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人简介：郝春光，女，1950年出生于北京。父亲在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任职，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党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处长、校党委委员等职，享受副部级待遇，1964年因“杨献珍事件”受到牵连，文革期间受到伤害。郝春光文革之前就读于北京市101中学，1968年9月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插队，1979年返回北京，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2001年退休。
1966年，郝春光在北京101中学念初三。
当年8月，文革刚刚开始，有一位老师姓陈，教美术课，1964年，这位老师因猥亵罪被判了刑，因为年龄大，身体不好，正在家保外就医，被一些红卫兵抓到学校，当天就被打死了。
在郝春光所在的班级，还有一位女生，姓吴，她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算是“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文革一来，可能因为家庭的问题，她在精神上高度紧张，有点神经质，因为一张毛主席像，就被红卫兵打了。郝春光回忆：“听说，这些红卫兵把她关押在一间房子里，而那位被打死的陈姓老师的尸体也放在那间房子。从此，这位女生就疯了，直到今天还住在精神病院。”
“死老虎”
郝春光出身于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母亲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而她的祖父、祖母、姥爷、姥姥都是河北地道的农民。
郝春光的父亲师范毕业后，在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校长。中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而她的母亲在冀中地区的家乡配合八路军从事抗日活动，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去了山西。到了1948年，共产党为了培养进城的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成立了华北革命大学。“我的母亲没上过学，却渴望识字读书，依靠自学的文化底子，进了华北革大学习。而父亲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平北抗日根据地任过县长，考入了马列学院学习，”郝春光说。
1949年以后，郝春光的父亲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62年，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杨献珍因支持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的彭德怀，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批判。此后，中央党校内部支持和反对杨献珍的斗争不断，直到1964年，杨献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体会》，被认定为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唱对台戏，再次受到批判。郝春光的父亲是杨献珍班子的重要成员，支持给杨献珍翻案，也因此受到牵连。随即，郝春光的父亲被撤职，受批判，受处分，行政降级，降工资。
在党校这一波政治运动里，大部分任职于杨献珍时期的干部都遭到整肃。有一位教学领导，因为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和羞辱，在党校人工湖跳湖自杀了。郝春光回忆，很多小学同学都随父母分配到外地，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折，到现在都不愿意回党校和当年的小朋友们见面，党校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抹平的伤心之地。“有一位同学，随妈妈去了四川，在文革时死了，听说事情发生在插队时期，他生病了，有些知青抬着他，把他扔到山沟里。就死了。”
由于当时一位副校长的挽留，郝春光的父亲得以留在党校。先是安排了一段学习，后去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直到文革爆发。
1966年，文革来了，党校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沦为批斗对象，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1964年后上任的校长以及他所任命的干部，而郝春光的父亲虽然此时已经属于过气的“死老虎”，但斗争的烈度不降反升，不断地深挖，不断地上纲上线，直到文革期间最终作出的定性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开除党籍。
