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钱杨之争的双方在政治上如此定位：
“这两个阵营大都可视为是认同自由价值的人群，但在如何实现自由方面，或者说就国家政治转型路径而言，双方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的分歧：一方面的人不否认，甚至公开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经由现政权本身的改良以达成宪政，获得自由；另一方面的人则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通过终结现政权的变革来建立宪政，获得自由。”
首先澄清一个事实：这是弥天大谎。就我视野所及，给钱杨打抱不平的代表性学者肖雪慧、萧瀚、郭于华等，在所谓关键问题上从不含糊，从未承认过所谓合法性，从不认为只能经由自身改良才能达成宪政。给无关革命改良的钱杨之争，硬贴上革命改良的标签，自己则抢占革命的道德高地，这不厚道。
回头再说革命改良之争。这也是伪问题。
对所谓革命改良之争，维权领军人物郭飞雄早就一语道破：“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
但在我看来，革命改良之争岂止“属低学术性质”，更“属低现实含量“：改良无力，体制自救之路不通，早已为胡赵惨败所证明，并不是今天某些人的发明。但体制外的革命难道不是更无力？一方面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即已流行的“只有两三年了”的危机革命预言，何尝应验过？
无论单靠改良，还是单靠革命，事实上都走不通。而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清末即已如此。辛亥革命的胜利不是单一路径的胜利，如郭飞雄所称，应归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没有革命党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没有立宪派在各省独立，没有袁世凯凭借北洋系的强大实力逼清廷退位，三元素的任何一种元素缺位，辛亥革命迅速和最小成本的胜利，都是无从想像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转型之路比百年前的清末，更复杂更不确定。 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今天朝野力量的对比，跟清末更悬殊。单一路径更不可能完成转型，比之清末，更迫切地需要合力，即郭飞雄所说的改良改革革命三者“高度协同”。或者换句话说，今天转型能否成功，就取决于最大合力能否形成。惟有最大合力，才能克服转型的结构性阻力。
所以，今天的转型路径之争，不是什么革命改良之争，而是要不要合力之争。如果承认需要合力，就必须最大容忍。容忍当然指容忍差异，容忍多元，容忍无害他人的不同选择。如何对待差异，如何对待多元，如何对待不同选择，就成了能否汇聚最大合力的关键因素。
容忍不仅是策略所需，也是基本的政治正确，这基本的政治正确就叫有限理性，就叫谦卑，即你没有权力不容忍，因为你不是上帝，你不可能垄断人类进步的秘诀，没有任何人可以垄断人类进步的秘诀，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进程，对每个人的开放，每个人都有权以他认为最适合他的位置、最适合他的方式来参与、来试错。
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尊重不同选择，当然不能没有底线，在我看来，底线就是不作恶，就是不站到专制一边。只要不作恶，不站到专制一边，就都是朋友，都要尊重。这才能激发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以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为基础，海纳百川，不仅形成最大合力，而且形成最大限度的社会纵深动员机制。
这种容忍为前提的变革，是手段跟目的统一的变革，最人性化、最符合自由精神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全新的，三千年中国史，从不曾有过这样的变革。中国不缺所谓革命，但都是排他的、不容异己的、不容自由选择的所谓革命。独断和强迫症是其鲜明特征，不站到我这边就都是敌人，为此不惜欺蒙、绑架、裹挟。这种不择手段的所谓革命，最终必然异化，必然走向专制。
是全新的变革，即容忍为前提的变革，符合现代文明基本要求的变革；还是排他的、唯我独尊的传统革命，中国今天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所谓转型路径之争，无非如此而已。容忍自然就包括了容忍不作恶的体制内人士。这不仅基于人道，也是为了尽可能分化体制，孤立体制，而强化变革力量。这本来很好理解，偏偏一直遭到攻击和污名。必须承认，传统革命毕竟形塑了几代人的心灵，今天很多真诚的抗争者，仍受传统革命局限；如果不那么真诚，而是怀抱当年刘邦“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之志，则更要深陷传统革命的泥沼，更要排他、更要唯我独尊。主张容忍不作恶的体制内人士，更被他们视作大逆不道。甚至无须任何证据，直接歪曲为“公开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经由现政权本身的改良以达成宪政。”如此公开栽赃，缺乏起码的政治诚实。
这就又要说到郭飞雄。郭飞雄无疑是合力论者，主张改良、改革、革命“高度协同”。但这并不构成他对体制内力量的任何依赖。恰恰相反，这依赖是他最警惕的。他反复强调，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不应将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仅仅依靠体制内改变，并不够，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真正的变革，只能从官民、内外、上下的多元变量耦合中产生。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必须经由公民社会的播种机落地生根，因体制内外合力催化，才会盛开宪政之花。这是郭飞雄设想的转型之路，也是我跟郭飞雄的共识，相信也是这次给钱杨打抱不平的很多学者的共识。这跟单一路径的所谓改良，何尝有半毛钱的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虚拟的革命改良之争，这些年不知炮制了多少话语泡沫，惹出了多少不必要的纠纷。这一切是到画上句号的时候了，是到面对真问题即如何汇聚最大合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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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革命改良皆泡沫，合力才是真问题
