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刚接到方迪（方洪儿子）电话，重庆因发一坨屎微博被劳教的方洪（方竹笋），在家中醉酒死亡，才五十岁。因老浦介绍，袁裕来和我代理他诉劳教委的行政诉讼。生命无常，一路走好。
（左袁裕来，中方竹笋（方洪）右边 斯伟江）
重庆打黑，红旗下的“一坨屎”
口述：方洪，网名“方竹笋”，生于1966年，重庆涪陵人，“一坨屎”劳教案当事者。
采访：刘青松
时间：2013年1月23日
地点：涪陵
我这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我是标准的“红二代”。我养父打过抗战，副军级干部；养母获得过渡江战役纪念章、三级解放勋章、共和国缔造勋章和胜利勋章。1983年，我高中毕业，16岁到吉林当兵。
当兵生活苦得很，每人每天伙食费七角三分，还老是不足，上头说是省点出来救灾。我那时候是个好青年，年年得嘉奖，部队要留我一年，说是安排入党，我没留。一辈子从没想过参加啥组织，一个人过得自由点最好。
回涪陵后，进林业局，先在机关搞机要，后来管林场。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我一手搞起来的。
我这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看到不对的事，就喜欢说。从小母亲教育我，说得最多的是：不要拿别人东西；要同情弱者。
2002年，我听说涪陵区政府因为财力不足，让每个行政执法人员每年完成罚款8000元，罚得不够，基本工资发不全；超额完成部分，跟政府各拿一半。我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恶政，还跑到政府大楼区长办公室，把文章交给区长秘书。后来，这个政策没再执行了。
2003年，我开始接触网络，学会了发帖，经常泡在凯迪网“猫眼看人”、四川麻辣网、涪陵人论坛上，发帖呼吁捐助孤儿，批评学费高、警察开公司。我发了一个《谁来管一管蔡家坡水果批发市场》，有关部门去那儿看了，又组织政协委员去看，后来把脏乱差的市场迁走了。当时我有一种成就感，觉得为社会做了事情。
2004年底，我开始用“方竹笋”这个网名，因为我吃火锅时最喜欢竹笋。
当年我在涪陵也算是网络名人了。区委书记在干部会上说，要多上网了解民意，你们如果不晓得“方竹笋”就说明你们没上网。
到2008年，涪陵区公安局聘请我为义务警务监督员。这么弄其实是想让我知点趣。一到敏感日期、重大事件，他们就请我吃饭、喝茶，怕我在网上说过激的话。
这一年有个25年工龄就可以退休的政策，我就退了。才42岁哈。
薄刚到重庆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关注薄，是从2008年唱红起，我反感政府部门每人花一两千块公款买衣服，工作时间去唱红歌。
2009年刚开始打黑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有啥大问题，心想打掉一些小偷小摸，整顿一下也要得。后来才觉得不对味了。我看了黎强案赵长青的辩护词，听说了铁山坪的刑讯逼供，还有18个警察吃饭时说这些刑讯逼供的事全都被处分了。我觉得，黑，不是这么打的。
2010年1月，我在博客上发了几篇批评打黑的文章，其中一篇写：“忆国防部长为屁民而上书直叫‘枪毙了我吧，痛呀’，难道五十年后的中国人又想回到那脊梁被打断的时代了吗？”我把这篇文章发在“猫眼看人”、天涯论坛，反响很大。涪陵网监马上把本地论坛上的这篇文章删了。
我晓得自己当时已经是重庆警方网监部门的重点监控对象，不过一点也不担心，我没觉得写文章有啥，只是表达一下意见，大不了被删。当时重庆网监的做法是，外地网友就收买，本地网友就监控、打击，我看不起他们。
“一坨屎”，劳教一年
2011年4月22日，李庄案第二季继续开庭。一大早我就醒了，在床上抱笔记本电脑看庭审进展。之前，我把斯伟江律师的辩护词《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贴到了腾讯微博上。
