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信仰改变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专访冉云飞

记者按:冉云飞,著名作家。出版过《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手抄本的流亡》、《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书。现为专栏撰稿,供职于某杂志。

人称“冉匪”,长期关注公共事务,著名公知分子。2015年10月31日,决志信主,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基督徒。

成都八月的一个晚上,我约冉老采访,试图探究基督信仰在“匪气”与“学者气”并存的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冉云飞

“信仰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Q:台湾历经殖民、光复、二二八事件、国民党迁台、金门炮战、两蒋病故、美丽岛事件、汪辜会谈等风云大事,历史变迁,浮沉起落,但在这些标志性大事的背后,其实牵动的是一个个微末的个体,我曾经读到一些讲眷村的老兵的故事,他们的凄凉晚景让我涕泗横流。您读过不少有关台湾的书籍,也许是《岁月台湾》式的历史大脉络的书写,也许是以个人史来书写家国史的以微写着,这两种书写方式,哪种更能打动您?

A:大脉络和个人家史间最重要的差别是,第一,材料是否真实;第二,论证过程中是否有很好的证据链,任何一个东西必须有好的证据链。同样,写个人的家史,要看其感情是否真实。有些感情并不真实,很可能是编造的,而编造的是无法感动人的。

认识台湾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将1945至1949年的历史当作内战来看。既不是解放战争,也不是剿匪抗乱,是内战,是兄弟残杀,是两党都必须向我们民众忏悔、反思的一段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向我们反思过、道歉过),国民党现在也只在“二二八”这样大的事件上道歉,它对大陆民众所犯的罪行一直都没有出来承认并道过歉。至少在我看到的书中,没有一个作者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向我们民众道歉。

1945至1949年是兄弟残杀,是一个内战,必须基于这个视角来认识那场战争。同样的,也需要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来认识眷村里的荣民,否则就会认识不清楚。他为什么让你感动?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人让你感动。在近现代史上,两个党谁犯的罪更大,明白人当然知道,但都犯有过错乃至罪,这是毋庸否认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你来认识,才会认识得很清楚,否则就不会有很深刻的认知。

Q:前一个问题里也提到过,历史大脉络背后其实牵动的是一个个微末的个体,我常常有种感觉,每个个体不过都是历史与时代裹挟下的蝼蚁罢了,您读过这么多历史,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您信教前后所秉持的是怎样的史观,有发生转变吗?

A:当然有变化。如果你不信仰一个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不信仰上帝,你就没有盼望,你的内心就会很孤独,就会怨恨别人。如果你没信仰,那么中国文化的势利与成王败寇就是你的标配。你没有未来的盼望,你没有对永生的盼望。那么你就会想在现世生活中去打倒谁,把一个人踩在脚下,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去战胜乃至消灭一个人。在考分上去超过一个人,在职位上比别人更高,工资比别人更多。在这些事情中来获得一种生存的意义,为此你会不惜一切手段。因为你没有永生的盼望,那你就会想在现实中看上去如何风光。在单位里,学校里,不然你难以想象,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去告密,来获取一种存在感。没有永生的盼望,他想要马上不惜一切手段的来个现实兑现。入党也是,比如你们学生中有些人觉得将来找工作,入党比较好。他信这个党吗?不信。

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包括苦毒,仇恨,都是中国人的标配,因为中国人大多没有真正信仰。中国人大多没有真正的信仰,却喜欢造神,这是为什么呢?比如一个人,只要他官位稍高一点,就有不少人去巴结他,甚至神化他,如最高领导毛泽东神化得一塌湖涂。

按《圣经》来讲,你造偶像拜偶像受多种惩罚乃至进地狱,都是应该得的诸种惩罚。中国人崇拜偶像这么多年,那么你受这么多苦,难道不是你配得的吗?《圣经》说,除了上帝,我们都不应该拜任何偶像。中国人现在生养众多,文化也没有断绝,那是上帝在公义之外,还有祂的恩典与怜悯。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苦,却不想是自己所犯下诸种拜偶像的罪行,所当得的惩罚。反而觉得上帝不存在,但祂是存在的。