“我的父亲有过挨打的经历，那是校外的红卫兵来党校开批斗大会，在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前，所有的黑帮分子都排成排，挨个儿用皮带抽，”郝春光说。他事后告诉家人：自己挨打的程度比当权派轻，人家可能挨十皮带，自己挨三皮带，打人的主要是校外红卫兵，校内群众打人的不多。
平时，党校也会开批斗会，但主要是喊口号，贴大字报。经过多年的批斗，郝春光的父亲适应了这种“另类”生活，心平气和，默默承受。这是郝春光对她父亲在那段日子里的观察。“这或许是父亲后来走过苦难，得享103岁高寿的原因，”郝春光说。
除了批斗及没完没了地写检查，郝春光的父亲还要参加劳动改造，干各种体力活儿和打扫厕所。后来，中央党校整体下放到河南漯河“五七干校”，在那里也是劳动改造和接受批判，直到1976年返京治病，才结束长达十多年的劳改生活。
相比父亲的遭遇，郝春光的母亲则要幸运得多。郝春光的母亲出身贫雇农，在共产党划定的家庭成分里，她是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在华北革大毕业以后，达到初中文化水平。
调到北京，郝春光的母亲先是在西城区妇联工作，后任北京某街道办事处党委成员，文革一来，这个街道办事处党委班子成员几乎都受到批判，只有她没事儿。“母亲其实是个脾气暴烈、心直口快的人，应该得罪过不少人，但是运动来了，却没有人借机整她，除了出身资历很硬很难整以外，更重要的是，母亲工作为人诚实公道，深得人心，”郝春光说。
在文革最盛的时候，大字报甚至贴到受批判者的家门口。有一张大字报令郝春光的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一句话，批判她的父亲“鼓励单干，带头养羊”。实际上，还真有这一回事情，说的是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为了应对吃不饱的状况，党校的干部职工各自在校园里种起了蔬菜和粮食，就像农村的“小片荒”或自留地，能种的地方都给种上了。当时，郝春光的父亲负责党校行政事务，为解决学员和职工的食品供应，实行各种办法：比如在校园里养猪养羊，到内蒙古打黄羊，试验小球藻食品等。
“我的姥爷、姥姥因为在农村吃不饱，母亲将他们从河北老家接到北京，两位老农民除了自己养鸡养兔、捡柴禾种菜，还养了一只小黑羊。但在文革期间，这段往事被翻出来，成为父亲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桩罪行，”郝春光说。
校区门口走小门
101中学曾经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50年代面向全社会招生。直到文革前，101中学的教学质量和声誉是北京市中学里最好的，超过当时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
“文革爆发，学校的教学一下子就冲垮了，校长、老师，特别是那些教学骨干，都受到批斗，”郝春光说。101中学的校长姓王，她的资历特别老，属于老革命干部，但同样遭到了批斗。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教学质量越好的老师，被整的几率就越大，因为整个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都被定为反动，所以，越是教学骨干，越被认为反动。
那时，红卫兵们完全不分青红皂白，以打人为乐，如果学生们恨哪个老师，或者看哪个老师不顺眼，随便找个理由便揍，没有任何道理可讲。郝春光回忆，有一位老师的母亲，因为受到批斗而自杀。她住在101中学的老师家属院，挨斗的罪名是“地主婆”。其实，她很冤枉，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家道早已败落，她本人含辛茹苦拉扯几个孩子，没有享受一点地主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那副与“血统论”相关的对联的出现，与北京其他中学一样，这副对联在101中学也激起了波澜。当时，红卫兵把这副对联贴在校区门口，并且把路口围成一个大门和一个小的旁门，有红卫兵看着。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走大门，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能走小门，“那副对联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鬼见愁’，我属于黑帮子女，只能走小门，”郝春光说。
但是从那天开始，她就不去学校了。
“在整个文革期间，我属于‘逍遥派’，没有参加任何学生组织，由于家庭问题产生的消沉让我远离喧嚣，事实上，我也搞不懂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派系斗争，”郝春光说。即便如此，郝春光仍然认为，参加各式各样的红卫兵组织，紧跟“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是很荣光的事情。“在当时，哪怕是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学生，也都要求革命和进步，希望积极地投身到这些运动之中，这是当时一个大的政治背景。”
“知青救大坝”的故事
1968年9月，郝春光去农村插队。当时，学生们的去向主要有四个：一是去工厂当工人，但这样的名额和机会非常少；二是去生产建设兵团；三是去牧区放牧。在当时，学生们可以填报这些工作去向，但实际上政治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标准，那些有问题的同学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比如，像那些建设兵团，招收了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如果他们带着枪跑了怎么办？