上午9点过，我看到了检方撤诉的消息，一激动，很快发了一条微博：“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端给检察院，检察院端给法院，法院叫李庄吃，李庄的律师说他不饿，谁屙的谁吃，这不退给王博士了，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谁吃！”
当时，我只有20多个粉丝。我又把这条微博的内容贴到“猫眼看人”的一个跟帖里。
9点20分，我起床，出门到楼下超市买了肉、带鱼，还买了一瓶白酒，整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喝了半瓶酒。饭后，睡觉。
晚上8点，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涪陵区公安局网监支队一个警察说，“老方，你过来一下。”
网监支队我去过多次，都是熟人。我去了。对方问：“你写那个‘一坨屎’有啥目的？”
我说，“没啥目的，就事论事嘛。”当时，那条微博只被转发3次。
谈了1个小时。对方让我把那条微博和跟帖删掉，说，“你今后少写点这种东西。”
我回家，把微博和跟帖都删了，还把中午剩的半瓶酒喝了，接着睡觉。
第二天下午3点，我又被手机铃声吵醒。一看，有17个未接来电，同一个号码。接电话，是片区派出所副所长，让我去一下。
我以为还是和昨天一样去谈一下。我泡了杯茶，抱在手里，准备出门。
走到门口，副所长又来电话，让我迁户口，说“你这个事搞得我们好恼火哟”。
我心一沉，晓得事情不妙。我到楼下超市，让伙计扛了一箱啤酒上来，关了门，一边喝啤酒一边上网。
上网不过十来分钟，停电了。一会儿，我感觉到门外来了人。我没慌，去热饭吃。打火时才发现，停气了。
我用头一天剩的冷带鱼下啤酒。吃完，看书。也不紧张。我当时想，反正事情来了，就这样吧。如果他们破门，我肯定要拿菜刀砍。
他们在门外守了一天一夜。我喝了十几瓶啤酒。
24日下午4点多，我19岁的儿子方迪从邻居家翻小窗进屋。方迪在外面打工。我和爱人离婚之后，儿子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方迪说，20多个警察在外头，还架起了消防楼梯。
我叫方迪跟几个维权人士联系，说我这个事。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个情况说明，藏在花瓶下面。
方迪出去和警察交涉。大多数人走了，只留下两个。我开了门，跟他们一起去了派出所。
天快黑的时候，重庆市公安局一个副局长、重庆市公安局网监总队头头、涪陵区公安局局长都来了，十多人，到楼上开会。
副所长找我要走家门钥匙，说是要拍照。后来我才晓得，家里的两台电脑被抱走了。
副所长回来后对我说：“上面说，拘留10天。”我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过了一会儿，重庆市公安局法制处的人来说：“决定对你劳教一年。”
我蒙了一秒钟。对方问，要不要聆询？我说，不用。聆询没得用，这我以前就晓得。劳教决定书虽说是劳教委盖钢印，其实是警方内部几个人定的，随意得很，有的劳教决定书上身份证号码多了一位的情况都有。
我要求见方迪。方迪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给他说了要被劳教，很平静。
儿子有点慌。我要他镇定些，说，没啥大不了的，要他回去拿我的换洗衣服。拿到衣服过后，当晚，我进了拘留所。
4月29日晚，我在拘留所收到了重庆市劳教委盖钢印的劳教决定书。劳教理由是：“因为在腾讯网络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我在劳教决定书上签了字，被转交涪陵劳教所。
我这个案子后来新华社报道过，就叫“一坨屎案”。哈哈。
我跟管教谈政治
待在劳教所虽然不自由，但伙食比当兵时还好点，两天一顿肉。里头的警察都晓得我，对我比较客气，我从没挨过体罚，也没吃太多苦，所里每天还给我发10支烟。里头其他劳教人员都叫学员，他们没这待遇。
学员都要干活，每个人每天要做6500个圣诞树上那种小灯泡，太多了，工厂熟练工才做4300个。反正做不完，我每天只做两三百个就交差了。我给管教说，劳动不能强迫。我还鼓动别的学员争取权利。管教拿我没办法，说，你愿意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不要多走动，不要跟新来的学员接触。
