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国珍：如果我失去自由——记忆中的丁家喜

2013年4月13日肖国珍律师为丁家喜拍摄的照片

（一）

得到家喜被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

4月17日晚，一如平时，我打开邮箱。

“如果我失去自由”，赫然跳出来这么一行字——是常青的邮件。预计到危险、有无数次被抓经验的他，匆忙之下，寥寥数语，对几位朋友托付他9个月大的幼子。

我立即跟常青联系，未果。

很自然地，我给家喜打电话，没有人接。再打，还是没有人接——后来从家喜夫人处得知，这是家喜被带走前“收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警察正在抄家。家喜要接我的电话，被警察强行挂断了。

对家喜、常青的抓捕，是同时进行的；次日，他俩被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会”。

得知他俩被刑拘的那一刻，我几乎休克。震惊、愤怒、悲伤与绝望压倒了我，我无法呼吸。每一次想象他们被带走的情景，我就心如刀绞。

无法平静，无法沉默。

与以往不同的是，下笔很快的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写不出一个字。

渐渐地，我才明白了原因——我需要时间修复这伤痛；更重要的是，与家喜、常青多年相处，亲密胜过弟兄姐妹，默契有如水乳交融，我们的生命如血肉相连以至无法分清彼此。我们太近了，我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写出更为完整的他们。

（二）

与家喜的第一次见面，是一次小范围的公民聚餐。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常青、志永等朋友。餐毕，我与志永、家喜一起乘地铁，讨论一直持续到下车相别。家喜给我的印象：平和、理性、思维清晰、理念坚定。我们一见如故。

后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他富有亲和力，与他交往，如沐春风；他富有行动力，于无声处，行必有效。

家喜做了大量公民社会建设的工作。他积极传播宪政理念、推广公民符号的使用，得到全国各地公民的响应。公民符号包括网络公民头像签名、公民徽章、公民雨伞等，公民们以此获得身份认同。一时间，网上盛传公民头像签名；线下人们常佩公民徽章；蓝色的公民雨伞，带着“自由、公义、爱”，如花朵般开放在大地上。

我们经常参与公民聚餐。由最初小范围的朋友聚餐，自然自发地发展到全国各地约30个城市的公民同时聚餐。

家喜为别人遭受的不平而呼吁、维权，不遗余力。去年，因我力荐，他与彭剑律师，不以数千里为遐，远赴青海，为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往的良心犯刘本琦提供法律帮助，虽为有司所阻，他对本琦的关注，直至他失去自由亦未稍停。他关心和帮助过的人，我无法计数。

自去年起，家喜呼吁官员公布财产，据统计，到他被捕时，已征集到签名八千余人；陆续有袁冬等公民上街拉横幅与之呼应，并因此被抓，引发海内外关注。

于是，家喜被警察问话、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成了家常便饭。有的时段，就连工作、吃饭、打球、逛公园，也是由警察全程贴身跟踪。

一次，参加鲍彤、康国雄、杜光等民主老人为主体的聚餐时，遇上家喜。他对我说：“国保已给我打电话，估计我马上会被控制、晚上无法参加聚餐。” （那时候，鲍老们的聚餐是每月末周六中午，而人们通称的“公民聚餐”是同日晚上；后来，鲍老等为了不致在时间上冲突，就改到了周日中午——此乃后话。）我说：“若我没被控制，我来主持好了，你不必担心。”家喜比我先“退场”，未几，我收到他的短信：“果如所料，劳你费心。”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出门就被强行限制人身自由。

就我所知的家喜所为之事，多对国家、对社会有益，而无一违法之言行。不必多写，因为已有多位朋友的文字，记述了他的事迹；不宜多写，因为我的文字，极可能成为有司加之于罪的证据，正如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里的证据，居然多源于刘晓波挚友们“证言”之被断章取义。呜呼，我情何以堪！我复能何言！

（三）

家喜总是幽默的。他提倡我们要做快乐的公民，虽然常有压力甚至极大风险。

有一次，他发邮件给我们几位朋友，大意是：近来我得四位国保二十四小时的保护，大家快努力呀，争取我的高规格待遇。

国保曾提醒他，当心他的律师执照过不了年检，他乐呵呵地说：“没有问题啊，我去扫大街也会扫得很好、很开心的啊”。

国保又威胁说要取消律所租约，让家喜所在的律所无处运营（家喜是律所负责人；略知中国国情者都能知道，国保是有这个“本事”的），家喜说：“好啊，解除吧，我正嫌房租太高呢。”

国保多次抄走他的电脑等物，事后家喜说：“没有问题，所有文件，全可以给他们看，正好让他们认识一下公民社会。我还问他们，‘我有公民通讯录，你们要吗？’”

家喜还说，有一次，一国保悄悄问他：“他们什么时候倒？”

说这些故事时，家喜哈哈大笑。幽默造成的轻松气氛，缓解和消除了人们的恐惧与紧张。几乎每次，无论与他电话还是当面交流，我常因他的话，而忍不住盈盈笑意。

（四）

家喜待人，如春风拂面，又如水趋下，润物无声。他是及时雨，济世且救人。朋友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首先就会想到找他。

去年12月28日，我记忆中数年来北京最大的一场雪。当时我临时有事，无法去学校接孩子，不假思索就找家喜帮忙。与以往一样，他立即答应了。待我到北航他的家里去接孩子时，孩子与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得正开心，而他贤慧温良的妻子，在微笑着照顾她们。后来家喜笑道：“我呀，照顾别人的老人，照顾别人的老婆，现在还给你照顾孩子，算是全啦。”我笑道：“是吗？‘他们’是谁啊？”经家喜详述，我才想起来，其中有一次他还联系过我，问我是否方便安顿一位同道的夫人。

