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能算是个孤陋寡闻的人，然而，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11头猪和1.8焦耳/平米厘米的故事，我的确是在天津大妈打气球枪案传为奇谈后才第一次听说。这片大地从来就是现代版的《镜花缘》，充斥着各种亘古未有的奇闻异事，自己生养的孩子要交社会抚养费，农民收购玉米要被非法经营，律师正常代理案件也会被闪电。置身在这荒诞远超戏剧的司法场域，作为这国法律界的一员，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
承蒙何兵老师推荐，提携我一起办理鞍山枪案。同样起因于玩具枪，同样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于萌和天津大妈赵春华一样，都觉得自己是飞来横祸，冤得不能再冤。而据统计，这样因玩具枪仿真枪涉罪的普通人，在全国数以万计。玩具枪仿真枪案，已不只是事关几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万人的无辜入狱和他们身后几万人的家庭幸福。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但凡有个事，再小众也会涉及超过一个小国总人口的庞大群体的命运，公安部的枪支认定标准的变化也不例外。
昨晚到达鞍山，于萌的父母接待了我。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一辈子都在国企工作，为人单纯，待人接物真诚质朴。于萌虽然已三十七八岁，但老两口还是一口一个这孩子这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在父母眼里，儿女永远是孩子。老两口说，于萌这孩子就是喜欢收藏，除了玩具枪，家里还收藏了几柜子的汽车、飞机、舰艇模型，平时锁在阁楼里自己玩，连老婆孩子都不让碰。这些玩具枪，都是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哪能想到，十年前买的玩具枪，过了十年就“变”成真枪了呢？！两位老人不停地唏嘘，这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平常就这点小爱好，谁能想到，家里藏几把从来都不用的玩具枪，能构成犯罪？
我听两位老人讲述着他们的儿子，话语里充溢着爱与温情。一个退伍军人，一个预备役军官，一个多次偷偷献血的爱心青年，一个每年高考都开车免费接送考生的志愿者，一个兴趣广泛既是军迷又是球迷的老实人，一个肾病患者，一个有温馨家庭父母妻女的普通人，这就是于萌。是啊，一个当过兵的预备役军官，竟然分不清真枪假枪？是他太傻，还是法律错了？更进一步，那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持有的是枪支，是标准有问题，还是人们的常识出了问题？
于萌曾多次无偿献血
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我于今天上午在鞍山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我的当事人于萌。他比照片上要瘦很多，简直可以说是两个人。据他说，压力很大，上火，不能回家过年，有些悲观。我说了好些安慰的话，又详细地问了案情。他一共收藏了九把玩具枪，都是十年之前买的。七把是在百度上看到在网店购的，两把是在鞍山本地的景子街（四隆商场）一家户外用品店买的。经过鉴定，其中有五把的枪口比动能大于1.8焦耳/平米厘米，被认定为枪支。而于萌说，这五把中有几把早就坏了，根本无法击发，并且其中有三把是齿轮驱动的电池枪，并非鉴定文书中描述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气枪。
几把十年前合法购买的玩具枪，一直收藏家中，仅仅因为公安部《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对枪支认定标准的变化，在瞬间就从玩具变成了枪支。以此推论，岂非因这标准的降低，许多原来拥有玩具枪仿真枪的人，在一纸之间就变成了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持有行为的延续性，这样的推论背后所反映出的标准改变的随意性和这之后与之相对应的司法实践的机械性，实在令人对相关人员的颟顸无知惊诧莫名。
《规定》的修改，于我而言，体现的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冷漠，而下午铁东区法院的遭遇，则彻底地让我又体验了一回冷漠的现实。法院大门倒不小，然而据说只对公门中人开放，其他到法院办事的人，都只能从一个小小的偏门进出，无论你是当事人还是律师。那偏门进去是安检大厅，说是大厅，却实在小的可怜，至多不超过十平米，而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却又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盘。剩下逼仄的空间里，只能容几个人站立，连转个身都要擦到别人。椅子上，坐着几个法警。
铁东区法院，不但门难进，法官更是难见。何兵老师上次来，就一直未见主审高法官的真身，我上午给法官办公室打了十几次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更可气的是，我明明就在安检口，而法官就在安检门正对着的法庭里，却愣是见不着面。
休庭期间，法庭里有人开门出来，我跟他说找高庭长，他说高庭长一个下午都要开庭，好几个庭，没时间接待。我说：这会不是正休庭吗？我就是交下辩护手续，阅下卷，再跟法官说两句。他说：你把手续给我吧，高庭长今天接待不了。我说：我跟法官只需要交流几分钟，不会影响他开庭，年前大老远的来一趟。这个人竟然不耐烦了，也不代收手续了，蹬蹬蹬上楼去了。
我问安检口的法警：这人什么人啊？书记员吗？法警答：陪审员。我疑惑地问：人民陪审员？陪审员怎么在法院里上班？法警很不屑：你说的那是美国吧？我说：中国的陪审员也是审案子才来啊，也不该在法院上班啊。法警继续不屑：你说的那是南方吧？这下到我吃惊了：难道中国还分南北两个国家？法警：我们这就是这样。
（我认为这种天天在法院坐班的陪审员是违法的，将陪审变成了专职，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本意完全相悖。）
过一会，书记员出来了，叫庭审人员的名字。我再次提出要见高庭长，她说高庭长在开庭。对面的法庭传来高法官洪亮的声音，看来我还是要比何兵老师幸运些，虽然未见其人，却毕竟已闻其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他再次休庭。
