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曾经贴过，前天收到一个未署名的朋友短信，据谭作人先生的爱人小王说，谭已经在上个周五失去自由，沦陷在黑暗之中，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愿世人关注这位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大胡子公民。]
世人曾经为2007年厦门民众成功抵制PX项目而欢呼，以散步方式逼使强势集团走向对话，并最终作出让步，这个案例一度让中国的媒体陶醉，让部分国人产生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以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群体利益面临损害时，这种极为节制、温和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效普及。然而，当2008年5月4日数百名成都人走上街头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项目时，遭到的却是警察的打击，至少有4人被拘捕。当时正值“512”地震前夕，因为地震的发生，救灾新闻淹没了一切，这一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半年后，地震的伤痕并未过去，在成都的上风上水（离成都市区仅30公里）、地震重灾区之一（离震中映秀镇仅30公里）的彭州，这个超级化工项目就要启动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地震局等都已为这个项目签字画押。北京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参加这个大化工项目论证的科学家、专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国家级专家就有103人，两院级科学家、专家有29人，其中大部分的科学家、专家都向这个“殃民毁城”的项目发放了通行证。他在邮件中不无愤怒地指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秉持科学良知、科学精神公开向成都市民、向世界关心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人们做出解释。”
此刻，似乎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在绝对强势的垄断利益集团之下，在足以把一切压成齑粉的国家机器保驾护航下，公民的任何抗议、任何不同的声音注定了都被封杀。尽管如此，成都公民并没有完全沉默，他们仍在抗争。谭作人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试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就是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还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变成一片白色，以白色来表达他们的意愿，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这番话读来令人感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土地上，无形的铁链不仅捆锁着我们的身体，而且捆锁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哪怕是最低限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服从、不同意，只剩下对强权、对一切强势利益的屈从、忍耐，甚至不敢怒、不敢怨，逆来顺受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量身定做的一个成语。可以说，谭作人在成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抗议模式，他构想出以“示弱”代替“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只能选择示弱，是因为我们被国家机器剥夺了所有示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选择消极行为，是因为我们行使积极权利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在一个不允许游行示威甚至连集体散步也不允许的国度，他的思路具有重大的行动意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心明白，只要你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天罗地网，你还是可以设法抗争，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说“不”形式的。
当然，就是这个如此低调的白色行动，在当地警方的压力下，也遗憾地流产了，没有化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谭作人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成都人的失败。我相信，他们的公民抗议之路还会持续下去，“成都环保风暴”仅仅是个开始。 同时，成都今天所遇到的，在其他地方或早已遇到过，或正在遇到，或将要遇到。改革三十年的结果，改革已死，大饼分配已经完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饼游戏暂告一个段落，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继续无限制地不顾一切地攫取更大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山河受创的代价，更不会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手里没有选票、没有行使自己权利的任何机会的民众，他们的声音、意志都不过是零。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不过是维护利益集团的铁牙钢齿，在本质上已经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民众的任何抗议在现实中几乎都不会有效。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好像已无路可走。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不公正的现象，看到特殊利益集团横行无忌，看到这个体制深入骨髓的腐败，他们的内心也有很多的不平，但更多的往往是无奈，他们常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这样的无力感通常会增强，等到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为自己一家的生存温饱或小康疲于奔命，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消耗在这里，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在私德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很好了，年轻时的一点激情、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早已熄灭，更遑论为改变这个社会去做什么事，出什么力。于是循环往复，一代代人原地踏步，在专制的大网下苟且求存成为唯一的选择。汪洋大海一般的庞大人口，如同水一般载起了专制权力的大舟，却似乎再也没有了覆舟之水。常常以捍卫利益集团后盾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专制，因此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得意，今日之中国，再也没有能够抗衡它的力量。中国人多如恒河沙数，可惜有量无力，构不成力量，也就不可能制衡它。有消息说，厦门事件之所以是个特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化工项目的利益集团和房地产开发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由此给厦门市民的散步抗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结果可能就会和成都一样。我有时常常琢磨“有量无力”这个词，从根本上说，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放弃，我们没想过表现自己的力，如果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的权利受损，我们都要站起来抵抗一番，哪怕结果是悲惨地失败，但我们就不是无力的。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我们就是有力有量的，我们就可以让强者每一刻就清醒地知道——我们既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
