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座落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西接桐柏山，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此地曾被称为红色摇篮，中共黄麻起义就在此发生。那个红安县（以前为黄安）出了中共200多个将军，美其名为将军县。说句实话，以前在我眼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土匪窝子，山穷水瘠出刁民，属于山野、水野、人野之地。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让我改变了对这个地方的印象，这个人就是熊飞骏先生。
熊飞骏也是湖北红安人，我知道他的名字时是因为他的一本书，《毛泽东到底对中国做了些什么？》他作为《历史真相篇》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揭露毛时代的一些假象来启蒙大众。文章以一个个事例来写的，一般老百姓看得懂、吃得透。由此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大致了解了他的简况：熊飞骏，上世纪60年代生人，湖北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毕业后曾自费游历了中国名山大川，探险过新疆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是全球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其代表作《中国在这里反思》（五卷、150万字）《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2万字）。
初次见到熊飞骏是在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方。那天上午，我们一行三人乘车前往，在一条林荫道上，他迎面走来，中等个子，壮实身材，四方脸透出山里人的淳朴和憨厚，但眼睛却闪出智慧的灵光。他住在一个城郊工业园宿舍，一个很小的房间，据他讲是朋友借给他写东西的。我们进去时，看到房间里仅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台笔记本电脑，有一个电饭煲，地上有两个白萝卜。我问他怎么吃饭？他说下面条。我问菜呢？他指了指白萝卜。我另一个朋友说；“你这不行，会把身体搞垮的”。他笑了笑：“没事，我的身体很棒的。”这一餐饭朋友请客，有意多买了一些菜，吃不完留下了。
后来又见了几次面，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多了，方知他走上这条职业革命的路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省地区药检局，是个很不错的单位，然而，在中共这种体制下，你若想升官，就得安分守己、处处听从领导，跟着赵家人的指挥棒亦步亦趋，但这对于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是无法忍受的。他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当然这些东西不是他们喜欢的。于是，领导找他谈话，给他两个选择，一就是安心搞业务，不要写那些不务正业的东西；二是就离开单位，自寻出路。经过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后者。飞骏这个选择在当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后来事实证明，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老婆离婚，孩子也不认他这个爹了，他成了孤身一人，独闯天下。
历史上任何革命都是要付出的，像飞骏这个年龄能选择这条路的确不容易。有些人的革命或多或少带有个人恩怨，而飞骏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他家里有好几口死于国军之手，如果没有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刻了解，没有深厚的人文和历史知识，他是不会选择这条道路的。他的那本《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以鸦片战争以来清庭的腐败来比照中共当局的执政现状，夹叙夹议，可谓是妙笔生花、箭箭中的。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同龄人。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他受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邀请前往讲学，因晚上火车，时间尚早，我把他接到家休息。他背了一个大背包，看来很重。我要他放到我的自行车上，他执意不肯。我说你背着不累吗？他说不锻炼吃苦不行。我又问：“你这样到处奔波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信仰，什么苦都不怕了。”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一直放在我的脑海里。那天我请他吃饭，我们在一起小酌，他喝了点酒，显得很高兴。我问他：“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我在地图上查过，那么大，你是怎么走过去的？”他说：“出发前我花了5000元买了一头骆驼，把水和食品备足，整整走了8天8夜才走出去。”我问：“你一个人吗？”他说：“是的。走出沙漠后，骆驼都瘦得不行了，还好，我以1000块卖给了当地老百姓。”我们哈哈笑了起来。并约好等回国后再联系。
自那次从澳洲回来后，飞骏再也没出国了，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国内。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启蒙在中国太重要了，现在时间太紧，革命和时间赛跑，许多老百姓还不了解真相，尚在半蒙昧状态，如果中国形势一旦有变，很可能会把薄熙来请出来，近三年内是中国关键时刻。”他准备把他的那两部书即《中国在这里反思》和《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加大印数，重点在中部地区散发。
