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54年的民主运动领袖胡石根，曾因策划组党与纪念“六四”系狱16年多，2008年出狱后，他以民间基督教会长老的身份，低调但至关重要地活跃于民间抗争运动，常被尊称为“胡长老”。可惜的是，由于胡石根着意低调，直到去年7月10被抓，甚至到今年8月他作为“709案”核心人物被“公开审判”时，外界对他2008年出狱后的工作和思想都所知甚少。
在采写“709案”周年报道期间，我采访到与出狱后的胡石根有深交，且在“709案“中受胡石根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李柏光，通过他的讲述，我们或可得知胡石根“709”被抓前情况之一二。
胡石根出狱后是如何接触并投身民间基督教会？
李柏光：胡石根2008年释放以后，受邀参加我们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契活动，他也会去XXX的教会（北京一个知名的异议色彩民间教会）。当时他还没信基督教，我也有给他传福音，跟他说信仰如何能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激发一种追求自由的动力，信仰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良心底线，信仰作为法律和民主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等等。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交流，关于中国民主化的策略、道路、方法，交流特别多。
他在2010年由北京的一个老牧师施洗为基督徒，一开始在XXX的教会，2012年胡石根建立了自己的教会，把维权律师、各地民运人士、草根阶层中有强大行动能力的人都聚集在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做得很成功，到2015年被抓前，他们有三四个常用的聚会地点，总共有上百人吧。
教会天然具有组织性，尤其是基督教，因为有定期团契，又有信徒奉献作为物质基础，而且提倡行动能力。有社会关怀的人很容易看到基督教会的这种特质，把它作为平台来推进民主法治。大家聚集在教会就会有很强大的力量，这是让当局最害怕的。
胡石根为何在“709案”被抓并最终成为案首？
李柏光：当局看到了维权律师和民间中坚分子结合产生的威胁，律师有合法身份介入各种事件，教会又提供了各界联合的平台，像范木根案就很典型。我觉得“709”前在各地的动作有点操之过急，过早暴露了这种结合的实力，比如说庆安案。当局意识到再不打击就会形成示范效应。
胡石根看上去没有周世锋和屠夫活跃，但他是“709”被抓的人中最具有领袖意识和思想的，他具有战略头脑和全局观，律师有时过分专业化，跟胡石根这种政治家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还有广泛的聚集能力。胡石根因为之前被抓的经验，他已经更加尽量低调，像蚂蚁一样，但中共还是会盯着他这样的人。
现在胡石根确实是这个案子的第一号，逮捕通知书排第一、关在第一看守所、案件归天津市检察院管，其他人都是二分院。
胡石根被抓前后的状况如何？
李柏光：他本来2014年计划要去美国读神学一年，这一年也到美国和欧洲各个国家的议会交流访问，看看他们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是怎么运转，也增加一些神学知识，但没想到美国那边的牧师刚给他联系好，他就出事了。那是2014年5月，他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被拘留一个月，在里面警察向他施压，让他不要做事情，他那一年就没做什么事，但有教会的平台，就还是会跟各种阶层接触。
胡石根应该是在7月10日周五去教会讲经的路上失踪的，那时候大家就怀疑他被抓了，因为知道周世锋他们被抓了。到周日聚会胡长老又没来，就确定他被抓了。但一开始我想可能三五天就出来了，没有想到跟周世锋他们会整成一个案子。
后来他一直没有放出来，我们才开始联系他的家人去报失踪。胡石根的弟弟本来是在北京，他坐牢时都是这个弟弟去看他，他出狱后弟弟陪他住了一段时间。胡石根的家人都希望他回南昌，就算不工作养着他也没问题，但胡石根不同意，他说他的事业在北京。胡石根的弟弟劝不动他就自己回南昌了。这次发生“709”，我想他的家人是有点怨气的，怨他不肯回家，60岁了还要搞这些事。
针对胡石根的“709”救援的情况如何？