“因此，对很多同学来说，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去农村插队，”郝春光说。
郝春光属于第一批赴农村插队的学生。她和其他1000多北京学生一块，乘火车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突泉县，和100多名学生被安置在学田公社，然后又分别安置在公社下面的各个大队。郝春光所在的大队叫胜利大队，一共安排了16个知青，成为一个集体户。这个大队有五个自然村，集体户所在的村叫双合屯。
生产队专门给集体户盖了一所房子，包括五间住房和一个粮仓。5位男知青住东屋一间，11个女知青住西屋两间，中间是门道兼灶房，还有一间仓库放东西。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着真正的集体式生活。
知青们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出工干活挣工分，除此之外，这些北京的学生还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当地农村做出特殊贡献，比如赤脚医生。郝春光所在的知青点出了两个赤脚医生，一位男知青，一位女知青，他们都是通过自学获得医疗知识的。像那些偏僻的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整个大队只有一个医疗点，一个医疗点只有一个卫生员，离双合屯有七八里地远，农民们看病非常不方便。
知青们刚去时，每个人随身都带了一些药品，因此，当地农民一旦有个小病症状，就会向知青讨要一些药片，消息一传开，农民们就纷纷来找知青讨要药片，于是，这两位知青就开始买药，上山采药，慢慢地钻研医学方面的知识。后来，还办起了“大队合作医疗”，成为整个大队的赤脚医生。
直到60年代末，这个村子还未通广播。知青中有一位懂电路方面知识的，在村里安了广播，广播放在老队长家里，各家各户安一个小喇叭。于是，农民们收听广播、村里发通知，就方便了，各家各户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
“插队期间，我所在的知青点和当地农民关系处得很融洽，我们是最早一批主动要求去农村插队的，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理想主义色彩很浓，这和后来被政策强制赶到农村去的知青有所差别，”郝春光说。
还有一个“知青救大坝”的故事。1970年夏天连日大雨，新修的水库需要泄洪，但泄洪的铁闸门怎么也打不开，情况紧急，需要人潜下水底打开闸门，非常危险。现场的农民没人会水，三个男知青轮流下水去试都不成，有个知青急了，潜下去用手拼命拉铁板，终于拉开一道缝，但突然，他的手被一股急流吸了进去。他用腿拼命蹬，腿也吸进去了。生死之间，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拱那道铁板，岸上的人正着急盼他上来，只听溢洪道里哗的一声水响，一股水流冲了出去！这个知青被急流冲到很远的石滩上，伤痕累累。总算幸运，保住了水库，人也没有出什么大事儿。
“除了和当地农民相处融洽，知青点内部也非常融洽，”郝春光说。“安排到学田公社的知青基本上都是101中学的，彼此知根知底。而且，这批人都是主动报名去农村插队的，最后安置到每个大队的，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也有同学带着弟弟妹妹和朋友过来，都是信得过的人，因此，知青点的生活相对自由，这与文革初期社会上紧张的人际关系有了很大的不同。”郝春光说，“知青点里有半导体收音机，大家常在一起，什么台都听：美国台、苏联台、福音台……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品，没人当回事。”
郝春光还记得一件小事：1970年，她被抽调到公社供销社去搞“一打三反”。一次供销社开会，她在会议室捡到一支笛子。散会时夹在人流里吹了一句《莫斯科效外的晚上》，旁边一个知青喝住：“嘿！吹什么哪？”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抓一切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苏修歌曲，够上纲上线了。“但是，人们心里已经远离了那些政治宣传的东西，”郝春光说。
《外国民歌二百首》属于禁书，却在知青里热传，郝春光也抄了不少她喜爱的歌曲。在知青中间，还流传很多地下诗歌以及政论文章，其中影响很大的，是张木生批判体制的文章。
插队七年以后，1975年，郝春光去吉林长春读中专，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1977年，被分配到吉林油田工作，1979年返回北京，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直至退休。
“文革把整个教育制度全部砸烂了，”郝春光最后说。“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共产党把那种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成功地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里，所以，文革由领袖发动，并且得到人们的响应，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马萧，出生于1979年，湖南人，从事政治写作。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