终于又等出来另一个书记员，她依然告诉我法官今天没时间接待。我只好交了手续，悻悻的离开。看来想一睹高法官的真容，得等到鸡年了。
告别鞍山，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复杂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复杂。正像我跟于萌家人说的那样，这个案子的审判，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法理和繁缛的法条，只需要学过一个成语就行。“真枪实弹”，这个词小学生都知道，实弹配真枪，都发射不了实弹，那是真枪吗？
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能突破常识常情和常理，更不能与正常人的生活经验背道而驰。数以万计的玩具枪仿真枪持有人，都根本不认为自己持有的是枪支，这样的持有行为，也基本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我们看看公园里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玩具枪摊位，看看城市里为青年人所热捧的真人CS游戏，就知道人类的身心，要远比那11头猪的眼睛，更能承受生活的丰富和多彩。司法如果忽视普通人公认的社会生活常识，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随意纳入刑事处罚的范畴，将严重增加人们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这样的司法，必毫无理性和良知可言，而只能激起人们更多的愤怒和不满。
回京的飞机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二十多位乘客，除夕将至，人们都忙着回乡过年，这样的逆流之旅，自然人丁寥落。我想起赵大妈的案子明天就要在天津开庭了，腊月二十九，猴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此刻，徐昕老师和斯伟江律师，想必也正从家乡赶往天津的路途中，他们，也是这逆流之旅的一员，在年根底下，为了赵大妈的案子，还要辛劳的奔波。
飞机提前到达首都机场，机长说，今天顺风，快要过年了，也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我也期待明天赵春华大妈的案子能有个理想的结果，希望赵大妈能回家过年，这不但能让她一家团圆，也是给全国玩具枪仿真枪涉案人最大的宽慰。
大诗人苏东坡在任杭州郡守时，曾于除夕夜都厅当值，作题壁诗一首，前四句云：“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我多么希望，今日的司法者，也能有此哀囚之心，那么，除夕之前的审判，也就不枉无数人的殷殷期盼，而能成就一番美意了。
祝福所有人！
燕薪2017年1月25日晚
记于沈阳桃仙机场及返京机上
转自： 来硕刑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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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薪律师：哀囚——鞍山枪案办案记
我实在不能算是个孤陋寡闻的人，然而，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11头猪和1.8焦耳/平米厘米的故事，我的确是在天津大妈打气球枪案传为奇谈后才第一次听说。这片大地从来就是现代版的《镜花缘》，充斥着各种亘古未有的奇闻异事，自己生养的孩子要交社会抚养费，农民收购玉米要被非法经营，律师正常代理案件也会被闪电。置身在这荒诞远超戏剧的司法场域，作为这国法律界的一员，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
承蒙何兵老师推荐，提携我一起办理鞍山枪案。同样起因于玩具枪，同样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于萌和天津大妈赵春华一样，都觉得自己是飞来横祸，冤得不能再冤。而据统计，这样因玩具枪仿真枪涉罪的普通人，在全国数以万计。玩具枪仿真枪案，已不只是事关几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万人的无辜入狱和他们身后几万人的家庭幸福。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但凡有个事，再小众也会涉及超过一个小国总人口的庞大群体的命运，公安部的枪支认定标准的变化也不例外。
昨晚到达鞍山，于萌的父母接待了我。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一辈子都在国企工作，为人单纯，待人接物真诚质朴。于萌虽然已三十七八岁，但老两口还是一口一个这孩子这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在父母眼里，儿女永远是孩子。老两口说，于萌这孩子就是喜欢收藏，除了玩具枪，家里还收藏了几柜子的汽车、飞机、舰艇模型，平时锁在阁楼里自己玩，连老婆孩子都不让碰。这些玩具枪，都是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哪能想到，十年前买的玩具枪，过了十年就“变”成真枪了呢？！两位老人不停地唏嘘，这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平常就这点小爱好，谁能想到，家里藏几把从来都不用的玩具枪，能构成犯罪？
我听两位老人讲述着他们的儿子，话语里充溢着爱与温情。一个退伍军人，一个预备役军官，一个多次偷偷献血的爱心青年，一个每年高考都开车免费接送考生的志愿者，一个兴趣广泛既是军迷又是球迷的老实人，一个肾病患者，一个有温馨家庭父母妻女的普通人，这就是于萌。是啊，一个当过兵的预备役军官，竟然分不清真枪假枪？是他太傻，还是法律错了？更进一步，那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持有的是枪支，是标准有问题，还是人们的常识出了问题？
于萌曾多次无偿献血
