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强权不是答案 百年中国的政治迷途

一百多年前，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正式拉开帷幕。在上个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对可能到来的风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盘算截然不同。体制内的主政者，尽管万分的不情愿，还是在内外的重压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态。而体制外，且已经全面酝酿并着手革命了——终于，辛亥革命在一百多年前的今天爆发了。

关于当时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变革，大体有三种策划：

第一种策划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他们主张树立光绪新权威并对旧体制进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他们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们“休克”的，正是以光绪母辈慈禧为代表的垂帘派。

第二种是以洋务派大臣张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温和改革路线。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是这个思路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认为康梁的路线过于激进、过于极端，药力过猛，现行体制承受不了，一旦启动，反而搅了改革的好局。因此他们主张对现行体制进行循序渐进的和平演变，一切徐徐图之，边走边看，淡定以对。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慈禧，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预备立宪。

第三种是以孙文为代表的同盟会，他们断然拒绝任何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认为无论如何，满清执政党再也没有资格在中土继续统治下去，必须下台走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准备以暴力手段实现之。

上述三个策划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给中国找到了最好的出路。但问题是，这三条路后来没有一条真正改变中国。体制内激进变革派命运最惨，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宫式的革命，反而被体制内外所共同抛弃；体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来，爱新觉罗家族当然坚决不答应。头可断、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丢；体制内渐进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来化解改制，他们有个响亮的理由，中国不能乱。虽然满清政府腐朽不堪，怨声载道，但是他们还是声称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们。最终，溥仪终于要面对他和他家族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民国虽然驱逐了鞑虏，但是清王朝的梦魇仍然继续纠缠着国民党人，他们既要面对内忧又要面对外患，在中国大陆苦苦支撑了三十多年之后，不得不一走台湾了之。因此，面对百年前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得继续思考，而且思路也没有超出上面的三种。

平心而论，上面三种救国方案中，第二种思路听起来最为稳当，最为可取，因为它造成的震荡可能最小，因而代价也最小。如果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大一 统君主专制能够做到软着陆，实现平顺转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然而，接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路却同样也走不通？

因为要走通这条路，有前提条件需要满足。王朝统治者要真心让权，官员不能继续腐败，民众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如果王朝统治者让革命党人看出预 备立宪只是缓兵之计，那么革命党人肯定不会罢休。如果革命党人认定清王朝即将垮塌，他们肯定不愿意加入体制内接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车驶向废车解体厂？ 如果满清政府不能制止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官员金盆洗手，而是放纵他们争抢最后一道菜，那么，民众就不可能有耐心。因此，好心的体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渐进改革 所最需要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饭。这种改革需要一个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众的一举一动，必须像广播体操一样配合统治者的 意图。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国家才好治理；只要这样，国家一定能治理好。然而，民众早就没有耐心了，不愿意再做“广播体操”了。为了获得推进改革所必须 的共识，政府必须要得到民众的信任，然而，他们早就失信于民了。这样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进一步的悖论是，没有压力，当局不 会被触动；一旦有压力，当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来，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然 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不是中国人不要这样的强权，而是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实在支撑不去了。它们实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经撑到 极限了。这一事实是所谓认可第二种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对的。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满清政府答应预备立宪，一百多年后中国人期盼预备政改。一百多年前，中国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这两项大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蹒 跚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爱新觉罗家族亡了，国民党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来，下面这些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却一直拒绝离开：是安定，还是动乱？是体制内，还 是体制外？是激进，还是渐进？是改革，还是改制？是问题，还是主义？是普世，还是国情？是专政，还是限政？这些是未来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问及中国问题之解的时候，许多朋友都回答我：强权就是答案，中国不可一日无强权。然而，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

（据微信公号：宁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