現了——真相、進步、權利、法治……
那幾年，她的鏡頭裏有了越來越多的審判：2010年，《零八憲章》推動者劉曉波，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艾曉明在判決前採訪了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判決後被軟禁至今；2011年，愛滋病感染者田喜，故意毀壞財物罪，判刑1年；2011年，「福建三網友案」維權者王荔蕻，尋釁滋事罪，判刑9個月；2014年，「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4年……
至於艾曉明本人，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擔憂她的安危。
「她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紀錄片導演，也不僅是一個學者，她是一個扛着紀錄片，帶着教授這樣的頭銜，在曠野上奔跑、呼喊的一個勇敢者，」胡杰用十分影像化的方式描繪他眼中的艾曉明，「她從一個象牙之塔走出去，從女權主義問題，又發現法治問題、人權問題、民主問題，在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槍口上撞。」
體制對艾曉明的定性或許早在2005年就做出了。艾曉明拍攝了「太石村事件」後，這部直錄當局對維權者的暴力傷害現場的紀錄片震撼了輿論。她又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寫下公開信，籲請他傾聽村民的聲音：「我當時還是相信中央政府是好的，或者說是不明真相的，要不然怎麼會給温家寶寫信呢。」
公開信發布後，來了兩位自稱新華社駐廣東的記者，艾曉明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來了解公開信的事，他們也確實問到此事，又問了太石村的許多情況，她都坦誠地談了。不久之後，艾曉明的一位媒體朋友神秘兮兮地給她看了一份內參的傳真件，就是以那兩名記者的名義發的。「如果不是廣州市委的就是新華社華南分社的內參，」艾曉明勉強回憶道，「但是我不太記得了，因為我當時太排斥那個文件了，竟然都沒有像用照相機拍一下。就好像有些人不願意看自己被劃成右派的文件一樣。」
但那份文件的內容和她當時的感受艾曉明記得清清楚楚：「裏面就好像我變成了這個事情的幕後黑手一樣，『所謂的維權人士艾曉明』，我心想你們就是這樣欺騙中央的。」
黃海濤記得，那段時間不時有「警察要進學校來抓老師了」的傳言，他覺得自己有點像待在風暴平靜中心附近，艾曉明該上課就上課，該指導就指導。這件事終究沒有發生。
成為國家的敵人，成為人權獎得主
各種壓制驟增，艾曉明隱約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黑五類」的行列。攝：王箏/Imagine China
如果說那份文件不能說明什麼，接下來幾年裏，艾曉明原本自由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多地被學校領導談話、干預，甚至異地阻攔，她才漸漸意識到，自己是被「盯上」的人了。尤其在第一批簽署《零八憲章》以後，各種壓制驟增，艾曉明隱約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黑五類」的行列。
2010年春，譚作人被宣判後不久，艾曉明欲出境香港被海關攔截。她問警察到底為什麼不讓她出境，警察叫她回去看《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條。
她回去看了，第八條規定着不得出境的情形：「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她也成了國家的敵人。
遭限制出境後，艾曉明給系主任寫信聲明不再參加共產黨的任何活動，不久後她被通知已被作「自行脱黨」處理，據說是在黨支部會議上舉手通過的。
成為「異己」註定是要付出代價的。學校不再允許她開設課程，她在首都師範大學的講座被闖入者直接關電腦拔線，在復旦大學、汕頭大學的講座被要求取消……作為一個教授，她被趕下了講壇；一些獨立影展出於謹慎不再放映她的片子，堅持邀請她的影展被警方施壓險遭流產，她在民間的放映活動被警方現場關停……作為紀錄片工作者，她被剝奪了觀眾。
但就在這段幽暗的時間裏，艾曉明收到了一個意外的好消息：她被授予了西蒙·波伏娃獎——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為性別平等及人權的捍衞者所設立的獎項。艾曉明在她的獲獎感言裏寫道：「我是多麼喜歡這個大獎啊，在寒流滾滾的冰封季節，一朵五月之花從天而降，它帶給我久違的尊敬、友好的祝福、遙遠的注視和西蒙．波伏娃的理想之光。」
「哭有什麼用？豁出去就是惟一的出路。」
2013年，艾曉明的最後一名博士生答辯通過，她正式告別教職，離開了廣州熱鬧的女權和民主運動圈子，回到武漢家中，除了拍片很少出門。
「以前是團隊的感覺，現在是一個人的感覺， 」但這不代表她會不問世事、獨善其身。
那年夏天，女權人士葉海燕不忿於當年海南萬寧的「校長帶小學生開房事件」，在該校門口舉牌「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引發網友一人一照片效仿。但隨即葉海燕在廣西博白開設的性工作者權利機構遭不明人員搗毀，她的家被闖入，舉刀作勢自衞的葉海燕被警方拘留。
聽聞這件事，艾曉明感到激憤，她想要用一種強烈的方式表達她的抗議和對葉海燕的支持。她最終決定「用葉海燕的方式聲援葉海燕」：裸露乳房，手持大鐵剪刀，在胸前寫着「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拍照，上傳網絡。
艾曉明在胸前寫着「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照片。
為她拍下這張照片的是知名的人權捍衞者曾金燕，從事女性主義研究的曾金燕當時正在撰寫有關艾曉明的社會行動的博士論文，在艾曉明家中與她一起生活工作是田野調查的一部分。曾金燕後來專門在一篇論文中探討了艾曉明的這次行動：「身為一名退休教授，她平時把大量時間都花在照顧年老父親上，根本不具備足以對當局構成威脅的強大社會、組織資源或財力。儘管如此，艾曉明還是不時受到來自當局的軟禁及其它行動、言論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她的身體就首當其衝地成為她的社交介質。在網絡空間，她創立了一個顛覆自我的新形像。」