有人给钱杨之争的双方在政治上如此定位：
“这两个阵营大都可视为是认同自由价值的人群，但在如何实现自由方面，或者说就国家政治转型路径而言，双方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的分歧：一方面的人不否认，甚至公开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经由现政权本身的改良以达成宪政，获得自由；另一方面的人则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通过终结现政权的变革来建立宪政，获得自由。”
首先澄清一个事实：这是弥天大谎。就我视野所及，给钱杨打抱不平的代表性学者肖雪慧、萧瀚、郭于华等，在所谓关键问题上从不含糊，从未承认过所谓合法性，从不认为只能经由自身改良才能达成宪政。给无关革命改良的钱杨之争，硬贴上革命改良的标签，自己则抢占革命的道德高地，这不厚道。
回头再说革命改良之争。这也是伪问题。
对所谓革命改良之争，维权领军人物郭飞雄早就一语道破：“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
但在我看来，革命改良之争岂止“属低学术性质”，更“属低现实含量“：改良无力，体制自救之路不通，早已为胡赵惨败所证明，并不是今天某些人的发明。但体制外的革命难道不是更无力？一方面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即已流行的“只有两三年了”的危机革命预言，何尝应验过？
无论单靠改良，还是单靠革命，事实上都走不通。而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清末即已如此。辛亥革命的胜利不是单一路径的胜利，如郭飞雄所称，应归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没有革命党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没有立宪派在各省独立，没有袁世凯凭借北洋系的强大实力逼清廷退位，三元素的任何一种元素缺位，辛亥革命迅速和最小成本的胜利，都是无从想像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转型之路比百年前的清末，更复杂更不确定。 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今天朝野力量的对比，跟清末更悬殊。单一路径更不可能完成转型，比之清末，更迫切地需要合力，即郭飞雄所说的改良改革革命三者“高度协同”。或者换句话说，今天转型能否成功，就取决于最大合力能否形成。惟有最大合力，才能克服转型的结构性阻力。
所以，今天的转型路径之争，不是什么革命改良之争，而是要不要合力之争。如果承认需要合力，就必须最大容忍。容忍当然指容忍差异，容忍多元，容忍无害他人的不同选择。如何对待差异，如何对待多元，如何对待不同选择，就成了能否汇聚最大合力的关键因素。
容忍不仅是策略所需，也是基本的政治正确，这基本的政治正确就叫有限理性，就叫谦卑，即你没有权力不容忍，因为你不是上帝，你不可能垄断人类进步的秘诀，没有任何人可以垄断人类进步的秘诀，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进程，对每个人的开放，每个人都有权以他认为最适合他的位置、最适合他的方式来参与、来试错。
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尊重不同选择，当然不能没有底线，在我看来，底线就是不作恶，就是不站到专制一边。只要不作恶，不站到专制一边，就都是朋友，都要尊重。这才能激发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以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为基础，海纳百川，不仅形成最大合力，而且形成最大限度的社会纵深动员机制。
这种容忍为前提的变革，是手段跟目的统一的变革，最人性化、最符合自由精神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全新的，三千年中国史，从不曾有过这样的变革。中国不缺所谓革命，但都是排他的、不容异己的、不容自由选择的所谓革命。独断和强迫症是其鲜明特征，不站到我这边就都是敌人，为此不惜欺蒙、绑架、裹挟。这种不择手段的所谓革命，最终必然异化，必然走向专制。
是全新的变革，即容忍为前提的变革，符合现代文明基本要求的变革；还是排他的、唯我独尊的传统革命，中国今天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所谓转型路径之争，无非如此而已。容忍自然就包括了容忍不作恶的体制内人士。这不仅基于人道，也是为了尽可能分化体制，孤立体制，而强化变革力量。这本来很好理解，偏偏一直遭到攻击和污名。必须承认，传统革命毕竟形塑了几代人的心灵，今天很多真诚的抗争者，仍受传统革命局限；如果不那么真诚，而是怀抱当年刘邦“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之志，则更要深陷传统革命的泥沼，更要排他、更要唯我独尊。主张容忍不作恶的体制内人士，更被他们视作大逆不道。甚至无须任何证据，直接歪曲为“公开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经由现政权本身的改良以达成宪政。”如此公开栽赃，缺乏起码的政治诚实。
这就又要说到郭飞雄。郭飞雄无疑是合力论者，主张改良、改革、革命“高度协同”。但这并不构成他对体制内力量的任何依赖。恰恰相反，这依赖是他最警惕的。他反复强调，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不应将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仅仅依靠体制内改变，并不够，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真正的变革，只能从官民、内外、上下的多元变量耦合中产生。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必须经由公民社会的播种机落地生根，因体制内外合力催化，才会盛开宪政之花。这是郭飞雄设想的转型之路，也是我跟郭飞雄的共识，相信也是这次给钱杨打抱不平的很多学者的共识。这跟单一路径的所谓改良，何尝有半毛钱的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虚拟的革命改良之争，这些年不知炮制了多少话语泡沫，惹出了多少不必要的纠纷。这一切是到画上句号的时候了，是到面对真问题即如何汇聚最大合力的时候了。