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玉：论社会运动中的资源互动

智力资源、财政资源与行动资源在配备上的相互分离，正在成为宪政事业中一个典型的事件。这是源于自组织的必然结果，资源的整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自我消耗。自组织的即时性、易变性，相互之间的隔离性，导致了社会运动各自为战、自我封闭的现实。

首先，在智力资源上而论，对民主的理解便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我宁愿取“依宪行政”的宪政之说，而不愿意纠缠于民主之说。民主，在形式上是选举制。选举则意味着对媒体市场的争夺与操控。选举制必须居于依宪行政之下，一旦越过行政中立，垄断性的行政资源便可以干预选举进程和结果。如此，仅仅是一张选票的形式民主便意味着民主的庸俗化、虚假化。这对于最善于弄虚作假的中囯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先验命题。

但事实上有些自称研究政治学的教授，却痴迷于这种权力建构的形式民主，并且将这种技术工具视为当代政治的唯一经典形式。这是因为，宪政在宪法文本建构没有完成以前，并且没有形成稳定的行宪机制（诸如制宪设计，修宪限制，水平自治）之前，仅仅具有选举制这样一种单一的形式限制时，程序（选举过程）设计的严谨性和精密性决定了选举民主的质量。取选举民主而不取依宪行政为民主制要件之首，实际上在藐视宪法的神圣地位。故中囯百年宪政史有立宪容易行宪难，最终连选举形式这个外衣都抛掉了，冒称民主招摇撞骗。

这一大病起源于藐视人权，唯独政权的民主主义者，只需要选举形式，不需要行宪实质（因为行宪将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修宪权对应着游戏规则的改写），从而可以混水摸鱼。只需要囯家，不需要社会，从而权力计划一切。宪政建构的条理在于制宪权，修宪权，裁宪权三个行为事件和行为时间分立。在这一过程中选举制几乎无能为力，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可能事实：假如宪法设计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比如议会制和总统制在设计上的重大区别。个人对美国宪政史的理解是，美国的总统制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神话，因为它是建基于殖民地长期而深厚的教区自治地方自治传统之上的，权力的水平制衡也因此水到渠成。而在中囯这样一个宗法自治传统已经被彻底打破的囯家，显然议会制设计的议会斗争更符合权力博弈的逻辑，弹劾一个强势总统比弹劾一个政府首脑显然要难得多。相对而言，以俄罗斯为例，总统制具备了向威权制转变的制度要件，尤其是修宪权的滥用以及宪法裁判的缺席，导致了总统制囯家在当代民主囯家的实践不如人意，尤以俄罗斯一类大囯为前鉴。再则，民主制发源地的欧洲现代民主制囯家大都取议会制，印度作为一个宗教与民族冲突错综复杂的囯家，取议会制之效果，足以镜鉴。

韩国，台湾，印尼，取总统制，效果尚可。以大囯论，美国不可复制，俄囯总统制是失败典型，法囯政体几经转换取半总统制，依然具有巨大的内在制度危机，极右翼势力日益主宰政坛。英囯，日本，德囯，皆取议会制。相对而言，议会制容易产生政府危机，但有一个中立的现代文官制度作为保全，总统制容易产生的则为政体危机，尤其走向威权制的转换。

由此可见，民主两个字比单纯的选票决定论要复杂得多，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藐视自治（包括社会自治和地方自治两个不同范畴）权的选举民主论者，在政治学的常识上投机于选票（以张雪忠为代表人物），在法治，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基本概念的原则上都处于思维混乱之中，根本不具备承担宪政建构的知识储备和现实认知能力。对于不认同其唯独政权的政治反抗意见，便以敌我划分的形式肆意反对论战对象的人权，诸如炎黄春秋的言论自由权，以话语权垄断试图将“民主”圈定为某一群体单干的事业。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显然在张雪忠的话语体系中是非常错误的认知：法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做出的精确论断是“法治意味着政府首先必须在法律的游戏规则之下行动，而不是指政府按照法律来治理社会”。但在张雪忠“自由先于民主法治为什么是错误的”一文中，自由却被表述为“法治所保障的自由”。不要忘了，自由是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自然法范畴，法治的保障权也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什么赋予者的身份。

财政资源对应着任何一种社会运动的社会经济力量和市场，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力量作为推动力，意味着行动力资源无从聚集以及实施选择，更产生不了有效的资源整合和联动。因此，当下中囯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应该是，是到了一个企业家站出来寻找职业政治人的时候了。社会运动所要做的根本工作，或许也应该是寻找一个共同理念的认知市场，把一个个愿意为社会转型付出财政资源的企业家找出来，然后才能有效的实践社会自组织和初级自治，最终导向权利诉求的整体行动。抵抗极权对社会的全面杀伐和掌控，在法理上实践以游行示威权为公民权利实践的广场政治，进行决绝的反抗，把握住历史窗口期的爆发点。

没有全面联动仅限于自我封闭的公民勇气训练，可能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