中国人乐于被仇恨捆绑,官方也很喜欢灌输仇恨教育,因为这样可以实现官方利益最大化。党主张阶级斗争,划分三六九等。中国人没有造物主的概念,阶级等级森严,上一等级便看不起下一等级的人。如果你不承认所有人都是受造物,那么你就只好接受那种无处不在,甚至是浸淫在文化基因里的不平等。基于此,我在看中国历史时,对很多历史人物都不会高看。比如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在我看来比较扯淡,都是自我称义。他做不到,没有任何一个儒家做到了,弄个口号在那里自欺欺人罢了。

信仰改变了我对历史、道德、哲学、艺术、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如果你信仰基督教,对这些的看法都没有改变,那你就可能是小信,或者说你有可能没有在所有事情从上帝掌管万事万物的角度去观察。没有信仰时,你看历史,就是为了抓住现在的利益,只相信成王败寇。不管那胜利是多么肮脏,你依然认为那就是胜利,相信这种历史哲学。

成王败寇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除了这个外,他们什么都不相信,因为不相信有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要做坏事要享受就赶紧。

世界上有两种知识,第一种是启示,像《圣经》。第二种是猜,或较好的说法是论证。没有一个绝对真理,所以就得猜。中国人基本都是相对主义者,基督教说人都是全然败坏的,中国人很难相信。我只是坏了一点点,哪有全然败坏呢?但坏一点就是坏全部!就像一滴墨水滴进茶里,那个茶还能继续喝吗?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

台湾四百年:身份始终在漂移

Q:一百多年的两岸隔绝,五十多年的台海对峙,这些年两岸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存在,但台湾不是只有简单的统独两个符号,也不是只有简单的蓝绿两种色彩,事实上,在台湾内部也面临着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这样的族群问题,但普通人可能对台湾的历史已经相当陌生,更遑论台湾此一面向,以您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视角,能不能谈一下台湾族群撕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A:第一句话,台湾这四百年来,身份都是漂移的。真正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历史,台湾就是这四百年。谈台湾的历史不谈全球化,你根本无法谈台湾。不谈1492年的大航海,不谈古登堡印刷术,不谈新教改革,不谈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你无法谈台湾。

1683年康熙派施琅打败了郑成功,台湾归入中国版图。但康熙朝中,很多人都主张放弃台湾。台湾的身份是漂移的,复杂的,是被抛弃的。

1624年,荷兰为什么能攻占台湾?因为他打厦门,漳州的时候,明朝的官员跟他们说,那边有个岛,你去打。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很糟糕,其实现在也没好多少。1683年清朝打下台湾后,怕台湾反清的基地,禁止大陆人偷渡,他们甚至想放弃台湾。

施琅在《台湾存留利弊书》里主张把台湾留下来,所以台湾才留到1895年被日本占领,然后被割让。被割让的时候,除了很短时期的官方抵抗外,中国官方连私下鼓动大陆人帮助台湾反抗日本的举动都很少有过,却在过后不少人装得像很关心台湾似的,大尾巴狼也不是这么装的吧。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接受台湾。国民党却因国共内战中一败涂地,只好退守台湾,因此把台湾戒严了三十八年。这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又在前几方面的基础上,再一次出现撕裂与错位。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台湾本地精英及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不少冲突,使得台湾社会转型后,这些问题留存至今。现在国民党的统治成为政党轮替的一部分,本省与省藉的族群冲突在逐渐降低。但却挡不住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的共产党,利用民族主义,要强硬统一。但是有几个中国大陆的人能深切体认台湾人这四百年身份的漂移?所带来的族群认同的困扰,何况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现实落差。对台湾身份认同的差异、漂移和撕裂,不从这些角度深切体察,你如何与别人谈论?谈论了别人如何能心悦诚服?

