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百亮(Chris Buckley)：审判维权律师彰显中国打压人权进入新阶段

北京——上周，中国律师和维权人士在电视播放的法庭审判中陆续露面，这似乎意味着，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

审判在北京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进行，持续数天。法律专家及四名被告的支持者谴责审判是荒唐的走过场表演。在电视画面中，这四名男子在被判罪和量刑之前，都温顺地宣布摒弃过去的维权活动，并敦促人们警惕威胁共产党的邪恶势力。

对政府来说，这些案子的审判有更广泛的政治目的。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在电子邮件评论中指出，通过在电视上播放这些人低声下气的坦白，指控他们进行一个范围广泛的反党阴谋，习近平的政府是“在对公民社会的所有形式进行审判，把其丑化为一个反中国的阴谋。”

“审判因此有两个目的：一是惩罚活动人士，二是利用其来强调习近平的主张，”她说。

对颠覆罪的审判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密集而协同地公开这些审判标志着一种转变。中国官方控制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站利用审判对西方影响及自由派政治思想，每天发表滔滔不绝的谴责。
法律诉讼与宣传攻势的结合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长期研究中国维权律师的法律学者艾华(Eva Pils)说。“这确实有点像正在推出的一个计划，”她说。“审判过程满足了投射国家权力、把人权倡导者诋毁为敌人的需要。”

这些审判是当局另一种做法的进一步发展，当局正越来越频繁地让被告人到电视台上承认有罪，包括在这四名被告人去年7月在一次大范围打击时被逮捕之后。

但总体来说，中国新闻媒体对以前的颠覆罪审判的报道相对温和，艾华说。

在习近平领导下这在发生改变。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处理政治审判的方法，”艾华说。“很明显，这是习近平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彻底地反自由主义的转变。”

上周的法律程序具有传统宣传手法的特点，那些曾为扩大人权大力挑战政府的被告人，用共产党喜欢用的词汇，做了事先准备好的供述。

他们低着头，痛斥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是国外反共势力的工具，感谢共产党把自己从自由民主思想的迷惑中解救出来。

他们中的周世峰在被判犯有颠覆罪之前，还用了点时间来感谢习近平。“我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这么严重，”周世锋说。“通过我的违法犯罪事实看，需要给广大的律师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敲响警钟。”

在去年被捕以前，周世锋曾是一名北京的律师。他因颠覆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长期的异见人士胡石根被判处至少七年有期徒刑。由破产商人变为鼓动者的翟岩民被判处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上周五，属于被称为地下基督教会的积极分子勾洪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我们必须看清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丑恶嘴脸，”翟岩民上周三在法庭上接受审理时说。“不要被他们标榜的所谓‘民主’、‘公益’等蒙蔽，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合起来看，对反政府阴谋的指控几乎包括了习近平及其安全领域的下属，确定为威胁的各种事业：“死磕”维权律师、擅长在网上引起争论的活跃人士、违抗政府成立地下教会的人、不满的工人、来自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以及在中国支持用法律倡导权利的国外团体。

再就是被指控制造不满、试图推翻共产党的国外黑暗势力。

专家们说，在法律效力之下的，是一股恐惧的暗流。

随着增长速度放缓和债务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担心，有关中国领土主张的国际摩擦，以及习近平对西方影响的普遍反感，加强了共产党长期存在的一种恐惧：公众对官员过度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得到国外支持的公开反抗。有些人认为，在为明年的国家领导人换届这个总让人紧张的过程做准备期间，这些恐惧可能有所加剧。

“这通常是中国政治体制处于极端压力之下的一种症状，”在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研究中国政治和法律的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说。“经济放缓、激烈的内部政治斗争，加上对社会动乱的普遍担忧，已助长了官员对公民社会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无端恐惧。”

伴随上周的审判，报纸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电视台播放了节目，来进一步传递党的信息，既中国是西方国家支持甚至策划的颠覆阴谋的目标。政府称这些努力为“颜色革命”，该词曾被用来描述前苏联国家的动乱。

一个纪录片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旗号，在目标国家制造社会动乱，企图推翻政府。”

“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危害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该片说，并补充说，“中国不会成为下一个苏联，对此我们有高度的信心。”

习近平在2013年党内秘密传达的一份文件中表示了他对国内不满情绪与外部势力汇合的担忧，文件认为用宪法来限制党的权力、以及独立“公民社会”等想法己构成威胁。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律师、新闻媒体，以及互联网控制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政府还展开了一场强大的打击异见的运动。

“这些审判是一种反常的指标，反映的是中国领导人对自己治下民众的恐惧，”设在芝加哥的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研究教授特伦斯·C·哈利迪(Terence C. Halliday)说。哈利迪与人合著的一部介绍中国刑辩律师的专著即将面世。

检方详细陈述了前述四人及其他一些人2015年2月在北京一家餐厅参加的一次会议的情况。从他们援引的一段录音来看，胡石根对参会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引发抗议，“就会有更大的流血冲突，促使社会动荡，给国际社会介入提供了理由”。

对这些审判的报道也表明，习近平及其同僚希望放大自己想要传递的讯息，包括向国外。“北京可能也想让与中国的权利活动人士合作，或为他们提供资金的外国组织听到这条讯息，”明克胜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四名被告的亲属被拒绝进入庭审现场。政府称这是被告自己要求的，但周世锋的前同事刘晓原表示，不让家属听审有违法院的规定，也比之前对异见人士进行的很多审判更进了一步。

刘晓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迅速做出宣判加深了相关程序进行过编排的感觉。“之前，对像这样的政治敏感案件，不会这么快作出判决，”他说。“但本周，审理当天宣判，被告律师也几乎未提出任何异议。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