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一年的最后一日，于我，总是比簇新到来的一日，更为念惜。所以，岁末年初的这篇文字，可能更多回望之意。好在，来路与前方，也总是一以贯之的。
对这个公号来说，时间是从2015年的那个夏天开始的。清楚记得，那是7月15日，我在雪访上发了第一篇文章。然后就不小心在公交车站，摔碎了手机屏幕。那篇文章是《阿潘探夫记》。
从那时起，“雪访”开张了。一直到今天，中间还经历了封号。发文章虽不多，人却一直辛苦奔忙着。转眼，身为“独立媒体人”的一年半时光，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2016年的4月，我去看望了阿潘一家。那时候，玉闪获得自由不久，“传知行研究所”的牌子，暂时弃置在这京郊野外民居的一角。恰暮春时，院子里最后一树樱花怒放着，灿烂若星辰。天将黑时，猫丢了，我们去田野里找猫，和孩子一起，大声喊着猫的名字。风好大，竖起衣领还冷。北京的春天，还是这么尖利。我想。
也是那晚，在苍白的灯光下，听玉闪讲在“里面”的遭遇。他说，一次他被殴打之后，躺在那里，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涌上来一群“白衣天使”，帮他检查身体。这是整个过程中，让他觉得最为荒诞的事……他笑着说起这些，我却突然感到了冷。再没勇气问下去。
也去看望了老浦。他依然用大罐头瓶泡茶。妻子孟群陪伴着他。在他回家不久，家里养了12年的小狗毛毛死了。他们又养了两只，和毛毛一样雪白的样子。
6月里，夏霖案子开庭，我去访。他的妻子林茹瘦弱又坚强，说起20年前，他第一次约她，穿了件亮蓝色的衬衣，很土。从那时认识以后，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直到2014年11月他被抓走。
也去访当年的“右派”老人。在江西小城的春寒里，78岁的向承鉴老俩口送我。走在雨后的小城，他背着手，即使在躲开雨洼时，也腰板笔直。老伴儿说，他一辈子都是这样走路的。“你信吗。在监狱里18年，我从没有一天，在内心里认为我是犯人。”他说。是的，有一张照片，那是他1978年从监狱里出来时拍下的，还穿着黑布的狱服，眼睛却异常明亮。
在这个小城里，他有一个从小玩大的老伙伴，今年82岁了。老人开着助力车，载着我去城里转转，讲他自己的故事。说他一直对共 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直到1970年代的一天，他去开会，前面唱《国际歌》，内容是“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后面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突然觉察到了其中的荒诞。从那以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如今，他拿着儿女给买的苹果手机，天天“翻墙”。
这些受访问者，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摊给我看。天知道，我是多么深地感念着他们。在那些各自不同的经历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总是那些生活的细节，那是关于活生生的、肉身经验的记忆。
就如张小玉。她和丈夫常年上访，最后一次，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丈夫刺了警察一刀，警察死了，他们被抓了。她说，最后一次看到丈夫，是他被从审讯室里踢出来，“像滚皮球一样”。她在那一瞬间，失去了记忆。后面的事情，竟然死活都想不起来了。后来，就到了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她的丈夫，被一审判了死刑。
“你最敬佩的人是谁？”12月，一次机缘，见到了人权律师葛永喜，我问他。他说，是他的一位当事人——唐荆陵律师。“在监狱里，他也是那样如沐春风。每次我去会见他，他问候我，说话，语气，都是那样平和宁静，就像在他自己家的客厅一样。”他这样一说，我立刻会意。的确，唐律师，他身上有一种气息。想不出更好的词，我想，那该是圣人般的。
我也见过唐律师的妻子，一个朴实真挚的女子。她是会计专业，只想过一种温暖私人的生活，却因为唐律师一直致力于公民维权，投身到了公共领域，这种私人生活，看起来永远无法实现了。如今，她家门前，被装上了摄像头。一次在公交车上，她被跟踪者拦住，非要她下车。她和几条大汉据理力争，口干舌燥，“后悔没带瓶水”。最终，在公交车上乘客们错愕的眼神中，她无奈地下了车。
这一切，是真实的，也是荒诞的。在我1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为媒体机构服务时，我是不能去碰触这些采访的。这个国家，禁忌太多。常常，对那些为自由、为众人之事走在前列的抗争者、异议者，媒体会假装他们并不存在。这是另外一个荒诞。
说起来，一年过得很快。200多天，一个被警察夺去的生命，可以激起所有人的关心，也可以伴随着一个“情节轻微”，以及一笔巨款，慢慢湮没。记得2016年5月，雷洋刚去世不久，雪访发了一篇评论：《没有真相 只有一个青年绝望的呼喊》，没想到一语成谶。之后，这篇文章发在端传媒上，题目改为《从孙志刚到雷洋 警权扩张与公民命运》。当然，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就被删除了的。
