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心：穷人何所依——评江苏淮安一对老夫妻自杀事件

据扬子晚报网报道，10月11日凌晨，江苏淮安区城东乡花庄村发生了一起惨剧：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携手跳楼自杀，现场惨不忍睹。这对老夫妻身患重病，丈夫患有直肠癌，妻子则因糖尿病失明；此患难之时，其四十多岁的儿子又突然身患尿毒症，让这个家庭陷入了灭顶之灾。

如今社会，老人自杀已不是个别案例，而是社会普遍性的问题。据201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主持人刘燕舞，近6年来在湖北、山东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进行调查，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没人赡养，生存困难，二是为摆脱疾病痛苦。

除了老人自杀之外，中国农村及边远地区的民众生活越来越难，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比如前几个月甘肃康乐县杨改兰一家六口灭绝事件。

这些不断出现的悲剧，反映出底层贫穷民众的绝望。当他们因各种原因而陷入困境时，国家却没有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及时救济他们，以致他们失去了中共大肆宣扬的最基本人权——生存权。

中国当局面对国际上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时，总是以“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为自己辩护，并自夸“养活了13亿人口、消灭了几千万贫困人口”，“中国人权取得了巨大进步”等等。可是着眼于中国现实，许多地区，大批民众连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

根据今年10月中国当局公布的资料，按照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目前还有大约5575万贫困人口；而年收入在2300元以上的，则不算贫困人口。2300元在中国是什么概念呢？目前中国的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是120-150元；北京的房价每平米近6万元；深圳市卫计委公布，2015年平均每次看病的门诊费为213元……不要说是贫困人家，中国农民有病普遍是“硬扛”。虽说城乡居民有医保保障，但高昂的医疗费用仍然使很多人看不起病，而且一旦遇到大病就能花掉大半生的积蓄，这还算是有医保的。

中国政府说是建立“全民保障体系”，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但这仅是在纸面上，而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言则是：“幼无所教”——5800万留守儿童；“老无所养”——农村60%的老人生计无保障；“贫无所助”——中国的贫困救助线为2300元，达到此标准，政府即不救助，而且政府的救助手续繁琐，加之官吏的贪腐及勒索，救助款被层层盘剥，到贫困者手中的寥寥无几。甘肃杨改兰全家灭绝的案例就是因为当地官吏拒绝给予其救济。

毛时代，百姓穷，还可以推脱说那时国家也穷。但是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为全球第一。有媒体统计，中国有亿万富豪64500人；中国的官员更是无官不贪，哪个不是有数处房产，个个富豪？据媒体披露，中国有省部级退休官员3740多人，每位享有220平米的住房，配有专职司机、警卫、医护人员，每年享有四次带家属高档旅游，每年的各种津贴112万。国级退休官员待遇更是了不得。

为收买官员，中国力保官员的高福利。但庞大官员集团的高福利从何而来？正是来于对民众利益的盘剥。中共的这种“劫贫济富”的制度，就是要巩固其政权，维护权贵阶级的利益。习近平高喊要顶层设计，但其顶层设计的核心是要确保中共统治和权贵利益，所谓“人民的利益”就是个口号、装饰。中共考虑的首先是权贵高官，然后是换取名声的“友好国家”——全世界“大撒币”动则上百亿，然后是公务员，然后是市民，最后是农民。

尽管习近平一再高喊“人民的利益”，但在腐败的极权体制下，底层民众的贫困不可能得到解救；反之，由于官员、权贵掠夺的越来越多、巩固政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外“撒货”的摊子越来越大、经济越来越下滑，中国民众的生活将越来越难，贫困人口将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将失去“生存权”，更多的底层民众将会走向暴力，因活不下去而自杀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不可避免。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5期  2016年10月28日—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