学员都要背“五要十不准”，我偏不背。我对管教说，“只要你们愿意出一份保证书，保证你们今后不拿到法庭当我的认罪书，我就背。”嘿嘿。
我跟管教谈政治，他们都说不过我。后来上头有个规定：和方洪聊天，必须要所里批准。有个外号“严铁嘴”的管教来和我聊，从上午9点聊到下午5点，最后没招了，说，你少说点话。
有个以前认识的警察开我的傻玩笑，打我背上一拳，我向上面告状，这个警察下课了。
平时吃饭，一般学员可以自己花钱买肉菜，但政治犯、信邪教的、有自杀倾向的、涉黑的除外。我属于政治犯，想吃肉吃不到，有一回当着大家的面朝所长喊：“所长，你的银行卡号是多少，给你们账上打点钱，让我买肉吃，行不？”嘿嘿，后来他们默许我买肉吃。
当时，由于生活规律又不劳动，我体重长了十多斤。
“旅游”一圈不“落轿”，又回了劳教所
2011年6月2日晚，方迪联系上了维权人士。网上有了给我打抱不平的文章。美联社也报了我的事。
6月7日一早，很多警官到劳教所来，说是来看“方大爷”。
涪陵公安局三个头头一起来和我谈，问我对李庄案的看法。我有啥说啥。后来有人把话挑明，要方迪跟他们走，避一段风头。威胁说，不然“你儿子有可能被绑架，下河游泳有可能被淹死”。
我毛了，说：“我对你们的智慧没有高估，对你们的无耻没有低估。”
方迪不愿跟他们走，说要绝食。那段时间，他电话不断，很多媒体和网友声援他。我给方迪说：“他们马上要放我出去，你还是配合他们，跟他们去耍一趟嘛。”
6月8日，方迪和他女友、我前妻跟七八个警察去了仙女山，住在一个五星级宾馆，每天好吃好喝，就是不能上网、打电话。
6月27日，警察带方迪他们回到涪陵，又住宾馆，一直住到8月2日。这期间，方迪每天拿两百块钱，不过还是不能上网、打电话。
6月28日，受我这个事影响，涪陵区公安局一个头头下课，调到重庆市局。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曾经在重庆的大街上碰到他，他拉我到他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给我交底说：“你这个案子，本来可以教育一下就算了，上头要办，下头没办法。王立军这人不可理喻。”他对上头说，控制得了重庆，控制不住全国。
8月2日，我出了劳教所。之前，按他们的要求写了份保证书，保证出去后不上网，不跟媒体、律师联系，不喝酒。
出来后，警察又带我和我前妻、方迪和他女友去了仙女山，在宾馆住到8月15日。我每天溜出去喝酒。嘿嘿。
回家第二天，我就打开电脑上网。我才不管啥保证书。一会儿，派出所就来电话说：“怎么又上网跟人聊了？只许看，不许发言！”
8月17日，我在“猫眼看人”上发帖说：“大家晓得德国大使馆的Email不？”一会儿，两个警察上门，说：“你写了保证书，怎么不落轿？上面要涪陵硬起来！”我说：“王立军是来俊臣式的人物，下场肯定好不了。”
8月18日一早，派出所的人又把我叫去，说是要送我回劳教所。我说身上没钱，对方借我两百块。
到了劳教所，所里不收，说没手续。
回到派出所，我躺到椅子上睡着了，睡到晚上11点多，又被送到劳教所。体检时，医生说，“你怎么这么黑？是不是得过肝炎？”我说我七八岁时得过黄疸肝炎。医生说，“你是肝硬化，回去医好再来。”
又回派出所，折腾到半夜三四点钟，又去劳教所，这回才收了。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回劳教所后，我还是成天抱着个茶杯，一斤沱茶喝一星期。做耳机小线圈，任务是每天1200个，我只做得了几十个。两个警察随时盯着我。
2011年9月底，上头对我说：“你叫方迪不要在外面活动，不然他要犯罪，你前妻也要犯罪。”当时，方迪联系到律师来代理我的案子。
10月6日，方迪被抓，罪名是“容留他人吸毒”。警方没找到吸毒器具，只有七八个年轻人的口供。这七八个人当时全部取保候审，我出来后去找他们，只找到四个。他们不说。我听说，他们遭过刑讯逼供。
方迪被刑拘3个月时，有人做他工作，说他妈妈在外边病得很严重，让他认罪，说最多判半年，在里面再待3个月就出去了。方迪认了罪，结果一审没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判了一年零两个月。