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我于今天上午在鞍山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我的当事人于萌。他比照片上要瘦很多，简直可以说是两个人。据他说，压力很大，上火，不能回家过年，有些悲观。我说了好些安慰的话，又详细地问了案情。他一共收藏了九把玩具枪，都是十年之前买的。七把是在百度上看到在网店购的，两把是在鞍山本地的景子街（四隆商场）一家户外用品店买的。经过鉴定，其中有五把的枪口比动能大于1.8焦耳/平米厘米，被认定为枪支。而于萌说，这五把中有几把早就坏了，根本无法击发，并且其中有三把是齿轮驱动的电池枪，并非鉴定文书中描述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气枪。
几把十年前合法购买的玩具枪，一直收藏家中，仅仅因为公安部《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对枪支认定标准的变化，在瞬间就从玩具变成了枪支。以此推论，岂非因这标准的降低，许多原来拥有玩具枪仿真枪的人，在一纸之间就变成了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持有行为的延续性，这样的推论背后所反映出的标准改变的随意性和这之后与之相对应的司法实践的机械性，实在令人对相关人员的颟顸无知惊诧莫名。
《规定》的修改，于我而言，体现的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冷漠，而下午铁东区法院的遭遇，则彻底地让我又体验了一回冷漠的现实。法院大门倒不小，然而据说只对公门中人开放，其他到法院办事的人，都只能从一个小小的偏门进出，无论你是当事人还是律师。那偏门进去是安检大厅，说是大厅，却实在小的可怜，至多不超过十平米，而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却又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盘。剩下逼仄的空间里，只能容几个人站立，连转个身都要擦到别人。椅子上，坐着几个法警。
铁东区法院，不但门难进，法官更是难见。何兵老师上次来，就一直未见主审高法官的真身，我上午给法官办公室打了十几次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更可气的是，我明明就在安检口，而法官就在安检门正对着的法庭里，却愣是见不着面。
休庭期间，法庭里有人开门出来，我跟他说找高庭长，他说高庭长一个下午都要开庭，好几个庭，没时间接待。我说：这会不是正休庭吗？我就是交下辩护手续，阅下卷，再跟法官说两句。他说：你把手续给我吧，高庭长今天接待不了。我说：我跟法官只需要交流几分钟，不会影响他开庭，年前大老远的来一趟。这个人竟然不耐烦了，也不代收手续了，蹬蹬蹬上楼去了。
我问安检口的法警：这人什么人啊？书记员吗？法警答：陪审员。我疑惑地问：人民陪审员？陪审员怎么在法院里上班？法警很不屑：你说的那是美国吧？我说：中国的陪审员也是审案子才来啊，也不该在法院上班啊。法警继续不屑：你说的那是南方吧？这下到我吃惊了：难道中国还分南北两个国家？法警：我们这就是这样。
（我认为这种天天在法院坐班的陪审员是违法的，将陪审变成了专职，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本意完全相悖。）
过一会，书记员出来了，叫庭审人员的名字。我再次提出要见高庭长，她说高庭长在开庭。对面的法庭传来高法官洪亮的声音，看来我还是要比何兵老师幸运些，虽然未见其人，却毕竟已闻其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他再次休庭。
终于又等出来另一个书记员，她依然告诉我法官今天没时间接待。我只好交了手续，悻悻的离开。看来想一睹高法官的真容，得等到鸡年了。
告别鞍山，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复杂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复杂。正像我跟于萌家人说的那样，这个案子的审判，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法理和繁缛的法条，只需要学过一个成语就行。“真枪实弹”，这个词小学生都知道，实弹配真枪，都发射不了实弹，那是真枪吗？
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能突破常识常情和常理，更不能与正常人的生活经验背道而驰。数以万计的玩具枪仿真枪持有人，都根本不认为自己持有的是枪支，这样的持有行为，也基本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我们看看公园里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玩具枪摊位，看看城市里为青年人所热捧的真人CS游戏，就知道人类的身心，要远比那11头猪的眼睛，更能承受生活的丰富和多彩。司法如果忽视普通人公认的社会生活常识，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随意纳入刑事处罚的范畴，将严重增加人们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这样的司法，必毫无理性和良知可言，而只能激起人们更多的愤怒和不满。
回京的飞机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二十多位乘客，除夕将至，人们都忙着回乡过年，这样的逆流之旅，自然人丁寥落。我想起赵大妈的案子明天就要在天津开庭了，腊月二十九，猴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此刻，徐昕老师和斯伟江律师，想必也正从家乡赶往天津的路途中，他们，也是这逆流之旅的一员，在年根底下，为了赵大妈的案子，还要辛劳的奔波。
飞机提前到达首都机场，机长说，今天顺风，快要过年了，也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我也期待明天赵春华大妈的案子能有个理想的结果，希望赵大妈能回家过年，这不但能让她一家团圆，也是给全国玩具枪仿真枪涉案人最大的宽慰。
大诗人苏东坡在任杭州郡守时，曾于除夕夜都厅当值，作题壁诗一首，前四句云：“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我多么希望，今日的司法者，也能有此哀囚之心，那么，除夕之前的审判，也就不枉无数人的殷殷期盼，而能成就一番美意了。
祝福所有人！
燕薪2017年1月25日晚
记于沈阳桃仙机场及返京机上
转自： 来硕刑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