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刘嘉青兄许久之前发送给我的一篇文章，让我代为保存。如今他已失去自由数月，其中境况不得而知，希望他尽快脱离困境。
我的父亲1942年生,新中国成立时7岁,说他成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新中国,应该是合适的。
要说我的父亲,得先提一下我的爷爷,我爷爷解放前是贫农,解放后自然就参加了农会,并入了党,不久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副书记。他忠诚严格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打土豪斗地主他有份,58年公社化大跃进他有份,他把自家牛栏拆了,锅砸了,桌椅坛坛罐罐都搬去祠堂充公,以支持公社化大跃进,公社开饭前要唱歌,不唱的,他不让人家吃饭。浮夸满报他有份,导致吃野菜，米糠,我有个堂爷爷就是因为吃米糠拉不出大便,活活撑死的。爷爷已作古多年,作为他的后人,我诚恳地向曾经受到他伤害的人道歉,不管是已故去的,还是仍健在的,请原谅！自然后来我爷爷也为他的作为付出了代价,文革中,他被打倒,受了不少罪,而为此付出更大代价的是他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
父亲书读得不错,字也 写得好,在有病在身,一个月没去学校的情况下,仍然考取了当时的井冈山医学专科学校。但因为最后确诊为肺结核,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较快根治,无奈,父亲只好休学在家治病。我爷爷听信别人馋言,说你就一个儿子,如果读大学去了城市里工作,找了城市的老婆,就不会对你好了,还是留在身边好。在父亲病好些后,就安排到镇小学当了名民办教师。有了工作,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文化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而且还是干部的儿子,在那个不断运动的年代,确是很风光,在几千人大会上作报告是常事,在万人大会上发言也经历过。尽管学校催了几次回校复学,父亲最终没有去完成学业。风光的下面,埋下了很多仇恨的种子。父亲经常跟我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打过任何一个人,没有强制要求过任何一个人交 出钱财,自己也没有私吞任何钱财。我了解他的为人,相信他说的话。但他参与了这些运动,喊了口号,说了当时认为正确的话,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同时也给不少的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这里,我只能向曾经受我父亲负面影响,但没有报复他的人道歉,而那些曾经想置我父亲于死地,并在后来不断寻机报复的人,我只能说你能放下,我也能放下。
浩劫开始了,先是打倒我爷爷,父亲不服气,也写大字报维护我爷爷。这时有人说了,要打倒老的,必须先打倒小的,小的有文化。于是,他们给我父亲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觉得我父亲还不老实,就编了个故事,说我父亲强奸了很多个小学生。很快,父亲被抓,判死刑,罪名是强奸幼女。当时枪毙人是要大队书记盖章同意才行,父亲命不该绝,当时的大队书记把公章藏起来,说什么也不盖这个章,接着我们村及附近村的很多人联名担保我父亲没有做这种事,最后这个案子不了而了。命是保住了,父亲还要背负反革命的罪行,所以书是不能教了,经常还要拉去批斗一翻。在这个黑暗的时期,父亲留下了一条命,已是不幸中的万幸。父亲当时的俩位同事,俩位小学女教师,一位在批斗会上被打残,在送去医院后,还被追来的红卫兵在医院枪杀,另一位更残,折磨她的人把农村用来夹木柴烧火用的铁夹,插进她的生殖器,被活活折磨而死。近三十年没有抽过烟的父亲,开始抽烟了。
文革后,要求平反的信寄了很多出去,但我父亲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后来,父亲就把这事放一边了,和我母亲一起拼命地干活,种地,农闲时去砖窑厂挑砖,别人家建房子去做小工等,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午太热,实在干不了活,就等晚上月亮出来了再去干,出去干活时,身上带的井水不够喝,就喝池塘里的水。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每年能准时交上国家的税(公粮，购粮),每年都是老黄牛在前面拉,中间是父亲拉,后面是儿子推,送几板车黄橙橙的谷子去粮站,尽管受尽刁难,但每年还是按质按量地完成了任务。