没得法。我还是喝我的沱茶。当时任建宇在我隔壁，成天在那儿写信，给女友写信，给村干部写信，不写的时候就叹气，进来后瘦了20多斤。我劝他说，“我出去之后，才救得了你。”
12月27日，任建宇的女友到劳教所，带来一本《南方人物周刊》。我看到其中一篇写李庄案，有一句记得很清楚：“天亮时，我会告诉你天黑时发生的一切。”当时我就给人说，王立军要出事了。管教不让我再看书报。
2012年2月，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王立军出事的消息，就对管教说，薄也快完了。
4月21日，我的一年劳教期快到了，涪陵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带几个人到劳教所来找我谈。我故意调侃说：“我不跟你们谈，我是国家栋梁、意见领袖。”
第二天，又有人来谈。他们劝我低调点，说我出去后只要不打申请撤销劳教决定的官司，可以给我补偿。我说，不需要。对方说，那就走法律程序，不要上访。我说，上访不如上网。
我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4月24日早晨7点，我出了劳教所大门。单位领导给我接风，想让我回浙江老家休息一段时间。我说，我隔几天就要找律师。领导说，莫被人利用。
4月29日，我修好了电脑，上网。我把QQ签名改成“寻找任建宇和王忠帅的家人”。王忠帅也是劳教学员。
5月9日，我在长江边接受外媒采访，围了一圈人。我说薄“还法西斯之魂”，有人不服气，和我吵起来了，差点动手。
我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重庆市劳教委。案子庭审，斯伟江的代理词，结尾说得好：“不管在重庆这一片美丽的土地上，司法的历史如何沉痛，荒唐，我们只有像个男人，勇敢地面对他，承认错误，才能抬起头来，面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是像个太监，推诿，掩盖，让被践踏的宪法、法律，在血泪中无助地哭泣，沉吟，这样，中国将迎来一个不稳定的明天。”
6月29日，法庭宣判：重庆市劳教委处罚方洪一年劳教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当时，连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都起立鼓掌。
后来，我提起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国家赔偿和36.7万元精神抚慰金，重庆市劳教委在媒体上公开道歉。但是法院驳回了重庆市劳教委公开道歉和精神抚慰金要求，只判了5万多国家赔偿金，赔偿天数是351天，我被带到仙女山那些天没算。
我一直打官司，就是不想让这个事冷了，要让更多人关注劳教问题。
劳教废了。记得法庭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时，我跟律师开玩笑说：“我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采访手记
坐上火锅桌，“方竹笋”点的头一道菜是竹笋。
几口酒下肚，开始消遣自己：“有人要我注意形象，当英雄，其实我不是啥英雄，除了不赌不嫖，一身臭毛病。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个样子，在不干坏事的前提下，愿做啥就做啥。”
再喝几口，开始眉飞色舞：“官司打赢、撤销劳教决定那天晚上，我又喝麻了，深更半夜，醉醺醺的，找不到回宾馆的路，在派出所里睡了一夜。”叹口气，“别人一直叫我少喝点酒。”
杯中酒快见底时，眼角泪花闪烁：“我在里头从来没哭过，连方迪坐牢都没哭过，听说了有可能要废劳教的消息后，我哭了，不对，是掉泪了，发自内心地掉泪了。”
笔者扶他回家。夜色深深，江水苍茫。楼道黑，一步步闷响。
转自：焦点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