我想到了陈衡哲当年的一篇文章，她在1935年6月写的《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那是针对当时日本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写的，我今天读来，同样有很多的启示。她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共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廉耻扫地的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今日之中国很多人大致上走的也都是这两条路，或苟且求生，或跻身利益集团行列，“刀头上舔血吃”，混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把子女乃至自己都移民海外去。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夜夜笙歌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沉沦，欲望的膨胀无止无休，人们只知道拼命地捞钱，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成为一个民族绝对的驱动力。 但是，她指出了我们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都是民族自救的活路。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
包括这次挺立在“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样的第三条路，这条反抗之路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可怕的国家机器形成了不和谐，注定会遭遇可以想象的打击乃至压迫和伤害。因此，这条路也是自毁之路或者说自我牺牲之路，但这是有意义的牺牲，它守护的是人间的正气，它呈现的是现代的文明，它指向的是中国的正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走这条路，这个民族就完了。谭作人，一脸的大胡子，眼神满含忧郁，一张典型的忧国忧民脸，他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会滔滔不绝，尤其说到他的民间环保生涯时，他参与创立NGO“绿色江河”，在成都一带致力于环保已有多年，他还和朋友一起办一本不定期的民间刊物《文化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2007年春天我去成都，就是他开车送我去都江堰，没想到一年后，那里就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自己热心的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过得很自在，他爱自己的国家，并深爱他栖身的成都这个城市，我相信正是这种爱使他敢于走上这条路。
陈衡哲最欣赏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这条路更强调“内在的预备”，“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要去经受烈火的洗礼，从灰烬中把自己炼成坚不可摧的真金。 一个民族要新生，必须有一部分人首先自救，无论是走第三条路，还是走第四条路，这两条路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自救之路，也是一个民族的自救之路。
200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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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
[此文曾经贴过，前天收到一个未署名的朋友短信，据谭作人先生的爱人小王说，谭已经在上个周五失去自由，沦陷在黑暗之中，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愿世人关注这位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大胡子公民。]
世人曾经为2007年厦门民众成功抵制PX项目而欢呼，以散步方式逼使强势集团走向对话，并最终作出让步，这个案例一度让中国的媒体陶醉，让部分国人产生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以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群体利益面临损害时，这种极为节制、温和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效普及。然而，当2008年5月4日数百名成都人走上街头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项目时，遭到的却是警察的打击，至少有4人被拘捕。当时正值“512”地震前夕，因为地震的发生，救灾新闻淹没了一切，这一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半年后，地震的伤痕并未过去，在成都的上风上水（离成都市区仅30公里）、地震重灾区之一（离震中映秀镇仅30公里）的彭州，这个超级化工项目就要启动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地震局等都已为这个项目签字画押。北京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参加这个大化工项目论证的科学家、专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国家级专家就有103人，两院级科学家、专家有29人，其中大部分的科学家、专家都向这个“殃民毁城”的项目发放了通行证。他在邮件中不无愤怒地指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秉持科学良知、科学精神公开向成都市民、向世界关心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人们做出解释。”
此刻，似乎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在绝对强势的垄断利益集团之下，在足以把一切压成齑粉的国家机器保驾护航下，公民的任何抗议、任何不同的声音注定了都被封杀。尽管如此，成都公民并没有完全沉默，他们仍在抗争。谭作人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试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就是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还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变成一片白色，以白色来表达他们的意愿，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这番话读来令人感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土地上，无形的铁链不仅捆锁着我们的身体，而且捆锁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哪怕是最低限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服从、不同意，只剩下对强权、对一切强势利益的屈从、忍耐，甚至不敢怒、不敢怨，逆来顺受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量身定做的一个成语。可以说，谭作人在成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抗议模式，他构想出以“示弱”代替“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只能选择示弱，是因为我们被国家机器剥夺了所有示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选择消极行为，是因为我们行使积极权利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在一个不允许游行示威甚至连集体散步也不允许的国度，他的思路具有重大的行动意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心明白，只要你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天罗地网，你还是可以设法抗争，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说“不”形式的。
