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进入70了，能做的事不多了。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编者按：李楯，1947年生，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10日出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7“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古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不知道等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冷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的概念和“千年目标”提出，人们看好前景，没有想到9·11、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它需要我们重新认知，重新选择，前景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那一轮的全球化结束了；中国国内，改革早就在行动上停滞了，前景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我常想：中国为什么不是发达国家？是起步晚，别人欺负我们，别人怕我们发达，人多资源少，还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前几项，而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
那么，现在，外部有可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走向的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有质的改变——比如特朗普所说的那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情势如果改变，中国想做“老大”，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对国内一般人来说，成本会是什么？
由此，就要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
第一，权力系统超常强大，权力不受制约，在系统内、外（党内外；国内外）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对、制衡。但这种超强的权力，在国内的个人和各类人群的利益面前却不具权威，不被服从——党内出那么多贪官，“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明证。
社会的关键人群——担任公职的人、经营企业的人、从事专业高层工作的人，几乎失去了价值目标和伦理思考，唯利是图，多数人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核心利益”有行动，实现终极目标无方略，甚至终极目标是什么都说不清了。由此，影响到社会，成为了一种机制，在利益诱惑和生存挤压之下，多数人言行不一，成了机会主义者。
一句话，权力既不受制衡，又不被服从，是中国在结构层面上的大问题。
第二，国家政策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以党为本”上纠结，或者说，在“以人为本”与 “国（家）-社（会）本位”（国民党在80多年前提出的中心法理）上纠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断。中国在国际人权两公约制定31年、32年后签署加入，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54年后由执政党提出人权入宪，但是至今在人权保障上举措不定。人权，在不同人，不同人群利益不一的前提下，首先是关系到一个个个人的福祉的第一位大事，而不应该只是政治场域中的一张牌。
另外，说到权利，权利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共同根基。权利中的所有权，特别是所有权中的不动权所有权，至关重要。1982年宪法相对1954年宪法中关于不动产制度的改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修宪方面的滞后表现。当中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上的滞后表现，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设置了难以去除的阻障。
第三，国家政策在能不能、该不该平等待人上，始终纠结。城乡分治是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遗产。农业户籍作为一种称谓的去除是容易的，但当户籍不同成为一种身份上的制度差异时，就会使原来分属城、乡人口的人们，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在生存方式选择上，在可支配资金、可凭借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难以消解的差异。加上严重的社会不公，既加剧了贫富分化，又会使不同人群间的利益难以协调，诸多的社会矛盾都会由此产生。
另外，贫富分化，多数人消费能力低，也使中国特有的一种“大国家-小市场”的状况难以改变。人们都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是大市场，但实际上中国是小市场，大量的农村人，包括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加上城市低收入人群，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中国的内需，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有与经济增长相应的上升。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小市场。
第四，国家政策在“可持续发展”和“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模式上，纠结不断。执政党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才可持续，但却仍然继续着60年来与之相反的做法——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的雾霾就和这相关——原因是中国有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受制衡的内在增长张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种内在的增长张力，但是它是有制衡的，有法治，有劳工运动，有消费者运动，有环保运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的。而中国内在的经济增长张力是不受制衡的，它来源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恐惧，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才要这样搞经济，过去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就只有靠经济增长保政权。
我以为：军队、警察，不足以保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社会的主流认可现行政策，多数人不反对，才有和谐、稳定。而这就需要：对内，实施宪政，厉行法治，消除可以靠暴力等违法手段去反对当政者和现行制度的成规模力量产生的可能。对外，真心地践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但这两点在现在都很难做到。不以民生为第一，恃武逞强，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治理污染，修复生态，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污染，有与世界别国有不同的地方。在经济上，是结构性污染，在政治上，是体制性污染。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和别国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污染和生态被破坏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是要危害子孙的。
以上，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两千年前，贾谊做《陈政事疏》，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说“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不是糊涂，就是谄媚。于是，陈述国家事势，以为：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今天，我仍然认为，指称形势大好，不是我的工作，而指出问题，是我的责任所在。
最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知其难而为，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知其难，知其不可，就不做了，是畏惧、苟且，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坚守信念。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作人有伦理底线的无奈之举。
我们这一代，包括今天在场的很多人，有比我年长的，更多的要比我小几岁。能做的事不多了——我今年进入70了。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把自己所经历的、知道的，说出来，记下来；把与中国相关的事进一步想明白，也尽可能地给人们讲明白。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我给中国人、外国人都讲不明白。我一直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方法，能讲得更清楚些、明白些。
讲出自己所知道的事和主张，就可以启迪更多人去思考，当在这块土地上，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畅通地获取真实、全面、完整的信息，又能通过自己的辨析、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做出自己的选择时，这个社会就向前迈进了一步。
（注：李楯是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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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当一个时代终结时，我们应该坚守什么？