這張刺激的照片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相比於推特上一面倒的讚許，牆內平台上則眾說紛紜，有人說她想炒作，有人說她下垂的乳房難看，有人說一個女教授應該端莊而不是裸露。
艾曉明在幾天後做出了自己的正式回應：「在這一刻，我的身體，什麼暴露不得的乳房啊，隱私啊，在如此巨大的惡勢力以及如此普遍的悲劇面前，根本無足輕重。」她說，「當人們說，看到這張照片，我流淚了；我希望他們的眼淚是為那些被侮辱和損害的孩子們流的，是為那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家長們流的；唯獨不是為我流的。哭有什麼用？像葉海燕一樣豁出去！這就是惟一的出路。」
被釋放後的葉海燕看到照片感動不已：「我一直對艾老師就是自己人的感覺。」艾曉明自己說起這件事卻輕描淡寫：「看的人可能覺得是件很大的事似的，對於做的人就是幾分鐘的事。」
2014年「3.7女權五姐妹案」期間，已經較少公開發聲的艾曉明，不僅撰文聲援，對各種採訪也來者不拒。當有居於國外的資深女權學者號召「老女權」們一起去「投案自首」，艾曉明是第一個響應者，「集體投案」的計劃雖然後因鮮有其他學者加入而作罷，但艾曉明還是打算若「五姐妹」被正式逮捕，她就自己到北京「投案」。所幸「女權五姐妹」刑拘期滿未被批准逮捕。
「出來之後看到艾老師的聲援文章，每看一次我都會有眼淚濕濕的感覺，」「五姐妹」之一的鄭楚然說，「我是一個行動者，艾老師也是一個行動者，她的說的話和她做的事經常給我們提醒和榜樣。」
「艾老師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她比絕大多數體制內自由派學者都走得更遠更徹底，」異議知識分子野渡說。但艾曉明自己認為：別人看來可能是斷裂性多於連續性，我覺得自己是連續性多於斷裂性。學生黃海濤也說艾曉明給他的印象是「一以貫之」。
早年的「黑五類」經歷讓艾曉明對歧視和壓迫無法視而不見，昆德拉的文字最早幫她固定了對極權的反感，女權主義為她提供了思考弱勢議題的理論框架，並促發她的行動基因，紀錄片則最終給了她承載這一切的容器，加上時代偶爾推波助瀾……一步一步，順理成章，她走到了這麼遠。
夾邊溝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有關運動和抗爭的故事
「在我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 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來向我認錯 ……」
艾曉明第二次嘗試進入夾邊溝，在林場大門口時發現設了崗，這一幕也成了紀錄片的序幕。《夾邊溝祭事》視頻截圖
2014年清明節的後一天，在經歷了重重阻截之後，艾曉明終於第一次到達了夾邊溝林場門口， 還是被兩排穿着迷彩服臨時站崗的人給攔住了。她對着這些面無表情、正視前方的年輕人，以及直直地向前延伸她確無法踏足的乾燥土路，在這場無法完成的祭奠中，朗誦了俞心樵的這首《墓誌銘》。
剪片子的時候，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把自己唸詩這段剪進去。「一部紀錄片能做的很少，」她說，隨着身邊的運動者一個個被打壓，也隨着她自身的邊緣化，越到後來，她就越傾向於把自己放在鏡頭之外，留給觀眾更多認知和思考的空間。
但她強調夾邊溝的故事並不是「合上了的歷史」，與她過去的紀錄片一脈相承，它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有關運動和抗爭的故事，右派老人們在種種壓力和破壞之下要拾骨、建碑、講述，「是對記憶的守護、是記憶和反記憶的鬥爭」。
《夾邊溝祭事》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它與右派老人們合作發出拷問：我們要怎麼理解那個時代，我們要怎麼面對那個時代？「實際上是關於中國的極權災難、極權制度之下的群體滅絕的一個縮影。我們今天怎麼看、要不要知道這個事情？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否則，就沒有是非，所有其他是談不上的，」艾曉明說，「那麼那個時代完全有可能重來，而且已經在重來，或者說，那個時代從來都沒有結束。」
艾曉明知道這個議題的份量，她經常想到被抄家，連做夢都是抄家、艱難收集的素材都被抄走了，「我要把它做完，做完了放到安全的地方，」她說自己現在最大的顧慮就是老人家，其他的沒什麼，「我們就活這幾十年，要是老想着他們在後面盯着，就白活了。」
「困獸猶鬥」，艾曉明反覆用這個詞形容現在的自己：「就是被圍困的野獸依然還在戰鬥狀態。我覺得自己也被年齡體力圍困，也被政治壓力圍困，也被家庭的義務圍困。」
「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人，是人們的生活和故事。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未知的世界。我非常感恩人們對我敞開了他們的痛苦和追憶，使得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有一種交匯，也讓我們理想的事物在某種人生狀態中相融，」艾曉明說着她「猶鬥」的動力：
「就像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說的，我們無法講和地獄鬥爭，我們已經在地獄裏了，現在唯一能做的是分清楚哪些東西屬於地獄，哪些東西不屬於，儘量讓那些不屬於的東西存活下來。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這個狀態，我們儘量分辨。比如在這個紀錄片裏，就有一些東西不屬於地獄：堅持這種記憶、堅持這些犧牲是無辜的、這些苦難是不應該的。這種微弱的堅持，就是不屬於地獄的東西，那如果一個新的社會要長成，必須是讓這種微弱的堅持倖存下來。」
转自：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