当然，就是这个如此低调的白色行动，在当地警方的压力下，也遗憾地流产了，没有化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谭作人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成都人的失败。我相信，他们的公民抗议之路还会持续下去，“成都环保风暴”仅仅是个开始。 同时，成都今天所遇到的，在其他地方或早已遇到过，或正在遇到，或将要遇到。改革三十年的结果，改革已死，大饼分配已经完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饼游戏暂告一个段落，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继续无限制地不顾一切地攫取更大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山河受创的代价，更不会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手里没有选票、没有行使自己权利的任何机会的民众，他们的声音、意志都不过是零。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不过是维护利益集团的铁牙钢齿，在本质上已经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民众的任何抗议在现实中几乎都不会有效。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好像已无路可走。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不公正的现象，看到特殊利益集团横行无忌，看到这个体制深入骨髓的腐败，他们的内心也有很多的不平，但更多的往往是无奈，他们常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这样的无力感通常会增强，等到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为自己一家的生存温饱或小康疲于奔命，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消耗在这里，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在私德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很好了，年轻时的一点激情、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早已熄灭，更遑论为改变这个社会去做什么事，出什么力。于是循环往复，一代代人原地踏步，在专制的大网下苟且求存成为唯一的选择。汪洋大海一般的庞大人口，如同水一般载起了专制权力的大舟，却似乎再也没有了覆舟之水。常常以捍卫利益集团后盾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专制，因此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得意，今日之中国，再也没有能够抗衡它的力量。中国人多如恒河沙数，可惜有量无力，构不成力量，也就不可能制衡它。有消息说，厦门事件之所以是个特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化工项目的利益集团和房地产开发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由此给厦门市民的散步抗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结果可能就会和成都一样。我有时常常琢磨“有量无力”这个词，从根本上说，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放弃，我们没想过表现自己的力，如果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的权利受损，我们都要站起来抵抗一番，哪怕结果是悲惨地失败，但我们就不是无力的。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我们就是有力有量的，我们就可以让强者每一刻就清醒地知道——我们既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
我想到了陈衡哲当年的一篇文章，她在1935年6月写的《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那是针对当时日本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写的，我今天读来，同样有很多的启示。她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共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廉耻扫地的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今日之中国很多人大致上走的也都是这两条路，或苟且求生，或跻身利益集团行列，“刀头上舔血吃”，混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把子女乃至自己都移民海外去。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夜夜笙歌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沉沦，欲望的膨胀无止无休，人们只知道拼命地捞钱，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成为一个民族绝对的驱动力。 但是，她指出了我们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都是民族自救的活路。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
包括这次挺立在“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样的第三条路，这条反抗之路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可怕的国家机器形成了不和谐，注定会遭遇可以想象的打击乃至压迫和伤害。因此，这条路也是自毁之路或者说自我牺牲之路，但这是有意义的牺牲，它守护的是人间的正气，它呈现的是现代的文明，它指向的是中国的正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走这条路，这个民族就完了。谭作人，一脸的大胡子，眼神满含忧郁，一张典型的忧国忧民脸，他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会滔滔不绝，尤其说到他的民间环保生涯时，他参与创立NGO“绿色江河”，在成都一带致力于环保已有多年，他还和朋友一起办一本不定期的民间刊物《文化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2007年春天我去成都，就是他开车送我去都江堰，没想到一年后，那里就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自己热心的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过得很自在，他爱自己的国家，并深爱他栖身的成都这个城市，我相信正是这种爱使他敢于走上这条路。
陈衡哲最欣赏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这条路更强调“内在的预备”，“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要去经受烈火的洗礼，从灰烬中把自己炼成坚不可摧的真金。 一个民族要新生，必须有一部分人首先自救，无论是走第三条路，还是走第四条路，这两条路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自救之路，也是一个民族的自救之路。
2008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