每次坐他的车，他都会把我送到家，虽我请求可在途中把我放下、让我自己解决，他也一定送我，总说“顺路顺路”。礼数不周的我，却从未邀请他上楼喝口水。

他仗义疏财，遇到有困难的朋友，他掏钱接济，从无犹疑。

他是真正的“仁者爱人”，哪怕是对经常打扰他的国保，他也保持温雅与礼貌。

（五）

最近一次见到家喜，是在4月中旬。

4月11日上午，我接到艾晓明老师的电话，她说已与家喜约好，原计划周六带一些光盘来北京，与大家分享，但临时被警察约谈，只好要我的住址，以便把光盘寄给我。我当即给家喜发了短信：“艾老师来不了了。”

4月13日，我带着艾老师寄来的光盘，来到柏彦大厦。

参与分享者，有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杨子立等。

我们谈到：在中国大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破产。作为公民，我们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新闻不应只是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而应当为大众服务。因此，有必要兴起公民新闻学，兴起草根媒体。我们应当把个人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

讨论的当前现实问题有：西单 “四君子”事件、李蔚失踪案、齐月英失踪案、马三家劳教、小安妮事件。

家喜说，作为公民，我们一定要HAPPY，打公示财产的横幅也要发自内心地笑容满面，以至于旁观者会说：“他们怎么这么快乐？是不是官方安排的？”

家喜还陈述了齐月英被迫害的情况，谈到齐月英的应对时，家喜说：“我理解齐月英的做法。杨佳的行为，我不鼓励，事后我理解；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我鼓励，因为这是表达自由。”他对齐月英的状况，非常忧虑，第二天在网上发布了《寻找齐月英》一文。

家喜还表示，如我出事，他可以为我照顾孩子。

另一个议题是，我们各自“领养” “项目”来做，如，询问有司以下问题（总之，依法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中国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的计算依据是什么？

社保，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么支出的？

计划生育抚养费，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么支出的？

中共党员吃财政饭的有多少、每年支出多少？怎么支出的？

全国高速公路收费情况？我所在的行政区的情况，及何时停止收费？

成品油价格的定价公式、计算依据？

聚会开始时，我说，吸取以前的经验与教训，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以免有人被抓而无法公布照片——后来网上第一时间公布的永红、含会、常青、家喜四人的照片，就是我在此次聚会拍的。何其不幸，他们随后就失去了自由；何其幸运，在最后的关头，我为他们拍下了照片——家喜一手托腮，脸带微笑。

他当时一定没想到：危险已近在眼前。

我自己也没想到：一语成谶。

紧接着的四天之内（14日到17日），永红、含会、常青、家喜相继被抓捕。

（六）

后来听说，在看守所里，家喜谈笑自若，给警察“普法”；再后来，看到了他在里面的照片——铁窗后的他，着囚衣，戴手铐，笑容灿烂一如平时，我见之，泪如雨下，无法自已。
家喜在看守所的照片

家喜非常低调，他的善言善行，常不为公众所知；而直接接触他的人，则很难不认同他。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在这个歌功颂德的应声虫被“评”为 “民族脊梁”的国度，我的目光穿过汹涌的人潮，而锁定在家喜等师友身上：如家喜者，方为真正的民族脊梁。

贫贱不移——他通过奋斗，从湖北山区来到首都北京，成就了世俗的成功；

富贵不淫——他弃个人幸福于不顾，而追求国人共同的福祉；

威武不屈——他直面强权铸就的牢笼而不易其志。

据说他被频频提审，密度罕见，可见当局对他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家喜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七）

刘卫国律师，我和家喜的好友，于第一时间，发起组建丁家喜后援律师团，倡议书说：家喜“弃闲适而急公义，舍己自身而涉汤蹈，实律界楷模吾等榜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一百余名律师群起响应、迅速集结，以我之孤陋寡闻，该律师团人数堪为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之最，足见家喜在律界的声望，亦为律师们抱团取暖之指向标。

有外地律师对我说，愿来北京“救”家喜。

据报道，全国各地，多位公民冒着众所皆知的风险，上街举牌，要求释放家喜；其中江西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十人被抓，多人被刑拘。

海内外对家喜的声援不断。

与彭剑律师见面，彭律师痛心疾首：“我心里非常愧疚……老丁接替其他律师做法律援助协调工作。他做得多，做得好，进去了；他若不做协调工作，应该不大可能这样……”

有一次，江天勇律师与我接受采访，记者问：“作为维权律师，你们会不会因为受打压而放弃？”天勇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日益证明，不是我错了，而是——这一切应当改变。哪怕只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考虑退出。”我有理由相信，家喜也是这么想的。他不会退出。

最近一次被“喝茶”时，我对警察说：“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就是对全体国人的打压，因为，没有人能肯定自己不需要律师的帮助，包括在座的你们——你们每一位，无一例外。”

（八）

一位资深维权律师说，他忘不了家喜对他讲过的两段话：

“如果没有律师办这没钱赚、差旅条件艰苦的法律援助案件，就让我来吧。

“我无意于仕途。将来有一天，可以自由选举的时候，自然有的是人参选。上台竞选的是能言善辩、擅长演说的人，而我将做逍遥的寓公。我们不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和专制者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大家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下一代争得一个公平的环境。”

我也常常想起，去年与家喜的一席谈。他对我说：“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几年前，你在哪？现在不是站出来了吗？一年前，我又在哪？现在不也站出来了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肖律。公民社会是一定能成长起来的。”

还常想起家喜夫人对我说的话：“他想唤醒别人，结果，别人把他当异端关起来了。如果家喜有罪，那么，所有人都有罪。家喜每天面对的是被他们问话，我倒想反过来问他们：‘请问，你怎么看？你们凭什么要抓家喜？’”

是的，我也想问他们：你们凭什么要抓家喜？

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