2016年8月，在发完《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一文之后，雪访被永久封号了。但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此前对向承鉴老先生的访谈《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10月里，去陕北采访，一个很普通的历史题目，结果遭遇跟踪。事后得知，是因为当地正在承办“中国艺术节”，政府如临大敌。我们这样的闯入者，也不例外。记得那天，大雾弥漫，在高速公路上，我一直盯着跟在后面的那辆白色越野车，那是当地政府来跟踪我们的。一个以“艺术”为名举办的节日，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审查、跟踪、驱逐。事实上，这样的荒诞不经，在这个国家，天天发生着。
荒诞见多了，人也会麻木吧。哈维尔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说过，在后极权体制下，权力如巨大的蛛网，限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规矩。如果大众服从，就能获得安逸稳定的生活。所以正是沉默不做声的顺服人群，共同支撑起了自由的敌人。
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你就是做一个服从者，当空气、以及水，这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都无法清洁，无法保障的时候，还能获得真正的安逸与稳定吗。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维尔倡导人们，去“活在真实中”，现在就开始，过一种光明磊落的生活。他认为，当人们开始真正追问，不再愿意生活于谎言假意之中时，后极权体制就失去了默从的支柱，制宰才能从根本上被消解。
2016，就这样艰难地过去了。我知道，所有认真生活的人们，心里都承载了很多很多。 而2017，我愿意，也相信，有更多的朋友，会对自由保持更多的敏感，会去寻找更为坦荡真实的生活。
如果那样，就让这小小的雪访，陪伴你们一起。让我们一起，做这荒诞世界一个不服从的边缘，为了终将到来的自由世界。
转自：新雪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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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愿你不服从，愿你依然对自由敏感
或许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一年的最后一日，于我，总是比簇新到来的一日，更为念惜。所以，岁末年初的这篇文字，可能更多回望之意。好在，来路与前方，也总是一以贯之的。
对这个公号来说，时间是从2015年的那个夏天开始的。清楚记得，那是7月15日，我在雪访上发了第一篇文章。然后就不小心在公交车站，摔碎了手机屏幕。那篇文章是《阿潘探夫记》。
从那时起，“雪访”开张了。一直到今天，中间还经历了封号。发文章虽不多，人却一直辛苦奔忙着。转眼，身为“独立媒体人”的一年半时光，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2016年的4月，我去看望了阿潘一家。那时候，玉闪获得自由不久，“传知行研究所”的牌子，暂时弃置在这京郊野外民居的一角。恰暮春时，院子里最后一树樱花怒放着，灿烂若星辰。天将黑时，猫丢了，我们去田野里找猫，和孩子一起，大声喊着猫的名字。风好大，竖起衣领还冷。北京的春天，还是这么尖利。我想。
也是那晚，在苍白的灯光下，听玉闪讲在“里面”的遭遇。他说，一次他被殴打之后，躺在那里，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涌上来一群“白衣天使”，帮他检查身体。这是整个过程中，让他觉得最为荒诞的事……他笑着说起这些，我却突然感到了冷。再没勇气问下去。
也去看望了老浦。他依然用大罐头瓶泡茶。妻子孟群陪伴着他。在他回家不久，家里养了12年的小狗毛毛死了。他们又养了两只，和毛毛一样雪白的样子。
6月里，夏霖案子开庭，我去访。他的妻子林茹瘦弱又坚强，说起20年前，他第一次约她，穿了件亮蓝色的衬衣，很土。从那时认识以后，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直到2014年11月他被抓走。
也去访当年的“右派”老人。在江西小城的春寒里，78岁的向承鉴老俩口送我。走在雨后的小城，他背着手，即使在躲开雨洼时，也腰板笔直。老伴儿说，他一辈子都是这样走路的。“你信吗。在监狱里18年，我从没有一天，在内心里认为我是犯人。”他说。是的，有一张照片，那是他1978年从监狱里出来时拍下的，还穿着黑布的狱服，眼睛却异常明亮。
