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阳和他的妻子陈桂秋。谢阳是一名人权律师，于2015年7月被拘留至今。在由他的律师转录的面谈记录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的严刑。
在一个被隔离的房间里，中国律师身形不稳地坐在一摞塑料凳子上，日夜被审问者包围着。他说他们朝他脸上喷烟，对他拳打脚踢，并威胁要把他变成“残废”，除非他供认政治罪行。
最终，据他的代理律师公布的会见笔录显示，事实证明隔离、昼夜不停的虐待和警方调查人员对他家人的威胁实在太折磨人。谢阳说，在试图通过代表心有不满的公民和讨论人权案件来颠覆中国共产党一事上，他们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写。
“我想尽快结束他们对我的审讯，哪怕这意味着死亡，”本月早些时候的显示，极度痛苦并且经常发出啜泣声的谢阳对代理律师陈建刚和刘正清如是说。陈建刚周四公布了这些笔录。“后来让我怎样写我就怎样写。”
这些笔录列出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第一手指控，直指严刑拷打玷污了中国从2015年7月开始打压人权律师和倡导人士的活动的名声。据(Amnesty International)称，中国在该行动中拘押了近250人。大部分人已获释，但其中四人在去年受审并被判定试图颠覆中国这个一党治国家的，还有仍被关押，并且可能会面临审判。
44岁的谢阳是来自中国南方省份湖南的一名律师。据代理律师称，他未来几周可能也会因颠覆罪指控受审。
“这些笔录是完全真实的，”陈建国周五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指的是两份详细的庭审前会见笔录。它们被公布在了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上。“他被严刑拷打和虐待，这是求救，因为防止出现严刑拷打的内部机制没起作用。”
在这场打压人权律师的活动中，其他被告和嫌疑人低声下气地认了罪，不是在法庭上，就是在电视上。陈建国说，谢阳想公开有关自己被秘密关押的叙述，以便提前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任何认罪行为都是被胁迫的。
陈建国说，自从谢阳选了他和刘正清以后，“他很坚定，拒绝了政府的所有律师。最终他们不得不允许我们见他”。“我们都知道这种案子涉及政治迫害。”
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也同意公布笔录，陈建国说。但周五当天，在一所大学工作的陈桂秋没有接听记者多次拨打的电话。陈建国说，那天早上她在湖南省会长沙自己工作的大学被安保人员带走了。
“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无耻没底线！”陈桂秋在周四发表的一份中说。
本周，就在谢阳公布有关自己被关起来的叙述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把自己领导的政府宣传成开明、成熟的形象。周二，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经济保护主义就像一个国家把自己关进了黑屋子。
本月初，在此次打压活动中被关押的北京律师李春富获释。据称，被关押了近一年半的他身形消瘦，精神崩溃。
“讽刺的是中国政府在达沃斯呼吁开放，在国内的做法却截然相反，”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问题研究员(Maya Wang)在香港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嘴上说的是一套，吸引全球，但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他们做的截然相反。”
人权组织和辩护律师说，在打压活动中受牵连的其他嫌疑人依然面临着在秘密关押期间被刑讯逼供的风险。中国政府多次否认这类指控。记者多次致电长沙警方，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谢阳称自己遭到刑讯逼供的指控，以及他们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而对方没有回电话。
但谢阳在不遗余力地佐证自己的说法：他说出了很多他口中实施虐待的警察的名字。“如果开庭，我要当庭对本案事实进行阐述，这些笔录是刑讯的结果，”他对代理律师说。
谢阳于2015年7月11日在湖南被警方带走，之后在一所干休所被秘密关押了半年，被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谢阳表示，第一周他被几组警察轮流审问，在折磨人的一轮轮审问之间，他的睡觉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他们通常让谢阳坐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几把没有靠背的塑料凳子摞在一起。
“我坐在上面脚够不着地，双腿就是这样吊着。他们要求我挺直腰板坐着，”他说。他还提到一名警察曾警告他：“如果你一动，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是袭警，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方式来进行处理。”
他表示，此外审问者还不让他喝水，会点燃多支香烟，把呛人的烟喷到他脸上，好打他、踢他和用头撞他。他说他们还间接威胁他的妻子，警告她开车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根据谢阳的陈述，一名警察曾这样讲道。“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
谢阳表示，到了2015年8月中旬，他崩溃了，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签了字。但他依然抵制审问者要他指名和牵扯其他人的要求。一年前，他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转到了一个看守所。但是谢阳表示，到了那里虐待依然持续，他们利用其他被拘留的人欺凌他。
尽管遭到警方和检方施压，但谢阳坚持要见自己的律师。周五，检方对谢阳遭遇的刑讯逼供进行调查，并列出了10名应该对此事负责的警察的名字。
“我现在和你说，我的精神是自由的，”谢阳对记者说。“我声明，我谢阳本人无罪。”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