李柏光：大家感到很无能为力。新的《刑事诉讼法》里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的规定，剥夺了律师的会见权，强迫失踪也用“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完全合法化了，它可以先“监居”你半年，半年后再进入程序，重新计算时间，它就很宽裕地做这些案件。而且其他即使是涉“国安”的案件，平时不让会见，送检察院之前起码会安排一次会见，“709”连这个都没有。还有说当事人自己在里面聘请了律师。这种政治案件操作是第一次遇见，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破解的方法。
司法当局是根据自己多年办这种案子的经验，为了自己能顺利推进案件，设置了这种剥夺当事人人权的法条，可以以法律的名义把律师的监督排除在外，就是专门为所有对政权有威胁的人量身定做的。
律师发挥空间很小的情况下，家属的发声会有一定帮助，虽然也很难改变上面定的结果，但可以提醒国际社会不要忘记这件事，让外界知道这些被抓的人做的是什么，显示她们没有放弃，阻止民间形成恐怖的氛围。但让家属出来是很难的，“709”也只有几个家属比较积极，这可能跟她们丈夫的律师工作有关系，会知道比较多类似的事，其他案件的家属就更难动员了。
后记：
做“709”周年报道时，我是以家属们的抗争为主要线索，因此很可惜没有进一步挖掘胡石根在被抓前的工作和思想。但仅从有限的信息，胡石根作为“终身职业革命家”的行事和抱负仍显露无疑。加上“审判”中公布的胡石根在“七味烧”餐厅的一席话，更印证了他的这一定位。
胡石根的种种行状，让我联想到另一名“职业革命家”唐荆陵，我的一位朋友曾参与有唐荆陵在场的同城饭醉，他对唐荆陵的表现记忆犹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饭局发言，其他人都一句带过或随便说几句近况想法，唐荆陵则有备而来，极有条理地阐述自己在推进的两项运动，并现场分发打印好的资料。我的朋友问了两个门外汉的问题，唐荆陵就抓住机会非常详细地解答。
唐荆陵的这个片段让我想到，胡石根在“七味烧”也是如此，有备而来、有论有策，意在团结和发展可以共同行动的伙伴，以庭审记录来看，甚至那场看似随意的聚餐也是他设置好的场合。
对于后来人，若他们要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项值得投身的事业。”那么像胡石根和唐荆陵这样的，把民主转型当作自己的终身使命、以专业精神为之谋划行动的先行者，或许身体力行给出了重要的答案，如果不是唯一的答案的话。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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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终身职业革命家胡石根在“709”前的二三事
生于1954年的民主运动领袖胡石根，曾因策划组党与纪念“六四”系狱16年多，2008年出狱后，他以民间基督教会长老的身份，低调但至关重要地活跃于民间抗争运动，常被尊称为“胡长老”。可惜的是，由于胡石根着意低调，直到去年7月10被抓，甚至到今年8月他作为“709案”核心人物被“公开审判”时，外界对他2008年出狱后的工作和思想都所知甚少。
在采写“709案”周年报道期间，我采访到与出狱后的胡石根有深交，且在“709案“中受胡石根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李柏光，通过他的讲述，我们或可得知胡石根“709”被抓前情况之一二。
胡石根出狱后是如何接触并投身民间基督教会？
李柏光：胡石根2008年释放以后，受邀参加我们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契活动，他也会去XXX的教会（北京一个知名的异议色彩民间教会）。当时他还没信基督教，我也有给他传福音，跟他说信仰如何能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激发一种追求自由的动力，信仰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良心底线，信仰作为法律和民主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等等。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交流，关于中国民主化的策略、道路、方法，交流特别多。
他在2010年由北京的一个老牧师施洗为基督徒，一开始在XXX的教会，2012年胡石根建立了自己的教会，把维权律师、各地民运人士、草根阶层中有强大行动能力的人都聚集在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做得很成功，到2015年被抓前，他们有三四个常用的聚会地点，总共有上百人吧。