在这个小城里，他有一个从小玩大的老伙伴，今年82岁了。老人开着助力车，载着我去城里转转，讲他自己的故事。说他一直对共 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直到1970年代的一天，他去开会，前面唱《国际歌》，内容是“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后面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突然觉察到了其中的荒诞。从那以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如今，他拿着儿女给买的苹果手机，天天“翻墙”。
这些受访问者，他们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摊给我看。天知道，我是多么深地感念着他们。在那些各自不同的经历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总是那些生活的细节，那是关于活生生的、肉身经验的记忆。
就如张小玉。她和丈夫常年上访，最后一次，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丈夫刺了警察一刀，警察死了，他们被抓了。她说，最后一次看到丈夫，是他被从审讯室里踢出来，“像滚皮球一样”。她在那一瞬间，失去了记忆。后面的事情，竟然死活都想不起来了。后来，就到了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她的丈夫，被一审判了死刑。
“你最敬佩的人是谁？”12月，一次机缘，见到了人权律师葛永喜，我问他。他说，是他的一位当事人——唐荆陵律师。“在监狱里，他也是那样如沐春风。每次我去会见他，他问候我，说话，语气，都是那样平和宁静，就像在他自己家的客厅一样。”他这样一说，我立刻会意。的确，唐律师，他身上有一种气息。想不出更好的词，我想，那该是圣人般的。
我也见过唐律师的妻子，一个朴实真挚的女子。她是会计专业，只想过一种温暖私人的生活，却因为唐律师一直致力于公民维权，投身到了公共领域，这种私人生活，看起来永远无法实现了。如今，她家门前，被装上了摄像头。一次在公交车上，她被跟踪者拦住，非要她下车。她和几条大汉据理力争，口干舌燥，“后悔没带瓶水”。最终，在公交车上乘客们错愕的眼神中，她无奈地下了车。
这一切，是真实的，也是荒诞的。在我1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为媒体机构服务时，我是不能去碰触这些采访的。这个国家，禁忌太多。常常，对那些为自由、为众人之事走在前列的抗争者、异议者，媒体会假装他们并不存在。这是另外一个荒诞。
说起来，一年过得很快。200多天，一个被警察夺去的生命，可以激起所有人的关心，也可以伴随着一个“情节轻微”，以及一笔巨款，慢慢湮没。记得2016年5月，雷洋刚去世不久，雪访发了一篇评论：《没有真相 只有一个青年绝望的呼喊》，没想到一语成谶。之后，这篇文章发在端传媒上，题目改为《从孙志刚到雷洋 警权扩张与公民命运》。当然，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就被删除了的。
2016年8月，在发完《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一文之后，雪访被永久封号了。但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此前对向承鉴老先生的访谈《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10月里，去陕北采访，一个很普通的历史题目，结果遭遇跟踪。事后得知，是因为当地正在承办“中国艺术节”，政府如临大敌。我们这样的闯入者，也不例外。记得那天，大雾弥漫，在高速公路上，我一直盯着跟在后面的那辆白色越野车，那是当地政府来跟踪我们的。一个以“艺术”为名举办的节日，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审查、跟踪、驱逐。事实上，这样的荒诞不经，在这个国家，天天发生着。
荒诞见多了，人也会麻木吧。哈维尔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说过，在后极权体制下，权力如巨大的蛛网，限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规矩。如果大众服从，就能获得安逸稳定的生活。所以正是沉默不做声的顺服人群，共同支撑起了自由的敌人。
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你就是做一个服从者，当空气、以及水，这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都无法清洁，无法保障的时候，还能获得真正的安逸与稳定吗。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维尔倡导人们，去“活在真实中”，现在就开始，过一种光明磊落的生活。他认为，当人们开始真正追问，不再愿意生活于谎言假意之中时，后极权体制就失去了默从的支柱，制宰才能从根本上被消解。
2016，就这样艰难地过去了。我知道，所有认真生活的人们，心里都承载了很多很多。 而2017，我愿意，也相信，有更多的朋友，会对自由保持更多的敏感，会去寻找更为坦荡真实的生活。
如果那样，就让这小小的雪访，陪伴你们一起。让我们一起，做这荒诞世界一个不服从的边缘，为了终将到来的自由世界。
转自：新雪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