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从青龙桥步行至中国银行办事，其间路过原历下法院旧址，忽然想起江天勇律师，我们曾于此并肩出庭，而今他失去自由，再想起709以来诸位同仁师友遭遇，恐惧忧愤担忧感伤齐集。
江天勇是我结识的第一个人权律师。
印象中应该是08年他来济南，代理一个乙肝歧视的案件，被告是一家著名媒体，见面后他鼓励我也参与进来，彼时我还没正式执业，就以公民身份代理。法庭上他表现出很强的自信，对相关法律也很熟悉，还耳语让我大胆发言。这是一种提携新人的态度。该案一审胜诉，赔偿加公开赔礼道歉，且赔偿数额不菲，考虑当时这类案件普遍以调解与和解撤诉结案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此案法官也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无论对庭审驾驭还是判决说理，都体现了良好的专业素养。
因为该案他来济南两次，一次立案，一次开庭。
第三次他来济南是被京师短暂放逐，是和爱知行的万延海结伴来的，那时“被旅游”这个词正悄然在民间流行。我先带他们在大明湖外免费转了一圈，其时因为济南办全运会，大明湖刚刚扩建完毕修葺一新，外围是开放性的。中午在北园路上一家普通小餐馆，我请他们吃的饺子，当然也都小酌了几杯。
后来也见了几次，多是在京师，偶尔也在济南。我一度停留在公益律师的层面驻足，看着他和他们作为人权律师披荆斩棘，后来他和其他朋友陆续被注销和吊销执业证。
再后来，我也按捺不住加入人权律师行列，也因缘际会代理了几个有影响的人权案件，然后我亦被注销。
一个被注销或者吊销的律师，如果对捍卫人权痴心不改，会平添不小的风险，所以建三江案发生了，他们一行四人被打断了24根肋骨。他们四人中，老江不是最年轻的，但或许因为他看上去更壮硕些，或者因为茉莉花后他反戈一击揭露被酷刑的经历，老江是行拘转刑拘取保，而取保是一根随时可收紧的绞索。
老江他们多次挨打，身心均遭受重创，但似乎也难见他们真正屈服。
老江好辩论，但性格有点燥，有时一言不合就发火，一直觉得他心中有股无法遏制的激愤，圣经的濡养似乎并未让他变得温和，而是更趋激烈，或许《旧约》对他影响更大，当然也可能系高度压力使然。高压之下，人容易烦躁，容易求全责备，因之也就容易产生嫌隙。
非常时期，人更需内省，包括我自己。
好在老江并不是记仇的人，至少对我。云南火车站持刀砍人案发后，在人权团微信群我曾和他有过激烈争论，最后至不欢而散的程度，但事后并未让我们心生芥蒂。他或者他最信任的朋友偶尔来济南，也多安排我接待。
老江就像田野里一株蒺藜，生存能力很强，屡遭压制踩踏似乎并没伤及他的元气。没有了律师证，他不仅能代理案件，似乎还能会见当事人。他曾担心我被注销律师证后会消沉，然后淡出消失在这个圈子，多次以自己的经历鼓励我走出来以公民身份代理。他对我的看重和帮助，我亦须臾未曾忘记。
709案发生之后，他的作为有目共睹，料也是此次被抓的直接原因。其实回头想一下，老江所做的也就是在朋友受难时，没有置身事外，从律师角度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建议。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我们中国的法律传统上是讲人情的，所以认同亲亲相隐，所以认同“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族群的悲剧。
听说这次他被抓，起因是使用别人的身份证买火车票。一个人权捍卫者在自己的国家处于半流亡状态，用别人的身份证买票、住宿，经常更换住处和手机卡，像搞地下工作一样见自己的朋友、、、这一切听起来颇不真实。但709之后他就是这种状态。
这自然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朋友，和他一样的境遇，甚至一度比他更糟，不敢坐火车，而流亡注定不得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只能一段段倒长途汽车，身体还不好，需要每天服药。后来还被莫名撞了一次，造成严重骨折。以一个受害者身份才勉强终结流亡状态。只有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他们才暂时是安全的。
拜全能的实名制所赐，变姓名诡踪迹的老江一直处于持续的违“法”状态中。
使用别人的身份证，以他者名义小心穿行在这个国家，这是一种默契，一种半流亡状态的默契，你在流亡中的行为和声音要时刻检点，不能进入公共视野，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老大哥假装没有看见你——-直到他不能再容忍你，直到他认为抓你的时机已经成熟。
老江这么多年来，在维权领域扶危济困，我认为当起一个“侠”字， 现代社会，人们不再认为侠是一种多么正面的存在，都在谈论公民和公民意识。但其实他们没有对侠行和侠气做一种区分，侠行因为可能的私力救济倾向容易犯禁，且这种犯禁甚至免不了是对自然法的，固然不值得提倡，但侠气不然，侠气是一种古道热肠的性格，更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一种责任意识。而且侠的概念也应该进化，我以为当代堪能称之为侠者，首先要认同普世的价值观念，其次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坐而论道的清谈者，最后他必须是一个眼光能超越自身生存之一隅的人权捍卫者。
某种意义上，有行动力的公民、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都可以称之为侠。
老江11月22日在长沙被抓，第二天亲友就去长沙铁路公安寻人报案，却未获任何讯息，其远在农村的年迈父亲不得已又去北京协同律师去报案，仍然一无所获。在密集的监控摄像镜头下，一个大男人似乎人间蒸发了，这种细思极恐的状态让案件迅速发酵，成为一国际关注的事件。迟至12月14日，长沙铁路警方才承认行政拘留过老江，9天行拘期满后已经释放，问其下落也不知所踪。一直等到12月23日家属才获得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指定监视居住通知书。此时距离老江被抓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距离行拘释放的12月1日也过去了20多天。看通知书载明是12月1日上午9时对江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可以肯定的是在行拘期间办理的变更手续，铁路警方竟佯装不知。长沙公安局面对亲友和律师登门的报案和问询，面对国际的关注，却坚持用原始的挂号信方式通知，且该挂号信的邮寄日期也令人生疑，嗣后家属按照编号查询竟然没有该信的相关投寄在途信息。
按照官方的说法，老江也已被指监57天，其实那不告知家属下落的行拘和指监又有多少区别？关于指监，法律人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李春富律师指监后精神分裂了，谢阳律师指监后遭受了令人发指的酷刑，连胡石根长老这“反革命”老惯犯指监后都认罪悔罪绝不上诉了。
指监，本质是一种强迫失踪，没有信息没有制约没有救济。被指监者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执法者个体的素质、性情、品格，甚至系于他们善恶一念之间。而上面一旦有了搞定案件的压力和奖励措施，人性之恶就会被激发出来。看过电影《南营洞1985》的，想必对此都有深刻认知。
对于政治迫害的案件，是否定罪无关案件事实，因为那些所谓的案件事实无一构成犯罪，但他们特别看重被迫害者的口供，极权时代，不允许留存完美的政治异议偶像，所以他们特别看重你的认罪悔罪，你的自污，当然如果你能供出别人，那更是他们所希求的。
所以我担心老江，担心和平，担心全璋—-只要律师还不能正常会见他们。
再过五天就是除夕了，阖家团圆的日子，想起老江和平全璋屠夫戈觉平，想起志永、树庆、王健、李玉凤，想起那正在遭受囚禁的众多良心犯们，想起北中国那沉沉的雾霾，想起近几年那令人惊讶的政治异相之种种，一种艰于呼吸视听的压抑感，一种莫可名状的忧虑无法排遣。
直觉几年内中国将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但愿这次天佑吾国吾民。
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书庆 前律师
201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