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家庭,社区,阶层,都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台湾很特殊,它一直被抛弃,甚至日本都因为管理它很困难而曾经想把它卖了。不站在台湾的角度看问题,不注重那些人真正的利益(不是宣传者表面说的那些所谓利益),台湾是很难亲近你的。

Q:引申开来,其实香港这些年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本土派更强调香港的本土意味,弱化和大陆的社群联系,甚至在大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差异很大,但您能不能以“漩涡旁的人”这个视角来谈谈这些问题。

A:刚好我今天上午在家里读一本书,叫《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读到著名改良知识分子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后被通缉,被通缉之后在香港协助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在香港住了六年,闲余时经常去香港的郊野公园和街市、法庭,那是1864年的时候。他写过文章,惊讶于英国殖民地政府把香港治理得如此之好,说清朝要弃掉的荒岛竟然变成了这样。同一个地方,你对比一下英国和大陆对它的治理,就会明白问题之所在了。

香港和台湾一个巨大的不同是,香港没有像台湾一样,有一个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权主体在那里与大陆政权对立着统治过,而且至今还独立统治着。而香港要么是英国统治,要么是中国统治,不存在一个至今不被中国大陆实际统治的政权实体存在——政权实体就是有自己的军队、外交等政府运营型态,你或许不承认,但它就是实际存在着——但香港要被认为是一个政权主体有很大的难度(不管港人自治的真假,但军队、外交等当然是大陆掌控的),这是它和台湾巨大的不同。“港独”作为被官方高压所逼而制造出来的“物种”,要想在香港获得生存空间,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点是文化的认同,国民党统治台湾几十年之后,台湾人说普通话(国语)的能力是很强的,台湾的很多人对大陆有认同来自于文化,绝不来自于政治。

台湾现在的统派百分之八九十是文化意义上的统派,政治上的统派十分少。香港人的英文程度很高,再加上粤语这个区域性文化很强劲的自我保护作用,使得香港对大陆的文化认同度未必有台湾高。香港要在文化上完全大陆化有一定难度,至少需要时间,也需要强制(上课用普通话,教材中装进用民族主义包裹着的粗暴的爱国乃至爱党主义),才见效果(效果的价值判断暂不考虑)。

香港是直接由殖民地政府转移过来的,不具备政权主体的实在性。香港的本土化,香港的焦虑是香港年轻人找不到退路才这样做的,年轻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式,所以采取了更激进的方式,但这种激进也许只是姿态上的。香港也没有军队和外交,作为国家(政权)主体被认同是很难的,这和台湾有巨大的不同。

决志的一瞬就如悬崖一跃,灵魂出窍

Q:冉老师谈一谈您的妻子和女儿吧,听闻您之前是个挺大男子主义的人,信教之后似乎改变了很多?

A:这当然改变了很多,因为认识到了自身的罪。我读书比一般人多,记忆力比一般人好,判断力也许要好一些。出过一些著述,以前自认为还不错。但是信了基督教之后我就会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所读所著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家庭当中,应该去爱妻子,爱孩子。以前按儒家这块我做得也不比别人差,我并不是自己做得比别人差之后才信基督教,是我认识到人的全然败坏后才信。

使徒保罗说,我也是犹太人,他这话意思是他守条规也是很好的,但他相信了那被钉上十字上的耶稣后,依然承认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中国人,按儒家的标准,我也算是坚守得比较好的了。少数诚实的儒家会承认自己的不足,但你要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且是全然败坏的罪人,那他是不干的。我信基督教是认识到自己的全然败坏(是人都全然败坏,差别只在你承认与否),简言之,全然败坏就是摩西十戒,没有任何人能守得住。摩西十戒是律法,不只是法律,它是带着灵命的。上帝深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守住律法,其颁布出来既彰显人无可推诿的罪,也有把人保护起来,让其少犯错误的爱。

律法是显示出人的罪,比如说不可杀人。什么叫杀人?我就是在杀人这件事上彻底破碎了自己。对杀人的理解不是拿刀子杀人。我没骂过我女儿,连重的吼都没有,但我内心里对她有怨恨。《圣经》说怨恨人就是在杀人,那我就不知道对我老婆、孩子杀了多少遍了,那我不是全然败坏的人还是什么呢?从世俗意义讲我算是一个好人,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是罪人,而《圣经》是笼罩一切的全备而平衡的福音,既然它说你是罪人,那就连世俗上都不算是无亏的人。没有多少人能像我在受洗的那个采访上说得那样真诚(这也是因上帝的保守),连我太太都说我真是特能说真话,问我难道不看重自己的形象吗?我说自然看重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但更在乎的是向上帝面前的坦白。

