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不应该是对身边的不义视而不见,而对千里之外的“敌人”义愤填膺,更不应只是一番宏达的道德宣言。
前几日,微信群广泛流传一位哈佛女孩的爱国演讲视频。至今无法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要点开看,因为观看时心底泛出的那股冷彻心扉的悲凉让我难以忘怀。这位哈佛女孩在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学基本常识的惊人无知,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和对逻辑的无视让我极度失望。
不过,她非常善于叙事。叙事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成功将别人带入自己构建的话语体系。很明显,对于没有接受过批判性和逻辑思维训练的人来说,她富有感染力的叙事风格充满迷惑性。那么,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将国家拟人化。共情是道德的起源,人类所共同拥有情感在互动中形成了人类社会默认的行为规范。因此,爱国主义之所以在人类各种道德原则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根源在于能够引起一国公民的情感共鸣。然而,爱国主义所赖以维系的,往往是在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中塑造的一种具有国家形象的人格。当国家人格化了,国民便可以与该人格进行情感互动,由此产生共情。尤其是经过社会化,该人格更加丰富多元,爱国者得以在互动中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哈佛女孩在视频和后来发表于FT中文网的文章中充满了对国家拟人化的描述,她口中和笔下的国家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或父亲,赐予了儿女们稳定安康的生活。
其次,将流行元素注入人格化的国家当中。她十分聪明地以年轻男女朋友关系作为引子,一句“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便将男女朋友之间的安全感与公民安全需求偷换概念。这一焦点转移竟如此成功,以至于观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安全感是国家赋予的一种爱。不过,后来她在文章中解释说安全感包括“国家层面的安全感和政府满意度”,而她想表达的是前者。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她不可能不明白,安全需求是公民让渡权利以换来国家作出的秩序保证,其中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市场稳定。但是她将最基本的国内政治局势大体稳定和主权不受侵犯纳入到“国家层面的安全感”,将在安全方面更为丰富的权利诉求纳入到“政府满意度”的范畴,成功完成了对安全感概念的重新建构。如果这样的“安全感”是“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那么朝鲜人民也就的确拥有了痛哭流涕的理由。
第三,混淆是非。她在演讲中提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经常被老师安排发言,这是因为老师觉得中国很重要。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欧美学校基本上鼓励学生自愿发言,很少刻意安排。“安排学生发言”是因为某些课堂任务需要学生做展示(presentation)或者学生发言太少。而中国留学生主要围绕涉及中国的话题发言并非主要因为老师很想听中国留学生的声音,而是因为不少中国留学生对中国以外的事务很少关心或过于无知。笔者在英国求学时发现,所有的公共讲座如果跟中国无关,极少看到中国学生的身影。而面对外国人对中国经常表现出来的偏见,中国留学生会本能地产生对话和沟通的欲望。
第四,反复用口号。口号的作用在于其心理暗示的功能,而它最大功效需要在群体中体现。因为口号可以激发群体的共同情感,特别是群体非理性,使得个体被群体情绪所感染。哈佛女孩反复用梁启超的口号,明显将现场气氛引向了高潮。这时,她所有的叙事都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成功地将处于激动状态的观众带入到了她精心构建的爱国叙事当中。
哈佛女孩的爱国演讲,只有在反智主义盛行的国家才会成功。她完全有理由认为她言下的爱国建立在她个人经验之上,而我们永远无法否认一个人的经验。当然,我也没有兴趣和资格去质疑一个人的动机和品格 。我真正想审问的是,如果站在“无知之幕”的后面去思考,我们会认为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顾一下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所谓爱国,其实应该回归到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不是落脚到国家本身。如果爱国就是纯粹的爱国家,那么国家的存在对国民而言又有何意义呢?