另外就是奉养我爷爷及供我们四姐弟读书,每个学期开学前,父亲都要清查一下家里的农作物还有什么能卖,拿去卖了凑足学费,即便这样,偶尔也要向亲朋暂借些钱或拖迟些时日才交足学费。每年年底,父亲都要算算今年有没有钱余下来,基本上都没什么钱剩余。到年三十给我们四姐弟每人几块钱作压岁钱,并叮嘱过了年初六就要如数交回,不能花。直到89年我大姐到深圳打工后,家里经济才宽松些。年底一算帐,结余了六百多块,父亲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以前只有看到我们拿奖状回来才会有,年三十,父亲高兴地对我们三姐弟说,今年每人十块压岁钱,而且不用交回。1992年元月,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母亲突然得了眼疾,开始诊断为青光眼,后来经我父亲的一个同学确诊为视神经损坏。父亲的同学严厉地责怪我父亲,说我母亲的病是因为长期过度劳累,营养又跟不上导致的。父亲很愧疚,但我们姐弟都理解父亲,上天送他到人间,是给他配了副吃脑力饭的身体,而现实却压着他干苦活累活,负担这么重,没有母亲的超级勤俭节约,这个家怎麼撑得下去。从此我母亲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还要不断地治疗,经济状况刚有点起色,又陷入了穷困状态。我们三姐弟都升入更高年级了,学费涨了很多,学校的老师也聪明了很多,经常搞创收,课桌要掏现钱买,晚上睡的床板也要掏钱买,这个星期5块,那个礼拜10块,名目多得很,不怕你想不到,就怕你没钱。经历了人生这么多挫折,从不信鬼神的父亲开始迷信了,又是请菩萨,又是请风水先生,一时间巫婆神汉成了我家的常客。自己的命这么苦,又求助无门,就只能祈求鬼的原谅,神的帮助了。
93年,我初中毕业,中考成绩高出我所报考的中专的录取线30分。虽然我哥和我二姐都落榜了,父亲还是有些高兴,四个终归还是有一个有出息了。在家里等呀等,等来都却是高中录取通知书,父亲懵了,又是找学校,又是找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正式的表格上填写的志願是区外中专,不是我在草表中所填的区内中专(区外中专比区内中专录取线要高,当时填报志願是学生填草表,交给老师,老师抄到正表上去),又一个希望落空了,父亲有些伤心,但听到老师们的安慰话,你儿子这么轻松就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读多一年高中,将来考个好的大学没问题,说不定因祸得福。父亲也只能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家里就剩我一人读书了,我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可以去学校饭堂打点新鲜菜吃(初中时每个星期都是两瓶咸萝卜干)。但父亲的生活依然是那样的辛劳清苦,他要继续为我母亲的病求医问药,他要为把他及全家从苦命中解脱出来而求神拜佛。有个风水先生说我家房子的梁木被人做过手脚,有不吉利的东西在上面。父亲就打定主意,要在我高考前把旧的土砖瓦房拆了,建青砖新房。这两年哥姐也交了些钱家里,大舅，大姨，大表哥都表示愿意借钱给我家建新房。95年下半年,父亲开始忙碌着进材料,请高人选日子,吉日吉时一到,开始拆旧房子了,房子是上午开始拆的,中午的时候已经把房顶全拆掉了。下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送来了我姐的一封亲笔信,她在广东出事了,遇到歹人,要家里拿几千块钱去赎人。父亲拿着信去找派出所,找镇政府,找县公安局,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无奈,父亲只有孤身一人坐上了去他从未去过的广东的车,按信上的地址,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我姐,当时人控制在当地人手里。父亲没办法,只好去找当地派出所，公安局,公安局的开着车到村子里,用喇叭告诉那些人,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然后就开着车走了。得到父亲传回来的这些消息,家里人又去找派出所，镇政府，县公安局,得到的答复是,去救人不可能,帮忙送钱去赎人可以。没办法,家里准备好赎金,交给一个见过些世面的堂叔,买了条好烟,备足了车旅费给了派出所的一个人民公安同志,由他们两人到广东与我父亲会合,就这样把人接了回来。十多天时间,父亲苍老了许多,母亲在家天天哭,最终她永远地看不见新年之后的我,她最疼爱的小儿子,那怕是把她的眼睛贴在她儿子的脸上,她也不知道儿子脸上的雀斑是多了还是少了。