教会天然具有组织性，尤其是基督教，因为有定期团契，又有信徒奉献作为物质基础，而且提倡行动能力。有社会关怀的人很容易看到基督教会的这种特质，把它作为平台来推进民主法治。大家聚集在教会就会有很强大的力量，这是让当局最害怕的。
胡石根为何在“709案”被抓并最终成为案首？
李柏光：当局看到了维权律师和民间中坚分子结合产生的威胁，律师有合法身份介入各种事件，教会又提供了各界联合的平台，像范木根案就很典型。我觉得“709”前在各地的动作有点操之过急，过早暴露了这种结合的实力，比如说庆安案。当局意识到再不打击就会形成示范效应。
胡石根看上去没有周世锋和屠夫活跃，但他是“709”被抓的人中最具有领袖意识和思想的，他具有战略头脑和全局观，律师有时过分专业化，跟胡石根这种政治家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还有广泛的聚集能力。胡石根因为之前被抓的经验，他已经更加尽量低调，像蚂蚁一样，但中共还是会盯着他这样的人。
现在胡石根确实是这个案子的第一号，逮捕通知书排第一、关在第一看守所、案件归天津市检察院管，其他人都是二分院。
胡石根被抓前后的状况如何？
李柏光：他本来2014年计划要去美国读神学一年，这一年也到美国和欧洲各个国家的议会交流访问，看看他们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是怎么运转，也增加一些神学知识，但没想到美国那边的牧师刚给他联系好，他就出事了。那是2014年5月，他因为参加“六四”研讨会被拘留一个月，在里面警察向他施压，让他不要做事情，他那一年就没做什么事，但有教会的平台，就还是会跟各种阶层接触。
胡石根应该是在7月10日周五去教会讲经的路上失踪的，那时候大家就怀疑他被抓了，因为知道周世锋他们被抓了。到周日聚会胡长老又没来，就确定他被抓了。但一开始我想可能三五天就出来了，没有想到跟周世锋他们会整成一个案子。
后来他一直没有放出来，我们才开始联系他的家人去报失踪。胡石根的弟弟本来是在北京，他坐牢时都是这个弟弟去看他，他出狱后弟弟陪他住了一段时间。胡石根的家人都希望他回南昌，就算不工作养着他也没问题，但胡石根不同意，他说他的事业在北京。胡石根的弟弟劝不动他就自己回南昌了。这次发生“709”，我想他的家人是有点怨气的，怨他不肯回家，60岁了还要搞这些事。
针对胡石根的“709”救援的情况如何？
李柏光：大家感到很无能为力。新的《刑事诉讼法》里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的规定，剥夺了律师的会见权，强迫失踪也用“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完全合法化了，它可以先“监居”你半年，半年后再进入程序，重新计算时间，它就很宽裕地做这些案件。而且其他即使是涉“国安”的案件，平时不让会见，送检察院之前起码会安排一次会见，“709”连这个都没有。还有说当事人自己在里面聘请了律师。这种政治案件操作是第一次遇见，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破解的方法。
司法当局是根据自己多年办这种案子的经验，为了自己能顺利推进案件，设置了这种剥夺当事人人权的法条，可以以法律的名义把律师的监督排除在外，就是专门为所有对政权有威胁的人量身定做的。
律师发挥空间很小的情况下，家属的发声会有一定帮助，虽然也很难改变上面定的结果，但可以提醒国际社会不要忘记这件事，让外界知道这些被抓的人做的是什么，显示她们没有放弃，阻止民间形成恐怖的氛围。但让家属出来是很难的，“709”也只有几个家属比较积极，这可能跟她们丈夫的律师工作有关系，会知道比较多类似的事，其他案件的家属就更难动员了。
后记：
做“709”周年报道时，我是以家属们的抗争为主要线索，因此很可惜没有进一步挖掘胡石根在被抓前的工作和思想。但仅从有限的信息，胡石根作为“终身职业革命家”的行事和抱负仍显露无疑。加上“审判”中公布的胡石根在“七味烧”餐厅的一席话，更印证了他的这一定位。
胡石根的种种行状，让我联想到另一名“职业革命家”唐荆陵，我的一位朋友曾参与有唐荆陵在场的同城饭醉，他对唐荆陵的表现记忆犹新：罗伯特议事规则的饭局发言，其他人都一句带过或随便说几句近况想法，唐荆陵则有备而来，极有条理地阐述自己在推进的两项运动，并现场分发打印好的资料。我的朋友问了两个门外汉的问题，唐荆陵就抓住机会非常详细地解答。
唐荆陵的这个片段让我想到，胡石根在“七味烧”也是如此，有备而来、有论有策，意在团结和发展可以共同行动的伙伴，以庭审记录来看，甚至那场看似随意的聚餐也是他设置好的场合。
对于后来人，若他们要找到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项值得投身的事业。”那么像胡石根和唐荆陵这样的，把民主转型当作自己的终身使命、以专业精神为之谋划行动的先行者，或许身体力行给出了重要的答案，如果不是唯一的答案的话。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