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我可能是从小就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争论，基本上在这方面提出的各种学说我多多少少都曾经了解过，而且都曾经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期倾向于相信它们，但最后都觉得它们当中存在着很多缺陷。照我最近这一时段的想法，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好像是存在于组织方面。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这个方面那个方面的东西，归根结底是要归究于，它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散沙化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一轮红太阳，十亿蓝蚂蚁”的结构，它极度缺少最上层和最下层之间的中间团体。如果用社会资本这种学说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社会资本高度匮乏的地方。
而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把它的秩序输出到全世界，就是因为早在近代以前，它的社会资本就极其丰富，它的社会中间层比东亚要厚得多，内部的小团体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要完善得多。而这些网络结构中间，毋庸置疑，教会是其中最核心、最深刻、最基础的部分。我们过去注意了太多那些知识分子搞的东西，其实只是水面上的泡沫，水底下最深刻的基础始终是教会。而西方背后输出的那些所有秩序，你只要顺着历史线索，追溯到足够远的话，最后总是跟基督教有关，即使不是直接出自于基督教的，至少也是[出自于]跟它有高度相关性的因素。
而中国方面呢，我不大确切知道“社会转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强烈的倾向于，现代知识分子所谈论的社会转型，恐怕是建立在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本身不能够作为有效的讨论范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近代以来，东西方开始接触的过程中间，彼此之间立刻就能够发现双方社会组织的强度是相去甚远的。西方社会组织的强度要大得多，在宗教方面尤其是这样。教会在传统的十七、十八世纪以前的东亚社会，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社会组织，这一点可能也就是造成东亚社会格外脆弱的主要原因。而近代以来教会的输入，我把这种事情称为秩序输入，跟它的人口之少是极其不成比例的。
如果你注意有很多民国史专家，我不知道他们注意没有，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上面，发挥格外重要作用的人物当中，基督徒所占的比例跟他们在当地人口所占的比例是极其不相称的。百分之几的极少数人口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好像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大半壁江山的样子。然后，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变局中间，情况突然被逆转过来，教会受到压迫，最终基本上被赶出中国或者是进入了地下，然后在这个时期，中国就又要经历一次高强度的社会沙漠化。用我自己创造的术语就是说，明清时代的东亚社会已经是高度散沙化了，除了高高在上的强大的皇权和官僚体系以外，社会上还能存在的组织，除了以血缘维持的宗族组织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了。在肆玖年以后，连这样的组织也被打破以后，基本上可以说是除了官方的组织以外，一切民间社会都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官方权力而没有民间权力这种可怕的状态。以后发生的所有灾难，归根结底都要归咎于这种可怕状态。
所谓转型，如果它还有什么意义，就是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重新积累一些可持续的社会资本。那么可持续的社会资本是从哪儿来呢？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教会，第二部分是非教会的NGO。在这两部分当中，你必须得比较一下它们的活力和耐力。这一点不是我根据理论上判断的，而是根据世界各国，包括东亚和中国，实际上各种非政府的民间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和耐压性来看：如果是在繁荣昌盛、一个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面的话，它们的活力和耐压性不是很容易区别的；但是如果处在一个高压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差别马上就显示出来了，教会显得非常强大而耐压，而没有宗教背景、纯属世俗的任何团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团体，即使它们在繁荣的时候显得非常强大，在困厄的时候却总是不堪一击，像泡沫一样迅速的碎裂了。
我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传播历史下过一番工夫，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十九世纪进步知识分子曾经认为教会是过时的东西，资本主义是比较好的，世俗人文主义搞的新教育是比较好的，但是真的到communism来的时候，那些被认为是先进的、有钱的人、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掌握有一切为世人所羡艳的东西的人，真的在布尔什维克面前就像鸡蛋一样脆弱，没有几年就化为乌有了；但是原本被很多有钱人和有知识的人瞧不起、认为是很土鳖很愚昧的教会，却是始终打不倒压不垮。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间，最强大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像波兰天主教会这样的力量。
而在韩国这样的威权主义政体当中，最有力的、最能保护社会的力量，仍然是它的教会。我原先想象不到，大多数人都会以为韩国本来是跟明清的中国社会结构比较接近的，是一个强大的儒家的宗族主义的社会，有一个专制国家和官僚体系，比起[明清社会是]差不多的，但是韩国民主化的过程和社会基督教化的过程，紧密的掺杂在一起。而福尔摩沙民主化的过程，福尔摩沙民族运动或独立运动兴起的过程，和福尔摩沙的长老会同样是有分不清的关系。我再追溯这条历史线索，也就可以发现，追溯到1945年以前，最初的传教士，马偕这些人在福尔摩沙登陆的时候，在大陆被斩断的这些种子在福尔摩沙发芽了。而在现在呢，等于是最近这几十年，社会环境稍微放宽了一点，可以说是社会资本有一定增加的倾向，而这些增加的社会组织当中，教会又好像是其中最迅速、最强大的组织。
直到2003年以前，我都没有太重视这些事情，但是只要我开始看到这些线索的话，我就没法避免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比如说中国企业家搞的那些慈善活动，或者是中国知识分子企图模仿捷克和东欧转型搞出来的那些活动，好像都很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即使是搞成了，也只有玩偶性质。真的能够建立成有效共同体，不仅能够自我维持、而且在高压状态下能够维持的团体，在我看来好像仍然是只有教会。这是我目前观察得到的印象。具体能不能够形成有效的解释，或者说对于大家谈论的所谓转型能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还不敢贸然下结论。
转自：诸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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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西方社会最核心、最深刻、最基础的部分恰恰就是教会