爱国是发自人类内群体偏好的本能,但这不应该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你们”的认知和情感。爱国能带给个体积极的情感体验,能让个体享受在与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互动中获得的自尊感和归属感。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是个体在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观念,如果该观念成为排斥“他者”的偏见,那么这种爱国就会使得国家偏离了立足于维护本国国民福祉的政治实体。
可是在现实当中,爱国主义往往成为流氓的庇护所。常年的单一话语规训使得许多人缺少理解复杂社会议题的能力,一旦发生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危机,他们就会依靠规训下获得的经验对事件进行简单地归因。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等简单的二元论自然成为他们思考社会议题的思考模式。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打破社会议题当中他们认为的“恶势力”,以实现一种虚幻的满足感,或者宗教般的救赎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抵制肯德基的群众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
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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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哈佛女孩与她的爱国叙事
爱国不应该是对身边的不义视而不见,而对千里之外的“敌人”义愤填膺,更不应只是一番宏达的道德宣言。
前几日,微信群广泛流传一位哈佛女孩的爱国演讲视频。至今无法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要点开看,因为观看时心底泛出的那股冷彻心扉的悲凉让我难以忘怀。这位哈佛女孩在视频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学基本常识的惊人无知,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和对逻辑的无视让我极度失望。
不过,她非常善于叙事。叙事能力的强弱在于是否成功将别人带入自己构建的话语体系。很明显,对于没有接受过批判性和逻辑思维训练的人来说,她富有感染力的叙事风格充满迷惑性。那么,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将国家拟人化。共情是道德的起源,人类所共同拥有情感在互动中形成了人类社会默认的行为规范。因此,爱国主义之所以在人类各种道德原则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根源在于能够引起一国公民的情感共鸣。然而,爱国主义所赖以维系的,往往是在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中塑造的一种具有国家形象的人格。当国家人格化了,国民便可以与该人格进行情感互动,由此产生共情。尤其是经过社会化,该人格更加丰富多元,爱国者得以在互动中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哈佛女孩在视频和后来发表于FT中文网的文章中充满了对国家拟人化的描述,她口中和笔下的国家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或父亲,赐予了儿女们稳定安康的生活。
其次,将流行元素注入人格化的国家当中。她十分聪明地以年轻男女朋友关系作为引子,一句“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便将男女朋友之间的安全感与公民安全需求偷换概念。这一焦点转移竟如此成功,以至于观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安全感是国家赋予的一种爱。不过,后来她在文章中解释说安全感包括“国家层面的安全感和政府满意度”,而她想表达的是前者。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她不可能不明白,安全需求是公民让渡权利以换来国家作出的秩序保证,其中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市场稳定。但是她将最基本的国内政治局势大体稳定和主权不受侵犯纳入到“国家层面的安全感”,将在安全方面更为丰富的权利诉求纳入到“政府满意度”的范畴,成功完成了对安全感概念的重新建构。如果这样的“安全感”是“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那么朝鲜人民也就的确拥有了痛哭流涕的理由。
第三,混淆是非。她在演讲中提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经常被老师安排发言,这是因为老师觉得中国很重要。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欧美学校基本上鼓励学生自愿发言,很少刻意安排。“安排学生发言”是因为某些课堂任务需要学生做展示(presentation)或者学生发言太少。而中国留学生主要围绕涉及中国的话题发言并非主要因为老师很想听中国留学生的声音,而是因为不少中国留学生对中国以外的事务很少关心或过于无知。笔者在英国求学时发现,所有的公共讲座如果跟中国无关,极少看到中国学生的身影。而面对外国人对中国经常表现出来的偏见,中国留学生会本能地产生对话和沟通的欲望。
第四,反复用口号。口号的作用在于其心理暗示的功能,而它最大功效需要在群体中体现。因为口号可以激发群体的共同情感,特别是群体非理性,使得个体被群体情绪所感染。哈佛女孩反复用梁启超的口号,明显将现场气氛引向了高潮。这时,她所有的叙事都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成功地将处于激动状态的观众带入到了她精心构建的爱国叙事当中。
哈佛女孩的爱国演讲,只有在反智主义盛行的国家才会成功。她完全有理由认为她言下的爱国建立在她个人经验之上,而我们永远无法否认一个人的经验。当然,我也没有兴趣和资格去质疑一个人的动机和品格 。我真正想审问的是,如果站在“无知之幕”的后面去思考,我们会认为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顾一下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所谓爱国,其实应该回归到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不是落脚到国家本身。如果爱国就是纯粹的爱国家,那么国家的存在对国民而言又有何意义呢?
爱国是发自人类内群体偏好的本能,但这不应该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你们”的认知和情感。爱国能带给个体积极的情感体验,能让个体享受在与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互动中获得的自尊感和归属感。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意志和集体意志是个体在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观念,如果该观念成为排斥“他者”的偏见,那么这种爱国就会使得国家偏离了立足于维护本国国民福祉的政治实体。
可是在现实当中,爱国主义往往成为流氓的庇护所。常年的单一话语规训使得许多人缺少理解复杂社会议题的能力,一旦发生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危机,他们就会依靠规训下获得的经验对事件进行简单地归因。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等简单的二元论自然成为他们思考社会议题的思考模式。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打破社会议题当中他们认为的“恶势力”,以实现一种虚幻的满足感,或者宗教般的救赎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抵制肯德基的群众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
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