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时代潮流。它本来就不是靠民运才兴起的。推动中国进步的客观因素，远比民运异议者所作出的主观努力要大得多。现有的异议者不过是这个潮流的结果和体现，而决不是它的原因。正如公鸡的晨鸣与天亮的关系一样。即使杀死所有的公鸡，天还是会亮。即使精良的库尔斯基法能够使得所有被当局认定构陷的人都痛哭流涕地认罪，民主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时刻到来。只不过当它到来的时候，当局者会更难找到合适的对话者而已。
709被抓捕“要犯”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勾洪国
很多年来，我们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现在有人可能已经不大高兴听到了。不过当我们换句话说，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就常常会发生奇妙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莫斯科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审判，这就是莫斯科大审判。从1936年8月到1938年3月，通过审判，有54名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老革命家被枪决，因为他们被指控组织了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最奇妙的是，所有这些在沙皇时期经历过残酷考验的人们，全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全部被指控的罪名，心悦诚服地歌颂斯大林，认为自己该死，绝不上诉。而被邀请的西方记者与独立观察人士，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囿于正常的人类生活，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一个无所顾忌的镇压机器能够做到什么地步。这就是 “库尔斯基法”：
1.肉体刑讯，即酷刑和折磨，连续审讯不让睡眠最多连续达十昼夜；
2.化学刑讯，即以致幻的片剂、粉剂或注射滴剂来消弱、瓦解人的意志；
3.机械刑讯，即反复不断地向你宣读为你写下的“供词”，再让你重复这些内容，然后录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作为你的“供词”；
4.政治刑讯，即威胁你的朋友亲属来辱骂你的政治理想，使你的信念崩溃；
5.心理刑讯，即制造和强化人的自我蔑视感，使之失去生活目标，从而产生自我解脱、自我忏悔、自我洗刷、自我鞭挞的行动。
这种方法，由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叶若夫曾得意地介绍经验：“要让受审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还说：“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而贝利亚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他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今天，在这个8月初，我们的当局者邀请了境外记者，同样导演了一出公审剧，即对已经羁押一年多的“709大抓捕”的“要犯们”进行公审。从气势来看，我们的国家机器显然已经进化到了18世纪俄罗斯那样的帝国水准。只有在那样的帝国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公共舞台，才会有这样的被告、这样的法庭被公然推出，才会有这样的千百万观众被准备好，鸦雀无声地屏息欣赏。12月党人就是从那样的舞台上站立出来的。而从效果来看，我们却分明已经达到斯大林大帝治下的水准。被告们一一出场认罪，对法庭的“公正”表示由衷敬服，对自己所受的处罚表示称赞，而绝不上诉。
我们相信，经过了80年的探索改进，促使犯人心悦诚服认罪的办法一定远比斯大林时代更加精良有效了。这就是在我们面前上演的时代奇迹，这就是现实版的《1984》。
对此，在民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效果也是审判的导演者所乐于看到的吧。一些朋友有挫败感，感到失望。因为多年来，我们所被灌输的，都是宁死不屈、人定胜天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与中国古代的人人可以成圣贤、以圣贤要求他人的传统合拍，仿佛一旦屈服，在道义上就失败了，一个事业就没有希望了。
而实际上，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道义力量，和它的必然成功，并不取决于这一切。它们取决于远为宏大的背景。历史不会偏爱任何人，历史也不会放弃任何人。它在真理中运行，我们不过是其顺服者而已。
我们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关心中国的前途。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变得更为完美。
这次陷入强权网罗中的每一个朋友，也都和我们一样不是完美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也同样要为社会的进步做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能够完美。当他们这次没有做到完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尽力了。对于尽力的战斗者，无可指责。不能因为战斗者没有胜利就指责他。因为他们做的，是我们也期待，但是没有做的事。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我们没有。因此我们首先对他们只有感谢和尊重。当我们反躬自问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发觉，他们所面临的考验，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够承受。另一些人可能会被激发，决心比他们做得更好。
