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极权统治会一烂到底?
虽然纯粹的极权注定是短命的,但一旦陷入极权模式,这个不幸的国家就很难走出极权主义设定的魔咒。事实上,即便一般意义的威权专制也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往往在天怒人怨下被暴力革命推翻,甚或走上灾难更为深重的极权之路。和平改良并非不可能,但是总归需要出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之类看似偶然的小概率“奇蹟”。
多数时候,专制统治者是平庸、短视而“致命自负”的。既然自己没有改良的诚意,最後只有等待革命的暴风雨把他们清洗掉。暴力革命何时发生,取决於政权和其反对力量的对比。专制越深重,专制力量越强大,民间抵抗力量越微弱,专制统治的延续就越长,社会危机越深重。只有当民不聊生、忍无可忍,政权脆弱到崩溃边缘,才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
和专制政体相比,民主国家的治理模式是不断渐进改良而非暴力革命。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一个发生革命的民主政体表明体制内部已经出现了大麻烦。在任何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会不断产生,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不断及时化解这些矛盾,而不至於让社会矛盾积压到总爆发的火山口。
民主的真谛就是通过自由言论和舆论形成理性的公共意见,再通过多数人表决程序制定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并通过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和独立司法机构监督法律的实施。整个过程都是和平理性的。这是为什麽托克维尔说民主有恶习,但不会容忍罪恶;只有零星的犯罪,没有大规模暴动;派系争斗激烈,却没有阴谋团夥。在一个言论自由国家,社会矛盾是透明的。只要有不平,就会有抱怨;转瞬之间,社会矛盾就转化为社会议题。即便特定的社会不公只是针对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他也可以依赖多数人的同情而得到救济。
因此,民主就是一个不断渐进改良的政治过程,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改良社会。如果矛盾积压到火山爆发的程度,以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不得不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去结束其他人的生命,这只能说明民主机体已经受到致命破坏。
在专制政体,由於权力高度失衡,统治者自私任性,因而公权滥用必然俯拾皆是,但是社会却没有约束公权的力量。极权统治者更是容易被“超英赶美”、“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等宏大理想冲昏头脑,在轰轰烈烈的各种“大跃进”中酿成毁灭性灾难。同时,社会更没有抵御公共灾难的能力。准确地说,极权国家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和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
在无信仰、无组织、无信任、无保护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面对巨大的极权机器充满着无力和无奈感。即便偶尔自己想做点什麽,也因为长期沉溺於麻木不仁,而不能集结起足够的道德勇气,或因为集体沉沦如此而陷於绝望。换言之,在一个建立在经济至上世界观的国家,每个人都被调教成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人群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必须懂得并遵循“顺体制者昌、逆体制者亡”的实用主义规训。
因此,虽然极权政体已经千疮百孔,但仍然无人敢站出来挑战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更准确地说,敢於和体制决裂的人太少,因而很容易被“定点清除”,至少很快被边缘化。多数国民或因浑浑噩噩,看不到或不敢面对极权体制的罪恶,或被体制所收买,在明知体制作恶的情况下顺应乃至协助体制作恶,直到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被压榨殆尽,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真正成为“失去的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的无产革命者。
然而,极权统治是威权专制的加深版和加强版,极权政府享有深厚的社会资源和群众基础;只有当庞大的极权资源被消耗殆尽,才有可能改朝换代,而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极权体制的政治资源,社会道德和自然资源都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如果说一般威权专制的倒塌只是“国破山河在”,那麽极权体制有可能造成“国在山河破”的困境,直到社会机体乃至自然环境都彻底腐烂才算“触底”,但是这样的社会在制度、道德、物质等全盘危机的“四面楚歌”下将失去恢复反弹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即便极权体制骤然坍塌,深受极权荼毒的社会也已回天无力,陷於万劫不复之境。
转自:明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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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资源被消耗殆尽,极权政府才有可能
为什么极权统治会一烂到底?
虽然纯粹的极权注定是短命的,但一旦陷入极权模式,这个不幸的国家就很难走出极权主义设定的魔咒。事实上,即便一般意义的威权专制也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往往在天怒人怨下被暴力革命推翻,甚或走上灾难更为深重的极权之路。和平改良并非不可能,但是总归需要出个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之类看似偶然的小概率“奇蹟”。
多数时候,专制统治者是平庸、短视而“致命自负”的。既然自己没有改良的诚意,最後只有等待革命的暴风雨把他们清洗掉。暴力革命何时发生,取决於政权和其反对力量的对比。专制越深重,专制力量越强大,民间抵抗力量越微弱,专制统治的延续就越长,社会危机越深重。只有当民不聊生、忍无可忍,政权脆弱到崩溃边缘,才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
和专制政体相比,民主国家的治理模式是不断渐进改良而非暴力革命。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一个发生革命的民主政体表明体制内部已经出现了大麻烦。在任何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会不断产生,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不断及时化解这些矛盾,而不至於让社会矛盾积压到总爆发的火山口。
民主的真谛就是通过自由言论和舆论形成理性的公共意见,再通过多数人表决程序制定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并通过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和独立司法机构监督法律的实施。整个过程都是和平理性的。这是为什麽托克维尔说民主有恶习,但不会容忍罪恶;只有零星的犯罪,没有大规模暴动;派系争斗激烈,却没有阴谋团夥。在一个言论自由国家,社会矛盾是透明的。只要有不平,就会有抱怨;转瞬之间,社会矛盾就转化为社会议题。即便特定的社会不公只是针对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他也可以依赖多数人的同情而得到救济。
因此,民主就是一个不断渐进改良的政治过程,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改良社会。如果矛盾积压到火山爆发的程度,以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不得不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去结束其他人的生命,这只能说明民主机体已经受到致命破坏。
在专制政体,由於权力高度失衡,统治者自私任性,因而公权滥用必然俯拾皆是,但是社会却没有约束公权的力量。极权统治者更是容易被“超英赶美”、“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等宏大理想冲昏头脑,在轰轰烈烈的各种“大跃进”中酿成毁灭性灾难。同时,社会更没有抵御公共灾难的能力。准确地说,极权国家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和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
在无信仰、无组织、无信任、无保护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面对巨大的极权机器充满着无力和无奈感。即便偶尔自己想做点什麽,也因为长期沉溺於麻木不仁,而不能集结起足够的道德勇气,或因为集体沉沦如此而陷於绝望。换言之,在一个建立在经济至上世界观的国家,每个人都被调教成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人群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必须懂得并遵循“顺体制者昌、逆体制者亡”的实用主义规训。
因此,虽然极权政体已经千疮百孔,但仍然无人敢站出来挑战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更准确地说,敢於和体制决裂的人太少,因而很容易被“定点清除”,至少很快被边缘化。多数国民或因浑浑噩噩,看不到或不敢面对极权体制的罪恶,或被体制所收买,在明知体制作恶的情况下顺应乃至协助体制作恶,直到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被压榨殆尽,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真正成为“失去的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的无产革命者。
然而,极权统治是威权专制的加深版和加强版,极权政府享有深厚的社会资源和群众基础;只有当庞大的极权资源被消耗殆尽,才有可能改朝换代,而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极权体制的政治资源,社会道德和自然资源都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如果说一般威权专制的倒塌只是“国破山河在”,那麽极权体制有可能造成“国在山河破”的困境,直到社会机体乃至自然环境都彻底腐烂才算“触底”,但是这样的社会在制度、道德、物质等全盘危机的“四面楚歌”下将失去恢复反弹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即便极权体制骤然坍塌,深受极权荼毒的社会也已回天无力,陷於万劫不复之境。
转自:明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