世俗的勇敢与社会担当我比不少人做得好,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但我更是一个服膺真理的人(这也是因上帝怜悯之故),我真正认识到上帝以及《圣经》这绝对真理后,我当然就信这个了。我信就是真信,我可能有软弱,但我会为这件事情忏悔,也为自己祷告,求上帝保守。信仰对人是很大的考验。譬如说谎,《圣经》对此要求很高。原来我们很多男人出去之后都会假装自己没有结婚,我也是不愿意带太太出门,但我现在巴不得有空就带太太出来,随时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

我信主并不是脑子坏了,牛顿也信了,我这不是攀比他,而是说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不反智的。写《忏悔录》的奥古斯丁,以前荒淫无度,她母亲为他祷告了九年他才翻转信主。我没信主之前我也和不少朋友一样心神不安想移民,但现在信主之后就没这个想法了,因为上帝的掌管无所不在。这并不是说我在具体事情上不再有怯懦,不再犯错。而是说确实有了平安喜乐,上帝掌管一切,要相信祂的大能。

举个简单的例子,1900至2000年中国爆发那么多战争、瘟疫、死难,但基督教这一百年来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六。众所周知,1949至1979年三十年多么严苛的管制,但基督教不像别的事物一样,完全灭绝了,信徒人数依然有增长,这都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这数据或许因样本不同,会有差异,但逼迫却反而使信徒人数增长,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神迹。

Q:但是有人认为信教正是用来逃避现实的这些苦难的。

A:你觉得我是逃避现实的人吗?我的社会担当也不会比多少人差吧?来我家查经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或许有一天你被有司调查也是有可能的。信基督教不是要逃避,基督教是一个受逼迫的信仰。基督教两千多年来一直伴随着逼迫,如果你不懂得逼迫就无法理解基督教为何物。

佛教叫你避让,基督教告诉你会有平安喜乐,同时也会有逼迫。逼迫和平安喜乐之间并不矛盾。《圣经》最重要的,第一它是全备无误的,第二它是平衡的。什么叫平衡?譬如说夫妻不小心吵架(信了主依然是罪人,不可能完全不吵架),妻子引《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丈夫马上会说你要顺服丈夫。这两条都是对的,看上去冲突,但其实是全备而平衡的。你不要线性地看待《圣经》,《圣经》是经得起任何逻辑验证的。其实人的有限性及罪性,是远远不足以完全理解《圣经》的,所以人的理性没办法完全论证《圣经》。

Q:我了解到您家里开了一个查经班,也常常有朋友来家中查经,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什么人对您影响很大?

A:在现实生活中,信仰上直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王怡牧师,他也是一开始尼哥底姆查经班的带领者之一,但主要是李英强弟兄在带,他们都是好牧者。有意思的故事我说不上,因为我们精力的重心在《圣经》上去了。感谢神的带领,各地路过成都的人中,都会有人来我家查经。我发现,一个人何时信主是难以确定的。就像我,是去年十月三十一号信主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在那天信主。那天英强弟兄讲完之后,大家分享轮到我时,我从书堆里站起来,决志信主了。

Q:是什么东西激发了您?

A:这样短暂的时刻,就像悬崖一跃,有灵魂出窍的感觉(更多更具体的论述,详见丁书奇弟兄对我的专访《感谢神让我看到自己的光景》,以及我的信主分享《一个不肯对自己绝望的人》,大家可以网搜)。很多人在这样短暂的时刻是难以说清的。某种意义上讲,信仰是理性无法掌管的领域。理性掌管的是什么呢?理性的上限是信仰,理性的下限是常识,常识以下是迷信。信仰不是完全可以用理性来测度的。

转自:英仙流

本文发布在 公民人物, 公民评论.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