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关心和讨论，因为每一个人感到：我们和他们是一体的。为中国的进步而奋斗牺牲，当他们在民众眼中获得荣誉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的荣誉。而当他们在专制强力的压迫下失败、被构陷的时候，他们的屈辱也成为我们感同身受的屈辱。
对他们的伤害就是对我们的伤害，对他们的不公正就是对我们的不公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的弱点也就是我们的弱点。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呢。
我们决不提倡一个人轻易放弃自己已经承担的责任。当一个人承担起一项社会责任、并且为此而享受人们的尊敬和支持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承诺要以付出个人生活的相应牺牲作为代价。这种牺牲的具体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容易被大家意识到的。那么当他面临考验的时候，如果只是因为不肯做出个人牺牲而轻率放弃，这就是应该指责、引以为戒的。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任何人实际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在非常情况下尽了自己的全力而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识。
就是对于那些屈服者自己来说，在这个屈服中产生的也可以不只是后退，而可能有新的觉悟从中发生。伽利略虽然屈服，但是地球还是在转动。人屈服了，真理还是不可改变的。而只要心里还有真理，人就不会倒下。在有的场合，人的屈服甚至可以成为彰显真理的一种巧妙方式。在这种时候，个人已经算不得什么，只有真理永存。改革者最大的优势不是顽强勇敢和形象高大，而是：真理在他们一边。当然这就要求一个新的义务：他们要谦卑、要服膺真理。
所以，对于异议运动的参与，只不过是每一个个体实现自己生命完善的一种方式。他们不是救世主，但是他们可能在这无法回避的历史运动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可以回顾自己精彩纷呈的一生，并且对儿孙辈讲述传奇和光荣的故事。这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的故事。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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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库尔斯基法”下的“709要犯”公审
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时代潮流。它本来就不是靠民运才兴起的。推动中国进步的客观因素，远比民运异议者所作出的主观努力要大得多。现有的异议者不过是这个潮流的结果和体现，而决不是它的原因。正如公鸡的晨鸣与天亮的关系一样。即使杀死所有的公鸡，天还是会亮。即使精良的库尔斯基法能够使得所有被当局认定构陷的人都痛哭流涕地认罪，民主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时刻到来。只不过当它到来的时候，当局者会更难找到合适的对话者而已。
709被抓捕“要犯”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勾洪国
很多年来，我们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现在有人可能已经不大高兴听到了。不过当我们换句话说，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就常常会发生奇妙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莫斯科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审判，这就是莫斯科大审判。从1936年8月到1938年3月，通过审判，有54名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老革命家被枪决，因为他们被指控组织了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最奇妙的是，所有这些在沙皇时期经历过残酷考验的人们，全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全部被指控的罪名，心悦诚服地歌颂斯大林，认为自己该死，绝不上诉。而被邀请的西方记者与独立观察人士，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囿于正常的人类生活，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一个无所顾忌的镇压机器能够做到什么地步。这就是 “库尔斯基法”：
1.肉体刑讯，即酷刑和折磨，连续审讯不让睡眠最多连续达十昼夜；
2.化学刑讯，即以致幻的片剂、粉剂或注射滴剂来消弱、瓦解人的意志；
3.机械刑讯，即反复不断地向你宣读为你写下的“供词”，再让你重复这些内容，然后录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作为你的“供词”；
4.政治刑讯，即威胁你的朋友亲属来辱骂你的政治理想，使你的信念崩溃；
5.心理刑讯，即制造和强化人的自我蔑视感，使之失去生活目标，从而产生自我解脱、自我忏悔、自我洗刷、自我鞭挞的行动。