我今年进入70了，能做的事不多了。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编者按：李楯，1947年生，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10日出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7“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古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不知道等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冷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的概念和“千年目标”提出，人们看好前景，没有想到9·11、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它需要我们重新认知，重新选择，前景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那一轮的全球化结束了；中国国内，改革早就在行动上停滞了，前景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我常想：中国为什么不是发达国家？是起步晚，别人欺负我们，别人怕我们发达，人多资源少，还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前几项，而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
那么，现在，外部有可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走向的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有质的改变——比如特朗普所说的那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情势如果改变，中国想做“老大”，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对国内一般人来说，成本会是什么？
由此，就要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
第一，权力系统超常强大，权力不受制约，在系统内、外（党内外；国内外）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对、制衡。但这种超强的权力，在国内的个人和各类人群的利益面前却不具权威，不被服从——党内出那么多贪官，“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明证。
社会的关键人群——担任公职的人、经营企业的人、从事专业高层工作的人，几乎失去了价值目标和伦理思考，唯利是图，多数人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核心利益”有行动，实现终极目标无方略，甚至终极目标是什么都说不清了。由此，影响到社会，成为了一种机制，在利益诱惑和生存挤压之下，多数人言行不一，成了机会主义者。
一句话，权力既不受制衡，又不被服从，是中国在结构层面上的大问题。
第二，国家政策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以党为本”上纠结，或者说，在“以人为本”与 “国（家）-社（会）本位”（国民党在80多年前提出的中心法理）上纠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断。中国在国际人权两公约制定31年、32年后签署加入，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54年后由执政党提出人权入宪，但是至今在人权保障上举措不定。人权，在不同人，不同人群利益不一的前提下，首先是关系到一个个个人的福祉的第一位大事，而不应该只是政治场域中的一张牌。
另外，说到权利，权利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共同根基。权利中的所有权，特别是所有权中的不动权所有权，至关重要。1982年宪法相对1954年宪法中关于不动产制度的改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修宪方面的滞后表现。当中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上的滞后表现，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设置了难以去除的阻障。
第三，国家政策在能不能、该不该平等待人上，始终纠结。城乡分治是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遗产。农业户籍作为一种称谓的去除是容易的，但当户籍不同成为一种身份上的制度差异时，就会使原来分属城、乡人口的人们，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在生存方式选择上，在可支配资金、可凭借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难以消解的差异。加上严重的社会不公，既加剧了贫富分化，又会使不同人群间的利益难以协调，诸多的社会矛盾都会由此产生。
另外，贫富分化，多数人消费能力低，也使中国特有的一种“大国家-小市场”的状况难以改变。人们都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是大市场，但实际上中国是小市场，大量的农村人，包括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加上城市低收入人群，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中国的内需，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有与经济增长相应的上升。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小市场。
第四，国家政策在“可持续发展”和“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模式上，纠结不断。执政党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才可持续，但却仍然继续着60年来与之相反的做法——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的雾霾就和这相关——原因是中国有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受制衡的内在增长张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种内在的增长张力，但是它是有制衡的，有法治，有劳工运动，有消费者运动，有环保运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的。而中国内在的经济增长张力是不受制衡的，它来源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恐惧，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才要这样搞经济，过去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就只有靠经济增长保政权。
我以为：军队、警察，不足以保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社会的主流认可现行政策，多数人不反对，才有和谐、稳定。而这就需要：对内，实施宪政，厉行法治，消除可以靠暴力等违法手段去反对当政者和现行制度的成规模力量产生的可能。对外，真心地践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但这两点在现在都很难做到。不以民生为第一，恃武逞强，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治理污染，修复生态，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污染，有与世界别国有不同的地方。在经济上，是结构性污染，在政治上，是体制性污染。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和别国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污染和生态被破坏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是要危害子孙的。
以上，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两千年前，贾谊做《陈政事疏》，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说“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不是糊涂，就是谄媚。于是，陈述国家事势，以为：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今天，我仍然认为，指称形势大好，不是我的工作，而指出问题，是我的责任所在。
最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知其难而为，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知其难，知其不可，就不做了，是畏惧、苟且，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坚守信念。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作人有伦理底线的无奈之举。
我们这一代，包括今天在场的很多人，有比我年长的，更多的要比我小几岁。能做的事不多了——我今年进入70了。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把自己所经历的、知道的，说出来，记下来；把与中国相关的事进一步想明白，也尽可能地给人们讲明白。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我给中国人、外国人都讲不明白。我一直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方法，能讲得更清楚些、明白些。
讲出自己所知道的事和主张，就可以启迪更多人去思考，当在这块土地上，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畅通地获取真实、全面、完整的信息，又能通过自己的辨析、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做出自己的选择时，这个社会就向前迈进了一步。
（注：李楯是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