中西比较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我可能是从小就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争论，基本上在这方面提出的各种学说我多多少少都曾经了解过，而且都曾经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期倾向于相信它们，但最后都觉得它们当中存在着很多缺陷。照我最近这一时段的想法，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好像是存在于组织方面。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这个方面那个方面的东西，归根结底是要归究于，它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散沙化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一轮红太阳，十亿蓝蚂蚁”的结构，它极度缺少最上层和最下层之间的中间团体。如果用社会资本这种学说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社会资本高度匮乏的地方。
而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把它的秩序输出到全世界，就是因为早在近代以前，它的社会资本就极其丰富，它的社会中间层比东亚要厚得多，内部的小团体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要完善得多。而这些网络结构中间，毋庸置疑，教会是其中最核心、最深刻、最基础的部分。我们过去注意了太多那些知识分子搞的东西，其实只是水面上的泡沫，水底下最深刻的基础始终是教会。而西方背后输出的那些所有秩序，你只要顺着历史线索，追溯到足够远的话，最后总是跟基督教有关，即使不是直接出自于基督教的，至少也是[出自于]跟它有高度相关性的因素。
而中国方面呢，我不大确切知道“社会转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强烈的倾向于，现代知识分子所谈论的社会转型，恐怕是建立在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本身不能够作为有效的讨论范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近代以来，东西方开始接触的过程中间，彼此之间立刻就能够发现双方社会组织的强度是相去甚远的。西方社会组织的强度要大得多，在宗教方面尤其是这样。教会在传统的十七、十八世纪以前的东亚社会，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社会组织，这一点可能也就是造成东亚社会格外脆弱的主要原因。而近代以来教会的输入，我把这种事情称为秩序输入，跟它的人口之少是极其不成比例的。
如果你注意有很多民国史专家，我不知道他们注意没有，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上面，发挥格外重要作用的人物当中，基督徒所占的比例跟他们在当地人口所占的比例是极其不相称的。百分之几的极少数人口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好像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大半壁江山的样子。然后，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变局中间，情况突然被逆转过来，教会受到压迫，最终基本上被赶出中国或者是进入了地下，然后在这个时期，中国就又要经历一次高强度的社会沙漠化。用我自己创造的术语就是说，明清时代的东亚社会已经是高度散沙化了，除了高高在上的强大的皇权和官僚体系以外，社会上还能存在的组织，除了以血缘维持的宗族组织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了。在肆玖年以后，连这样的组织也被打破以后，基本上可以说是除了官方的组织以外，一切民间社会都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官方权力而没有民间权力这种可怕的状态。以后发生的所有灾难，归根结底都要归咎于这种可怕状态。
所谓转型，如果它还有什么意义，就是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重新积累一些可持续的社会资本。那么可持续的社会资本是从哪儿来呢？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教会，第二部分是非教会的NGO。在这两部分当中，你必须得比较一下它们的活力和耐力。这一点不是我根据理论上判断的，而是根据世界各国，包括东亚和中国，实际上各种非政府的民间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和耐压性来看：如果是在繁荣昌盛、一个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面的话，它们的活力和耐压性不是很容易区别的；但是如果处在一个高压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差别马上就显示出来了，教会显得非常强大而耐压，而没有宗教背景、纯属世俗的任何团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团体，即使它们在繁荣的时候显得非常强大，在困厄的时候却总是不堪一击，像泡沫一样迅速的碎裂了。
我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传播历史下过一番工夫，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十九世纪进步知识分子曾经认为教会是过时的东西，资本主义是比较好的，世俗人文主义搞的新教育是比较好的，但是真的到communism来的时候，那些被认为是先进的、有钱的人、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掌握有一切为世人所羡艳的东西的人，真的在布尔什维克面前就像鸡蛋一样脆弱，没有几年就化为乌有了；但是原本被很多有钱人和有知识的人瞧不起、认为是很土鳖很愚昧的教会，却是始终打不倒压不垮。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间，最强大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像波兰天主教会这样的力量。
而在韩国这样的威权主义政体当中，最有力的、最能保护社会的力量，仍然是它的教会。我原先想象不到，大多数人都会以为韩国本来是跟明清的中国社会结构比较接近的，是一个强大的儒家的宗族主义的社会，有一个专制国家和官僚体系，比起[明清社会是]差不多的，但是韩国民主化的过程和社会基督教化的过程，紧密的掺杂在一起。而福尔摩沙民主化的过程，福尔摩沙民族运动或独立运动兴起的过程，和福尔摩沙的长老会同样是有分不清的关系。我再追溯这条历史线索，也就可以发现，追溯到1945年以前，最初的传教士，马偕这些人在福尔摩沙登陆的时候，在大陆被斩断的这些种子在福尔摩沙发芽了。而在现在呢，等于是最近这几十年，社会环境稍微放宽了一点，可以说是社会资本有一定增加的倾向，而这些增加的社会组织当中，教会又好像是其中最迅速、最强大的组织。
直到2003年以前，我都没有太重视这些事情，但是只要我开始看到这些线索的话，我就没法避免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比如说中国企业家搞的那些慈善活动，或者是中国知识分子企图模仿捷克和东欧转型搞出来的那些活动，好像都很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即使是搞成了，也只有玩偶性质。真的能够建立成有效共同体，不仅能够自我维持、而且在高压状态下能够维持的团体，在我看来好像仍然是只有教会。这是我目前观察得到的印象。具体能不能够形成有效的解释，或者说对于大家谈论的所谓转型能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还不敢贸然下结论。
转自：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