然而，他这一计划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经费问题；二是当局已经对他进行了限制，下令所有的出版社和出版商都不准印他的书。经费解决了，是他把红安一套唯一的住房抵押，贷款8万准备印2000册。第二个问题，他找了很多出版商，别人一看是他的书都害怕了，不敢印。后来，他找了一家小印刷厂，想多给点钱来解决问题，然而这家小老板还是不答应。飞骏说，“这样吧，我把我的书稿放在你这里，你抽空看一下再说吧。”一个星期过后，这个老板打电话来了，说，“你的书我同意帮忙印了，不要你的钱。”原来这个老板看了飞骏的书后被深深打动了，决定冒风险给他印。这件事飞骏讲给我们听时，脸上还抑制不住激动。
书印出后，他请一个朋友帮忙开车送到省城，我们帮他销售。他说，“如果遇到经济困难的读者就不收钱算了，启蒙重要。”他的房子抵押时间是两年，如果两年到了不还款房子就没了。我们为他焦急。他淡淡地说，“没事，房子收去算了，我一个人哪里都能安生。”
今年“五一”放假期间，我们一行人约好到红安去看他。他那个已经抵押出去的两窒居的房子已显得有些破旧，他知道我们要来，头天就准备了菜。我们说到餐馆去吃，他执意不肯。他亲自下厨，菜虽简单，味道也不敢恭维，但对他来说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他说吃完饭后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
红安这个地方，中共将它作为一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每年组织大批人游客前来参观。什么“七里营红军一条街”、“烈士陵园”、“董必武纪念馆”，在这光鲜的背后，年青人是不知道内幕的。我的朋友A君老家就是离红安不远的光山县，他家就住在柴山保，是当年鄂豫皖苏区指挥部，在大革命时期，一个叫陈家湾村1000人被杀了700口，只剩下300人。他的奶奶就是被红军吴光浩一张条子，逼交300块大洋，因没交齐活活用石头砸死，连他的小叔叔都没放过，可见当时的残忍性。
车开到了一个僻静之地，这个地方叫黑洼，我们下了车，走进去有一个小池塘，很少几户人家。村子后面，是一片山坡，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被一堵破墙围住，我们走近只觉得阴风惨惨，毛骨悚然。飞骏介绍，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张国焘整肃AB团、改组派的地方。在这里杀了2000多人，因当时子弹有限，都是用刀砍、石头砸死的。飞骏说，当年他们把男的就用铁丝穿透锁骨、女的穿透下身拖到这里残杀的，恐怖极了，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不能幸免。
他领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荒野之地，他用当地口音对种地的老乡说些什么。到了一片小树林里，他突然说，找到了。原来不远处是一座坟，坟头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程训宣烈士名垂千古”。我在碑前拍了照，心想，中共要搞红色教育，这些地方才真正是教育之地，让后人知道那条“左”的路线害死了多少人，他不仅杀别人，连自己人也杀，中共就是靠杀人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明白了飞骏带我们到这里的意思。
这次会面之后，又过了3个多月，我打电话给飞骏，想邀请他参加一个座谈会，他特地从安徽某地赶回，看他那个样子非常忙。我问他最近搞些什么？他只简单说了一下。当时正值胡石根、翟岩民、周世锋等以巅覆国家罪被判刑，许多人都害怕了。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事例，他说：“晚清时期，康梁搞戊戌变法，这实际上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可慈禧太后还是杀了谭嗣同七君子 。可革命党人汪精卫直接剌杀摄政王，慈禧反而将汪放了。这说明统治者一向是欺软怕硬，你越怕他越欺负你。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飞骏这番话说得大家又有了信心。第二天一早，他又匆匆赶回安徽去了。
记得在红安时，飞骏中餐不吃饭，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他一天只吃两餐。我问为什么？他说忙起来没时间搞饭，再说开支比较紧张，这样又可节约时间又可锻炼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说他有时几天不吃饭，我说，你这是学道家僻谷吗？他点了点头。听了他这话我心疼不已。
他还告诉我，从这天开始就作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没有这种基本素质，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半途而废。现在就有些知识分子被中共的怀柔政策拉下水，我鄙视这种人。这些人本身就是养尊处优者，不能过艰苦的日子。我只有习惯了这种艰苦生活，才能抵御他们的诱惑。我问，他们诱惑了你吗？他说，有好几次说客找我，说要给我价格不菲，优越的条件，前题是答应他们的条件，当然都被我拒绝了。
我对飞骏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这就是熊飞骏，一个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的民主事业上去的人。他是时代的精英，中国需要这样的精英，只是这样的精英太少了。但是我相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曲折中前进，就是由于有了这些精英分子，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希望。
已经是中秋节了，在这万家团圆之际，飞骏在哪里、又在干什么？或许伏在电脑上写文章，或许依在窗前孤独地望着外面皎洁的明月。此时此刻，我想起苏轼的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飞骏想的不是他一人，而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何日共婵娟——。
于2016年中秋节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