这种方法，由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叶若夫曾得意地介绍经验：“要让受审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还说：“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而贝利亚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他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今天，在这个8月初，我们的当局者邀请了境外记者，同样导演了一出公审剧，即对已经羁押一年多的“709大抓捕”的“要犯们”进行公审。从气势来看，我们的国家机器显然已经进化到了18世纪俄罗斯那样的帝国水准。只有在那样的帝国中，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公共舞台，才会有这样的被告、这样的法庭被公然推出，才会有这样的千百万观众被准备好，鸦雀无声地屏息欣赏。12月党人就是从那样的舞台上站立出来的。而从效果来看，我们却分明已经达到斯大林大帝治下的水准。被告们一一出场认罪，对法庭的“公正”表示由衷敬服，对自己所受的处罚表示称赞，而绝不上诉。
我们相信，经过了80年的探索改进，促使犯人心悦诚服认罪的办法一定远比斯大林时代更加精良有效了。这就是在我们面前上演的时代奇迹，这就是现实版的《1984》。
对此，在民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效果也是审判的导演者所乐于看到的吧。一些朋友有挫败感，感到失望。因为多年来，我们所被灌输的，都是宁死不屈、人定胜天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与中国古代的人人可以成圣贤、以圣贤要求他人的传统合拍，仿佛一旦屈服，在道义上就失败了，一个事业就没有希望了。
而实际上，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道义力量，和它的必然成功，并不取决于这一切。它们取决于远为宏大的背景。历史不会偏爱任何人，历史也不会放弃任何人。它在真理中运行，我们不过是其顺服者而已。
我们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关心中国的前途。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变得更为完美。
这次陷入强权网罗中的每一个朋友，也都和我们一样不是完美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也同样要为社会的进步做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能够完美。当他们这次没有做到完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尽力了。对于尽力的战斗者，无可指责。不能因为战斗者没有胜利就指责他。因为他们做的，是我们也期待，但是没有做的事。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我们没有。因此我们首先对他们只有感谢和尊重。当我们反躬自问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发觉，他们所面临的考验，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够承受。另一些人可能会被激发，决心比他们做得更好。
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关心和讨论，因为每一个人感到：我们和他们是一体的。为中国的进步而奋斗牺牲，当他们在民众眼中获得荣誉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的荣誉。而当他们在专制强力的压迫下失败、被构陷的时候，他们的屈辱也成为我们感同身受的屈辱。
对他们的伤害就是对我们的伤害，对他们的不公正就是对我们的不公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的弱点也就是我们的弱点。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呢。
我们决不提倡一个人轻易放弃自己已经承担的责任。当一个人承担起一项社会责任、并且为此而享受人们的尊敬和支持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承诺要以付出个人生活的相应牺牲作为代价。这种牺牲的具体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容易被大家意识到的。那么当他面临考验的时候，如果只是因为不肯做出个人牺牲而轻率放弃，这就是应该指责、引以为戒的。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任何人实际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在非常情况下尽了自己的全力而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识。
就是对于那些屈服者自己来说，在这个屈服中产生的也可以不只是后退，而可能有新的觉悟从中发生。伽利略虽然屈服，但是地球还是在转动。人屈服了，真理还是不可改变的。而只要心里还有真理，人就不会倒下。在有的场合，人的屈服甚至可以成为彰显真理的一种巧妙方式。在这种时候，个人已经算不得什么，只有真理永存。改革者最大的优势不是顽强勇敢和形象高大，而是：真理在他们一边。当然这就要求一个新的义务：他们要谦卑、要服膺真理。
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时代潮流。它本来就不是靠民运才兴起的。推动中国进步的客观因素，远比民运异议者所作出的主观努力要大得多。现有的异议者不过是这个潮流的结果和体现，而决不是它的原因。正如公鸡的晨鸣与天亮的关系一样。即使杀死所有的公鸡，天还是会亮。即使精良的库尔斯基法能够使得所有被当局认定构陷的人都痛哭流涕地认罪，民主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时刻到来。只不过当它到来的时候，当局者会更难找到合适的对话者而已。
所以，对于异议运动的参与，只不过是每一个个体实现自己生命完善的一种方式。他们不是救世主，但是他们可能在这无法回避的历史运动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可以回顾自己精彩纷呈的一生，并且对儿孙辈讲述传奇和光荣的故事。这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的故事。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