旧房子已经拆了,建新房的钱用在救人上了,没房子住不行,没办法,只好向亲友们增加借钱,大姐已经是大龄姑娘了,不能再为家无度奉献了,也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着想了。母亲不光彻底失去劳动能力,连吃饭，洗澡，上厕所都要人照顾了。有人建议我父亲去托人情给我母亲办个残疾证,每月能领到20元救济款,父亲断然拒绝,他说有人因为有亲戚是民政局局长,三十多岁完全健康的男子汉,还能每月有50多块的救济款,一个残疾人每月拿20块钱,还要请人吃饭,这种事不干。
过完年,回到学校,进入了人生最关键的时期了,几个月后便要一考定终生了。老师说我变了,之后不久,我听说曾经有个女孩因为考上大学,而久病卧床不起的父亲自杀了,走前留下一句话:女儿能考上大学,自己却没钱供她读,还成为她的累赘,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再后来,老师说我没救了。父亲为了这个家,还是起早摸黑,他没有察覺到儿子的变化,直到高考发榜后,他才知道儿子没能如他所愿,他伤心,哭了。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最后的希望完成他的心愿,秋天来了,又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他要他的儿子去复读,儿子不肯,他就把儿子的书桌抬到学校去,帮儿子交了学费,儿子就去学校把学费退了(扣了些钱),把书桌搬回家,有老师见到我说,某某考的分比你少,通过委托培养也上了大学,某某考上师专不满意,还回来复读,想考更好的大学。是呀！有钱真好,有钱可以买分,有钱可以买机会。儿子说要去广东打工,他不给儿子办身份证,不给路费,儿子只好自己去办身份证,时间在争执中流逝,身份证办下来了,父亲只好目送他的儿子背着包走向远方。
我出去打工后,父亲还是那样的忙碌,出了照顾地里的庄稼,回到家照顾妻子,没有清闲,唯一的清闲时间就是看天气预报。大姐，二姐都有了小孩,有时带回家,他也乐呵乐呵,难得的开心一下。父亲开始关心我们兄弟俩的终身大事,这个时候,我哥在外地谈了个女孩子,得到消息,父亲又乐呵了一阵。但过完年,女孩的父母便不让女孩与我哥联系了,原因是我母亲的这种状况,她们不能接受,她们不能让女儿跟着我哥过苦日子。父亲又开始唉声叹气了,母亲总是说是我害了儿女们呀！又过了些年,我嫂出现了,那年春节,哥嫂带着半岁的侄子回到家,抱着稚氣可爱的孙子,父亲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新年。
父亲还是那样的忙碌,但毕竟年纪大了,2010年收晚稻,父亲用了整整18天才收完晚。他彻底地累倒了,12月份他自己去医院治疗了三天,早上去,晚上回来,不能在医院过夜,因为家里还有妻子需要照顾,家务需要料理。2011年元月他又病倒了,这次他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二姐回家把他送去医院,这次他必须住院,家里就交给二姐了。春节又到了,这个春节我在家陪父亲过,我给他买了风衣，保暖裤，保暖鞋,父亲很高兴,但舍不得穿。年初六,父亲的病又犯了,我看见父亲痛苦的样子,心急如焚,急急忙忙把父亲送去医院。这次可能父亲感觉很严重,连续三个月犯三次病,一次比一次严重,看见儿子在身边,就叫我拿来笔纸,写下遗嘱:百年之后,留头发葬于母亲(我奶奶)旁,火化,骨灰撒禾水河中(我们村前的一条河)。信了这么些年的鬼神,终没有效果,父亲也释然了,还是回归自然吧！在医院照顾父亲的这些天,我发现医院里住着很多像我父亲一样的老人,有老伴的都是老伴早来晚归地两头跑,照顾病人,料理家务,没有老伴的就只能硬撑着自己照顾自己。和医院的医护人员闲聊,聊起现在的老人,个个长吁短叹,几乎每个人都能举出几个悲哀的例子来,很多子女在外打工,独居在家的老人,在死后数天,甚至数十天才被发现,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在家生病住院有医保,可以报销部分,跟子女在外面生活则没有,就是这个户籍制度,硬生生地制造了这么多的悲剧。
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忙碌了。
有人说,成长在红旗下是幸运的,生活在新中国是幸福的,我不忍心去问父亲是否体会到了这种幸运,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幸福,因为那样会勾起他无尽的悲伤回忆。
父亲现在最开心的就是看到他的孙儿,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孙儿不能走他曾经走过的路！
完成于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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